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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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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敬爱他是因为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过去40年间，他有6位家人罹难：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是他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毛正在井冈山打游击。敌人对她说只要她公开断绝与毛的关系，就可以释放她，被她严辞拒绝，遂遭杀害，时年29岁。
杨开慧牺牲26年后，毛写了一首美丽的“蝶恋花”词纪念她。词里毛想象她就义之后，英魂飞上太空。在月宫里，吴刚为她献上桂花酒，而嫦娥则舒卷长袖为她翩然起舞。
除了这首词，我对毛的私生活和他与杨开慧的关系知之甚少。但这不成问题，我尽可以动用我的想象来填补空白。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不眠之夜：孤灯一盏，夜雨淋铃，萤火虫把他的心绪牵向他生离死别的爱人，思念的泪从不肯让人轻见……
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弟弟毛泽民、大儿子毛岸英也相继为革命牺牲，毛泽民于1943年为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所杀，毛岸英则由毛亲自送上前线，死于朝鲜战场的空袭。毛与杨开慧还另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杨牺牲后失散，另一个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我听了这些故事后深为感动，此后便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人。和当时全国人民一样，我尊其为赋予大地万物以生命的红太阳，他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1966年他虽是72的高龄，仍然伟岸健硕。他额头丰满，神采奕奕，透着一派伟人的睿智、健康与从容。
而在这个形象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他是一个15岁少女暗恋的偶像。他永远年轻英俊，身材削瘦颀长，头发乌黑，眉心微攒，也许他在思索中国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亦或正伤悼他早逝的妻儿？他重重的双眼皮，眼神温和，甚至带点忧郁。这个形象，全然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受伤害的人，一个悲剧英雄。像普罗米修斯，他把火种播向人间，自己却不得不忍受着宙斯的怒谴，被锁在高加索的山顶，肝脏夜夜受恶鹰的啄食。但他义无反顾，九死不悔。
我愿为这样的英雄作任何牺牲：去睡在墓穴里，喝下一瓶毒药，将利刃刺进自己的胸膛。是像朱丽叶那样殉情么？不对不对，我是说我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了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的身体可以被枪弹射穿，骨头可以被砸成粉末，但我的一颗红心海枯石烂也不会改变，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比较这两种热爱，我不知哪一种更为强烈，我只知道当它们的能量汇集之时，我便好像成了一块燃烧的火炭，熊熊地散发着太阳的光焰。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满天星斗便悄然隐人苍穹。开始我根本不曾意识到我梦中的英雄已被我遗忘，直到有一天，他不期然而然地又出现在我的梦里。
这时我在参加一个批斗大会，记得早些时候我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过这类集会。是6月还是7月，批斗的是谁，我已全然记不得清楚。（1966年从早到晚就是开这些大会，挨批的人数不胜数。过不了多久我就将它们全弄混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一直下着瓢泼大雨，会议连续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大雨淋在来自北京各地八千人的头上，真像是火上浇油，随着一声声霹雳，“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响彻云霄。愤怒的人们还时不时冲到球场中间对小一排黑帮们拳打脚踢，并拼命按他们的头。发言被迫中断，反正也没人在听。
批斗会仍在继续，我在雨中从头到脚瑟瑟发抖。为什么会感到这么冷呢？不是冷，是害怕。我不明白这些人何以对我充满仇恨？我做了什么坏事？哦，对了，昔日的革命者现在就是走资派，我们过去的奋斗牺牲现在全成了罪状。我的四周群情激奋，人们高喊着：砸烂狗头！炮轰！油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群众把我团团围住。他们拽住我的胳膊，将它们扭在背后，把我的头使劲按低。这是有名的喷气式。他们解下皮带，用力抽打，结实的军靴踢在我的背上，旧日的伤口再度开裂。那是过去敌人留在我身上的创伤。我想开口说话，但我没法说，满嘴都是鲜血，而且根本没人要听我的。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我的罪行。细细的铁丝嵌进我的肉里，我并不感到疼，但我流泪了。过去我被敌人摧残得死去活来，从来都流血不流泪。如今我挚爱的人民对我恨之入骨，怎能让我不悲哀？“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被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蒙蔽了，你们危险哪，党和国家危险哪！擦亮眼睛好好看看。巴！认清那些暗藏在你们身边的敌人！”我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但我得捱过这一轮羞辱折磨，活下去，有朝一日我会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革命的伟业万不能付诸东流……
我的英雄就这样又回到我的梦中。其后，我白天想着毛，晚上则与我的英雄同在。这两位我挚爱的人儿似乎势同冰炭，不能相容，害得我开始患上了失眠症。
13 在风暴中心
1966年5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良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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