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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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这样，也抵挡不了这些蚊子的袭击。成百只蚊子在空中飞舞，像一团乌云，追着我咬，嗡嗡声酷似电影里日军轰炸机发出的声音。
　　想想那个后生的遭遇，巴，手脚被绑不能动弹，被遗弃在沼泽地边上，太阳下山后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孤身一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听任这些恶蚊来叮咬、吸血，直至死去。虽然过去我竭尽所能设想过千百种严刑拷打和死于非命的场景，这种死法仍教我不寒而栗！
　　他在那样的场合又能怎样？在地上打滚？那只有更糟。一出汗，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叫喊？诅咒？求神？祈祷？什么都不管用了，整个人类都弃他于不顾，天聋地哑，他惟有独自饮泣，哭他的苦难，哭他的命运。
　　他死之前想了什么？也许他回忆起爱过的人，回忆起父母妻儿，他们在梦中是否听见他绝望的哭声呢？难道他们也抛开他了么？与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就像当年的婶婶一样？是人总不该落得这么个死法！右派也不该！杀人犯也不该！
　　也许当地人说得对，他会变成一头鬼。他受了如此冤屈，在地下身心不得安宁。他必不断哭泣，呼号，让这个地方同样不得安宁。他是不是要找个替死的，好让他去复仇，但是找谁复仇呢？找蚊子？找看守？找那些送他来这儿的人？找出卖他的朋友？低毁他的同事？背弃他的家人？这个年轻人是罪犯，不是英雄，但是一如壮士，他踏上的也是一条永无回归之日的苦难里程。我真为他难过，为他悲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这么想下去会走火入魔的。难道他的鬼魂真就附在我身上了么？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知青下乡的运动过去17年了，许多人谈起此事依旧怨气冲天，他们把这场前后持续10年、有200万年轻人卷入的运动称之为“荒谬的错误”，或至少是“蹉跎岁月”。这么说大抵错不到哪儿去，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美国几年后，我对这场运动的愤懑逐渐平息，甚至庆幸我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
　　在农场我学会了阉猪崽，砌耐用的火炕和打好烧的火墙，用木铲扬场，使镰刀割豆……我并不是说在农场学到的农活把式现在对我还有多大用，但是知道自己会干这些活儿，而且还能干得颇出色，我便打心眼儿里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在评终身职时睡不着觉，我不仅仅会教书，还会做农民和工人的活儿，如果我不能用头脑和笔杆糊口，我还能用肌肉和筋骨养活我和儿子。
　　北大荒的年头教会我如何在极紧的预算下从容地生活，现在我便不必整天为挣额外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的那部分钱发愁。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有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如沉溺于文学中，写我现在写的故事。不然的话，生活在没有铁饭碗的外国，恐怕我得力挣更多的钱而从事一份不感兴趣的职业。
　　当然，在1968年，我不可能看到今天。我感激北大荒有别的原因：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到850农场后两个月，只要午休还剩5分钟时间我都可以打个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姐。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在一个下雪天匀一天时间去看她。
　　当我们走进曹的宿舍，只见她一个人向隅而坐，面壁发呆。我们叫她，她一动不动，再叫她，这才慢慢转过身来。不到3个月时间，她瘦得皮包骨，更糟的是，刚开始她似乎不认识我们，过了一会，她突然大声说：“我坦白！我反对毛主席了！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
　　她在胡说些什么？！她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在这儿，她没朋友，没同学，周围都是陌生人，得的又是这么一种病！为什么领导……我们见此情形不知所措，都吓得哭了起来。曹倒是唯一不哭的，她怔怔地望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非常隔膜，既不高兴也不悲伤。第二天我们回去，赶忙写信告诉她的家人。后来我们听说她父母来把她带去了山东的五七干校。这件事说明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北大荒的生活，只有那些体格强硕、精神健全的人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曹和那些半道上走的毕竟还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为多。我们主流，就像口号说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我还不够茁壮，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下乡的最初3个月，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很难坚持工作到中午。
　　从前我在家里一向晚睡晚起，早上基本不吃东西。我来农场后才意识到早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早餐不吃上两个大馒头，到了9点钟肚子就咕咕叫了。捱到10点，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尽管在大夏天，都会手脚冰凉，虚汗直流。有时我会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遇上这种情况，我得马上坐下来将头架在双膝上休息一阵，不然我会昏厥过去。
　　我知道后果，颇为害怕，但是凌晨5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后，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馒头在嘴里嚼呀嚼，就是咽不下喉咙去。这当口，别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两三个大馒头，有的甚至要吃4个。我真是恨自己的身体，这么不可理喻！我发誓要克服这个毛病。改造！我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爱贫下中农之所爱，这还不够，我必须从精神到肉体学习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架独轮车。“小车不倒只管推！”哪位英雄人物说的这句话？的确有点哲理，只要我的骨头没有散架，只要我身上还剩一分力气，只要我还有一口呼吸，我就要赶上别人，决不落后！
　　于是我干活时不松劲，用足全部力气，同时有一个声音大喊着从我心底冲出：我真希望此刻一跤倒在地上，像一口袋麦子那样落在地上，就这么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体力劳动的确使人头脑简单，我所有的想法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想法盘踞在心中。但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不应该纵容自己这么想，这不是鼓劲的好方法。
　　那么怎样鼓劲才对呢？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考验，是一次审判，是一条火线，如果我能坚持住，我就是胜利者，是英雄，如果我倒下，就什么也不是，是狗屎堆！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二姨说一个人要有志气……村里的农民怎么说来着？“人的力气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力气是用不完的，只会越用越多。”这些话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坚持住，果然慢慢越于越有劲，农民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其他的知青想必也经过类似的艰苦历程，他们不知用的是什么话给自己鼓劲。初到村里，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抬一袋11多斤重的麦子都很吃力，到了第二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单独扛着麦包走了，而且还能走一两块跳板，把麦子扛到卡车上去或倒在谷仓里。
　　农场的活儿十分累人。有个比喻很形象：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于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三百二十大毛”，北京青年不无挪揄。我不知别人怎么看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这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