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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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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艘患抑鳌�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梅花；一枚玉坠，碧绿晶莹，状如葫芦；还有珊瑚珠子；墨旋；骨牌；绢花发卡；绣花手绢；长满钢锈的古钱；……许多小玩艺儿都有一段故事。奶奶讲述这些故事时，时间在不觉中逝去。夕照中大人们一个个下班回家了。
晚上6点半，一家人围桌团团而坐，端上来的饭菜热气腾腾，鲜美可口。菜肴放在饭桌中间，大家用筷子随意往自己的碗里挟，没人硬让谁吃什么，还说这样东西吃了对人有好处，也没人禁止谁在饭桌上说话。既然一大家子好容易坐在一起，很自然他们会谈及白天的见闻。即使有人开怀大笑，也不会有失体统，笑一笑，十年少嘛。若人回来晚了——姑姑在医院脱不开身或婶婶误了一趟车——也不要紧，会给她们留起足量的饭菜，这样的晚餐每个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饭后，叔叔有时会带小牛、小强和我去就近的东安市场逛一圈。当时的东安市场内各类私营小店星罗棋布。叔叔偶尔也会解囊，给我们买上点小玩艺儿：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动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几个钱，我们却能爱不释手地玩上好一阵子。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家伙从此对叔叔怀恨在心，而叔叔对此却毫无防范。他当时问心无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
反右运动终于让这些领导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大权在握，定一份本单位的右派名单真可谓易如反掌。叔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根据当时的理论，既然叔叔是资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意识到也罢，意识不到也罢。
谁也不敢对这一理论说半个“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领导手里还有不少右派帽子等着出送。整个运动过程中，叔叔始终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找地方申诉，控告那几个领导的行径。就这样，虽然我儿时见叔叔舞刀弄枪，觉得他英勇善战，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轮政治斗争中就一败涂地，20余年不得翻身。
父亲和姑姑则比较幸运。父亲是老革命，政治经验颇多。在晋察冀，他就听到不少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言。姑姑则性格内敛，秉承了奶奶与人为善的脾性，不见圭角，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当年我对叔叔政治上的麻烦一无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踪影全无，母亲说叔叔是去一个盐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后，再没人带我们去东安市场逛店，也没人为我们表演武术了，于是长夜变得有些无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许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样难过，因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个好朋友出卖的，当时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这三个人面前说学院领导专派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出国，而从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么做难免让人不服。反右一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可是对党不满的证据。接下来他就有幸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右派，那年他才19岁。
22年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数究竟是哪个朋友出卖了他。他一脸漠然，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纠缠过去的事有什么意思？对谁都没好处！”
话虽不错，我却禁不住总想把这类事弄个水落石出。大人们越把一些式瞒着我们，我就越要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20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是否为了这原因，反右之后，姑姑的朋友周末不怎么来串门了？即便有朋友来，也开始感到游廊里说话不自在，他们更愿意把茶搬到屋里喝。姑姑性本文静，在运动前也不露山水。运动之后，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渐渐地，年青小伙子不再踏足她的领地，她也不怎么在乎。她越来越不爱交际，常一个人静静呆在家里。
再往后，我们就搬出来另住了。父亲对奶奶说他单位分了房，离他和我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近。这是实话，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反右之后，政治气氛一天天紧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而奶奶是剥削阶级，叔叔眼下又划了右派，能不划清界线？再住在奶奶家显然不合适。孔子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断文识字，天天看报，只怕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点穿，也不挽留，只说冬天来了，住得离单位近的确方便。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从不使人难堪。
搬出来以后，到了周末父亲仍带我们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满意足的好心情却已一去不复返，平日里她既想念我们，又牵挂叔叔，年复一年，叔叔那边的消息越来越糟。
叔叔初到劳改盐场时，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好象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倒是一辈子扛活的。他以为这样便能使领导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感动管制劳改犯的干部了。4年过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转眼到了1962年，一个早晨，全国报纸的头版突然都登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社论竟然警告人们：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一旦共产党和国民党开战，苏联和美国必将插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一时间，疏散城市人口，部队和民兵都进入战备状态。
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焚烧医院，……反革命分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60年代初中国人就这么看反革命分子，叔叔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生活的逻辑就这么荒谬，叔叔为了顾家念家，反倒落了个无家可归。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北京，婶婶关着房门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出来时却一脸平静，直奔法院申请离婚。因为这是革命行动，法院很快就同意了，并把两个孩子判了给她。婶婶这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没人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但谁都知道，她如果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她和孩子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时她对叔叔有朝一日还能平反已经彻底绝望了。
然而到了1980年，叔叔居然就平了反，清清白白回到北京。他的档案记载的正式结论说1957年的右派是错判，1962年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也不成立。一句错判，轻描淡写，可惜党却花了22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试问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叔叔回到北京后，又和婶婶复了婚。其实那些年中，婶婶从来不曾离开过奶奶家。她不但没有改嫁，还一力带大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社会，人们大概会为她造一座贞洁牌坊，街坊邻里都会为她感到面上有光。现在立牌坊当然谈不到了，但认识叔叔和婶婶的人还是为他们的复婚高兴。
传统上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悲剧总是不大对我们的胃口。所以我愿意这样来结束叔叔婶婶的故事，他们22年历尽艰辛，坚贞不渝，终于苦尽甘来，二人重结连理。小牛和小强跑出来迎接父亲。他们含泪告诉老人这些年他们如何把他的爱深藏心底，终于等到骨肉团聚这一天，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叔叔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婶婶早生的华发，心中涌起爱怜与感激之情。婶婶把叔叔的手紧紧攥住，无声抽泣，涌出的是幸福的泪水。她看到59岁的叔叔满头霜雪，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不用说这些年叔叔经历了多少苦楚，她的心同样泛起疼爱的涟漪。自此，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结局连石人听了也会感动得泪流成河。
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7 机关大院
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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