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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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　月20日。南京蒋介石官邸。

气氛异常严肃紧张，杀气腾腾。

蒋介石怒目扫视着在座各位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

庞炳勋、萧之楚垂头丧气，一言不发。自知六七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只能跟着徐海东部近三千人的屁股跑，愧对蒋总裁的信任，大气不敢吭。

王以哲有些幸灾乐祸。红二十五军从东北军围攻下的鄂豫皖转移时，蒋介石嫡系将领，对王以哲等东北军说三道四。而现在呢？一支无吃、无住、疲惫不堪的“儿童军”在几万蒋之嫡系军队的追堵下，像条巨龙，来去自如。坐在蒋介石对面的国民党陕军首领杨虎城心里很矛盾。蒋介石向来不欣赏他的地方保护主义，对自己的指令，杨虎城总是打上三成折扣。徐海东来陕南已五个月了，不但没有及时被消灭，反而站稳了脚根，造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局面，自己也有责任。

唐俊德却跃路欲试，表情激动。他是国民党驻郑州第九十五师师长，对红军一向不放在眼里，狂妄至极。这次，蒋介石要他来参加这个高级将领会议，是要他去陕南围攻红二十五军的。他恨不得马上飞往陕南，取回徐海东的头，到他的主子这儿邀功请赏。

会场死一般沉寂。

蒋介石思绪也很乱，不知从哪说起，把围攻徐海东部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给东北军的王以哲？不行。他会自行其事，借机发展自己；给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不行。他追堵无功，无以服众；萧之楚、唐俊德？不行。资历浅，难以当此重任。

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把目光移到陕军杨虎城身上。

“杨兄！”比杨虎城年长六岁的蒋介石表面上很尊敬这位名震西北的地方实力人物，他温和地说：“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确定统一‘围剿’徐海东部‘匪军’的指挥权，我看如此重任，非君莫属呀！”

“还是由王军长或庞军长担当，更为合适！”杨虎城方形敦实的脸，笑了笑说，“徐海东部红军，一支远来的溃不成军之师，却在我的辖区生根、开花、结果，我有责任！”杨虎城把“我的辖区”说得很重，意即让在座的所有人听明白，这次战役是在我的势力范围内，那么，最高指挥权，理所当然是我的。

“徐海东是文明社会的一大害。他诡计多端，骁勇善战，非同仇敌忾，协同作战不能消灭。我在鄂豫皖不也没置他于死地吗？”一向孤傲、果敢的蒋介石，一提到徐海东的名字，不免也有些畏惧、心虚。因为，他早已领教过徐海东的厉害，尤其他的声东击西、昼伏夜行的游击战，更使蒋介石毛骨悚然。

蒋介石马上意识自己有些失态，有失总司令的威严。他马上干咳两声，正色宣布命令：“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三个师（即第一○七、第一一○、第一二九师），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萧之楚第四十四师、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十七师五十一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统由杨虎城将军指挥，即日向徐海东部鄂豫陕边区发动‘围剿’，5　、6　、7　三个月内将其完全消灭！”

5　月上旬，敌人“围剿”开始。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在雒南县城以东、以北展开，向南进攻；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由郧西上津向北进攻；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警备第一旅两个团，警备第二旅两个团，特务第一旅两个团，则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

敌人气焰嚣张，杀气腾腾，徐海东和全体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们，又面临着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不幸的是：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　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同志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面笑容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都不愧为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伤还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光靠政委吴焕先（此时，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一个人唱独脚戏，他暗自说：“我要尽力多多去工作！一定要使这支革命的种子转危为安！

徐海东察觉敌人的企图后，于5　月11日对部队进行了整训。红二十五军拟首先攻占山阳县城，创造有利的反围攻战场，由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等领导豫陕游击师开展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山阳守敌有陕军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14日红二十五军从三面攻城，敌县长和县政府官员弃城逃跑，盘踞在城东北苍龙山据点之敌，凭借坚固工事，固守待援。红二十五军攻击未克，遂改变决心，南下郧西地区。

鄂北郧西。红二十五军临时指挥部。

秦岭南麓的5　月，虽是一片春意盎然，勃勃生机，但偶尔也有寒流的袭击。不管寒流多么严酷，也不可能挡住春天的脚步。

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正在研究怎样打破敌人的这次围攻。

军长程子华忍着伤手的剧痛向同志们作了报告，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很漂亮，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运用了正确的战略策略。1930年冬，根据敌人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围攻方针，毛泽东等在小布的战前动员大会会场上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以此为反围攻策略，先后取得黄陂、东韶战斗的胜利，粉碎敌人第一次围攻。

程子华声调激昂、语气慷慨，两只缠着绷带的手，不时在空中比画，他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他继续说：“1932年2　月，七倍于我军的敌人，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围攻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提出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先后取得富田、白沙等五个大胜仗，迫使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狼狈逃回南京。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于1931年7　月亲任总司令，随带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率十倍于我军的兵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分三路向中央苏区疯狂扑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打法，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五天之内三战三捷，最终打破了蒋介石的围攻！”

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军事才能使与会者完全折服了。程子华说完，会场突然静了一会儿，大家也许是希望军长继续讲下去，也许回味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经过，也许在思考，目前红二十五军应该怎么办？

“我们也来他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不！要诱敌深入，先打弱敌！”

“避实击虚！”

……

瞬间的寂静之后，会场里议论纷纷，大家争先恐后的献计献策。

年轻的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说：“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领导中央红军，打破敌人三次”围剿“的作战方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海东！你说说！”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徐海东身上。

会议已经开了半天，徐海东一直沉默不语。程子华讲的中央红军反“围剿”的方针和战例，自从程子华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不知听过几次了。但是，他想：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夫风无雨，就可以低头走到底。兵书人人都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打胜仗的。结合自己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教训，他苦苦思索着，思索着……政委的话，他竟然没听到。

“海东，你谈谈对这次反围攻的想法！”政委吴焕先引导他说。

徐海东思索一下后说：“杨虎城调动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哪一路都不弱，只有东北军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倒可以打其一部。”徐海东边说，边摆弄着马鞭子，“陕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敌人机动和补给都有一定的困难。我认为，我们这次反围攻的方针应该是：先疲后打。先牵着敌人鼻子转，拖得敌人疲惫后，寻机打击敌人。”

会场第二次出现寂静。随后，一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讨论，省委决定：各游击师就地坚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主力则乘东北军刚到，首先北上，争取歼其一部，然后再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寻机歼敌一两个师（旅），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打破敌人的围攻。

山道崎岖，路隘林深。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6　月初，从鄂北勋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陕南商县地区，袭击东北军第一一○、第一二九师于夜村和商雒镇附近，毙伤敌团长赵绍宗及以下官兵二百多人。随后，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大步前进，进入豫西地区。直转南下，远程奔袭鄂豫陕三省交汇点——荆紫关。徐海东率手枪团在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时，敌人误认为是“自己人”，列队欢迎。红军未发一枪一弹，将其缴械。手枪团战士，搭人梯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强行登上荆紫关城头，占领全城，歼敌近两个营，从被窝里活捉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红军战士情绪高涨。接着，挥师西进鄂北，北挺陕南，25日到达根据地黑山街。

行军近一个月，转战近二千里。

崇山峻岭，日晒雨淋。不免有人背后嘀咕：“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灯龙！”

……

牢骚归牢骚。但命令一下，再高的山，再陡的崖，再大的雨，指战员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行动。大部分士兵和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精神抖擞，谈笑风生，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所以，指战员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情绪。

敌人被徐海东搞得团团转，一路穷追不舍。敌人被拖得相当疲惫，锐气大减。真是“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因逃亡和疾病，敌第四十四师多数连队减员三分之一。各路敌人都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路程。

1935年6　月29日。陕南袁家沟口。

袁家沟口及其以西的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五公里的深沟，深沟且笔直，没有可利用的地形；沟的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利于伏击。

红二十五军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正开得热热闹闹，群情激昂。

吴焕先激动地说：“我们找到个好伏击地点。袁家沟口便于我们伏击，这里又是较早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

“我们不走啦！在这守株待兔，哪一股敌人先上来，就坚决消灭安哪一股！”徐海东满有把握地说。

程子华说：“战士经过几天的休整，求战心情更为急切。我们以逸待劳，现在到时候啦！”

这时，手枪团的通信员回来报告说：“敌唐嗣桐警备第一旅，已追至小河口！”

“好！来得好！手正痒痒哪！”徐海东激动地说，“唐嗣桐自吹常胜将军，没吃过败仗，这次，我叫他有来无回！”

“哟！谭嗣同可是个大好人那！他掀起戊戌变法，揭开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我们正口干舌燥，这回可有块糖（唐）吃！”

“唐嗣桐一向目中无人，听说还顶撞过杨虎城呢！”

“听说他是黄埔毕业生……”

“黄埔怎么啦！我青山大学毕业，这次还要和他黄埔生比试比试！”徐海东大声说，“第二二五团进入袁家沟口，并继续向西北的红岩寺转移，以诱敌追入袁家沟口。当确知敌人已进入袁家沟口后，立即回返，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占领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第二二三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三、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沟口，断敌退路，并担任警戒。”

7　月2　日拂晓。晨雾弥漫。

徐海东的望远镜也失去了往日千里眼的效能。他两眼使劲地盯着，已近半个小时了，两眼发木，眼眶发酸。他刚发脾气，大骂敌人，太阳都快出来了，还在村子口睡觉。突然情况出现了：敌人在袁家沟口村西头集合，尖兵已经向西出发。

徐海东一声令下，冲锋号一响，红军各种火器突然向密集之敌猛烈射击。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猛扑敌人。

唐嗣桐警备第一旅，虽被二十五军拖得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但是，仍然有恃无恐，求功心切，忘乎所以。唐嗣桐更以他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科班出身，打过几次胜仗，恃才放旷，骄横无度。敌人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敌成一团，慌忙向西逃跑，又遇到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痛击。

这时，群山号响，满谷杀声。红军各连队勇猛杀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激战，敌大部被歼。

敌旅长唐嗣桐率残部向南突围，遭第二二五团一部和第三、第四路游击师阻击后，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经红军猛烈攻击，到午后全部被歼。

在战斗期间，杨虎城一再电令已经进到山阳县城以西洞峪口，离战场不到二十公里的东北军第一一○师前往增援，但该师始终未敢前进一步。

徐海东常对部下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到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师（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还不如普通的士兵，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

“唐旅长，这些一在你辛苦了！”徐海东没笑，却很客气地说了一声。

“红军辛苦，红军辛……”唐嗣桐不知如何回答，更不知面前这位就是徐海东。再问他一些军情时，他就装模作样，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徐海东火了。狠狠地训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果吃！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跌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声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以“万户蜂”起事的袁家沟口，老百姓更是兴高采烈，拍手叫好：“唐嗣桐也犯了地名啦！一个旅的糖（唐）块，全都叫蜂吃光了！”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而富有情趣。

两年前，这里的“万户蜂”也分吃过“糖（唐）”。

袁家沟口这个山大沟深的乡镇，交通比较闭塞。三十年代初期，据说这里就兴起过一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以锄头棍棒为武器，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号称“万户蜂”！县府衙门敢来此地催粮，逼捐，收税，就要当心这万户之众的愤怒的蜂，蜇他个鼻青眼肿，这个“马蜂窝”是捅不得的！1933年，山阳县民团头子唐靖，曾带队包抄过“万户蜂”，结果被农民群众打了个埋伏，打得敌人屁滚尿流，慌忙逃回县城。这一仗，听说还缴了几条长枪。当地老百姓都拍手称快，“唐靖犯了地名了，糖（唐）叫蜂给吃了！”

“万户峰”是以庙沟村的阮英臣等人，领头聚众起事。他们随后又以“抗粮抗款”为宗旨，组成一支“大刀会”，推举阮英臣为其首领。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初到达袁家沟口以后，徐海东、吴焕先等亲自跟阮英臣等人作过交谈，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动员他们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发动当地的农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阮英臣等人深受感动，表示接受红军的委任和领导。红军将这支自发的“万户蜂”农民武装改编为第四路游击师战斗营，并授予他们一面鲜红的战旗！委任阮英臣为四路游击师师长兼战斗营营长，委派红军指导员夏云亭同志为战斗营政委，装备了武器，就这样威风凛凛地武装起来了。

不久，袁家沟口也建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地址就在“丰源”商号里面。门前贴着这样一幅对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

附近老百姓还送来一块油漆匾额，刻着“工农当权”四个大字，高高悬挂在屋内。

这次袁家沟口战斗，第四路游击师有三百多人的兵力参加了战斗。随后，正式编入红二十五军建制。这支在战斗中诞生和成长的武装力量，三百多名“万户蜂”的子弟，在红二十五军这支英雄的部队中英勇地战斗，纵横驰骋……

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余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其他军用物资亦缴获甚多。红军只伤亡百余人。这一出色的歼灭战，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喧次围攻。

袁家沟口战役，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7　页。）

袁家沟口歼灭战所取得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上面毛泽东所阐述的作战原则。

令接驾再长征　星陨四坡村“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这是当年在终南山下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谣。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1935年7　月13日，恰是陕西蓝田的焦岱、长安的引驾回两镇的逢集之日。

来自四乡的农夫山民，挑担提篮、推着“地老鼠”小车，络绎不绝，潮水般涌向集镇。许多穿戴翻新而又风尘仆仆的男女香客，朝拜完南五台庙，也混杂在赶集的人群中，更是拥挤不堪。街面上，人来人往，闹声嚷嚷。

就在这一天，取得袁家沟口战斗胜利的红二十五军，猛虎般地从山里扑了出来，横扫焦岱、引驾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当地群众无不奔走相告：“红军出了终南山，一天赶了两个县的大集，老百姓都开了眼啦！”

7　月13日，古城西安。

刚进入炎热的盛夏，闷热的空气，使人烦燥不安。如同天兵的红军，突然降临，更使驻城国民党官兵和反动势力惊慌惶恐。

城内戒严，人心慌乱。那些闻风丧胆的豪坤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红军的逼近犹如一阵轰轰隆隆的闪电雷鸣，摇撼着西安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公署主任杨虎城被震昏了头，马上命令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停止西进天水，就地驻防。省城内外，顿时笼罩起一团战争的阴云……

西安城东南十五里，引驾回。

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都到这个地方等候迎驾，故名“引驾回”，又名“接驾回”。

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首先占领了镇中敌人的一个区公所，活捉区长。

徐海东在一张桌子前坐下：“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他指着墙上挂着的电话对区长说。

“不敢！不敢！”区长连连躬身向徐海东行礼。

警卫员理解徐海东的用意，严厉地命令道：“快打！”说着，手中举起了徐海东的马鞭。

“不敢！不敢！”区长腰弓得更低了。

徐海东眼一瞪，手一挥，拍着桌子，吼道：“快打！给于学忠打电话！”徐海东想利用敌人的区长报急，把西安的敌人调出一部分，拦路打它个埋伏。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

“于学忠、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有北上动向的主力‘共匪’，无兵可派！”对方回答说。

徐海东设伏计划虽没实现，但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最大喜讯，他高兴地思索着：是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还是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或是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之，不管哪一路，都是件大好事。既然有“北上动向”，那我们红二十五军必须配合，并力取会合。

徐海东正想得入神，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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