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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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经沙场的人，是体会不出徐海东同志这真挚的感情的！我连忙向前敬了个礼，并且劝他说：“首长有病，不能太激动，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你有事，可随时叫我。”

“不啦！不啦！”他一边打断我的话，一边认真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定要把革命理论学到手。你知道，党中央办抗大，不容易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各地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延安来，你们可得把他们带好，办好抗大！”稍停了一下，他深情地说：“我这次有病，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让我静心休养，但想到许多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怎能躺得下呀！我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养好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这次见面，海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形势到个人学习，谈了许多。只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怕影响他的健康，我就急忙告辞了。但他“重返前线”，一刻不忘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海东同志身体稍有好转，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当我听到他重返前线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他那里，向他提出回前线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里十分需要干部。中央决定让我去，我考虑你们原是红二十五军的，熟悉情况，曾向总政建议派一些同志去。至于你去不去，由总政组织部决定。”

不久，总政组织部通知我和一些同志重返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初，我带领二十多名化装成伤愈归队的抗大学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九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曹获秋、刘瑞龙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竹沟。一到竹沟，刘少奇同志就召集新四军留守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说，抗战以来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反共，制造摩擦，破坏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少奇同志指示留守处人员不要留得太多，把多余的干部分到新四军五师、四支队和六支队去开辟新的工作。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徐海东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四支队工作。当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和海东同志决定我跟他一起工作后，心里格外高兴。在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之后，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于十月上旬踏上征途，直奔豫皖苏边区。

行军途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和几位负责同志边走边谈，调查豫皖苏风俗民情，商议今后如何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打算，是那样的融洽，彼此尊重，互相配合，使我深受感动。在路上，刘瑞龙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多接近少奇同志，他平易近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出。由于少奇同志一路上紧张地工作，运筹华中的大事，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他。

一路上海东同志非常高兴给我们谈了好多。“哈哈，我们又回老家了！”他那爽朗的笑声饱含了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深情厚意！他又说：“我还能干几年，跟顽固分子再打几仗！要告诉反动派，过去他们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共产党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他还谆谆地教导我们：“你们很年轻，正是大干的时候，不要辜负老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铮铮铁骨　王首道——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戴季英他们罗织的所谓“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的看法，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了他的职。

二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一个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疾隐蔽地经保安、安塞，来到（鹿卩）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布置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思来、彭德怀周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鹿卩）县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驮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等同志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众口交赞这真是一个天设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高兴地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照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高级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杀声震天，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东北军从梦中惊醒，仓惶组织战斗，抵抗的多死于枪弹之下，不少都集体缴枪。牛部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潘亦伤重而死。一○九师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各逃生命，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不是被俘获，即是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困守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当晚，牛元峰眼见援兵无望，下令向（鹿卩）县突围，自己率残部盲目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宫，追踪的红军已经逼近，牛元峰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即以一○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和从这次战斗中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战争战略战术的心得体会，却从不提及自己。

三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军的天险河防，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词。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毒计。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巨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避免和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区，于五月中旬奉命西征。与左路军相配合，首先给予西北马鸿逵以重创，解放甘肃、宁夏广大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当时张国焘始终不放弃他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仍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徐海东同志去迎接他，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错误立场和中央团结。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由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请求派来协助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原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的上过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命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分卩）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冀这一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徐海东同志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贫苦家庭中，他自已也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徐海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