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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徐海东-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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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我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广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迸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戒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我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第4 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二新四军第4 、第5 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伪军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安徽全椒、滁县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闻讯逃跑。当时，父亲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第4 支队在周家岗与日伪军激战，歼敌160 余人，俘日军1 名、伪军4 名。战斗巾，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因此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我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陪笑地说：“报告副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副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伪军退回原防，我第4 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伪军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3 个团各抽1 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3 个团各抽1 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3 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困难，应该抽一个完整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口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父亲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了自己在会上讲话的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广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要对方认识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尽管你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那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日本鬼子曾对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父亲住在离藕塘不远的窝子里养病。有的叔叔劝我父亲将我和妹妹送到农民家里“打埋伏”。父亲没有同意，说：“敌情越严重，孩子放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就更危险，也会使群众遭殃。”罗炳辉伯伯、谭震林叔叔派了1 个团来保卫父亲，由文胜生叔叔带领。当夜从窝子里转移到大贾家时，文叔叔想叫我父亲进屋休息一下。父亲睡在担架上，问了敌情和周围的环境后，命令文叔叔：“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两处去侦察，然后再决定进屋不进屋休息。”侦察班的叔叔们刚出村口就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们机警地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发出战斗警报。文叔叔指挥部队，掩护我父亲迅速离开了大贾家。父亲命令部队经珠龙桥。张八岭插入敌后，因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去了，只剩卜伪军看守据点。父亲命令文副团长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告诉他们两条：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方驻地离伪军岗楼仅有几百米远，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在敌人后方住了10多天，父亲估计日本鬼子“扫荡”后该返回据点了，就命令部队迅速从敌后又经张八岭、珠龙桥到石灰窑宿营。第二天，文叔叔上山观察敌情，警卫员叔叔带着我一起上了山。我看到山下的村庄一片浓烟，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石灰窑住了3 天。第三天晚上下起大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命令部队马上转移，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今夜可能到石灰窑来。叔叔们对我父亲的判断将信将疑，又感到这样的天气行军很不方便，便建议是否等天明再走。父亲态度很严肃地说：“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离开了石灰窑。刚出村，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因为天黑，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们。父亲接着指挥部队从嘉山县附近越过津浦路，从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扫荡”结束后，父亲又从路东回到路西的太平集。父亲指挥作战、转危为安的情况，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神话般的故事，说父亲能掐会算、声东击西、百战百胜等。
三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 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父亲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战斗，累得又吐血。这次大吐血，父亲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父亲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说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他是说到做到的，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了。
l941年春，父亲肺部又在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几百毫升的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母亲和医生叔叔用一个铁丝架置在父亲的床上，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父亲病危，后事都准备好了。由于医生叔叔们尽力抢救和父亲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将父亲的病危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1941年5 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一封电报，由彭雪枫叔叔那里转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父亲听了电报后激动得流出泪来。父亲党性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坚决服从、坚决照办。他坚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天是塌不下来的。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养好身体，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父亲在淮南地区休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他的安全，曾指示新四军第2 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伯伯，郑位三、谭震林叔叔等，要确保父亲的安全。谭震林叔叔亲自组建保卫父亲的“特2 连”，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我记得先后担任“特2 连”连长和指导员的有朱文彬，刘学江、黄锦思许世和工钦、程绍平叔叔等。谭叔叔亲自向“特2 连”交待任务，说尸保卫海东同志，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又对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叔叔说：”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
1941年5 月，父亲住在路东根据地芦店子休养。陈毅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久别的挚友亲热无比。父亲早就知道陈毅叔叔。1936年东征途中，在山西省大麦郊父亲陪同毛主席散步时，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干部，很有能力，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中央苏区坐了‘冷板凳’。”所以，父亲对陈毅叔叔十分尊敬。陈毅叔叔刑‘我父亲也非常尊重和关怀。我虽然当时只有4 岁多，但记得陈毅叔叔来看父亲那天刮大风，戴了一副风镜。我是一个小“土包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伏在陈叔叔腿上看出了神。他就把风镜取下套在我的颈上，哈哈大笑说尸小家伙，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向陈毅叔叔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说声：”谢谢陈叔叔。“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了。
四父亲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他没有架子，一直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叔叔们在一起摸爬滚打，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所以，来自五湖四海的叔叔们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来找父亲。父亲病后，叔叔和阿姨们都非常关心他，经常来看望，给父亲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在1945年津浦路西的黄瞳庙反顽战斗中，我军兵力大大超过桂顽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打成歼灭战，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父亲非常关心战斗的进展，又从“特2 连”参战返回的叔叔们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战斗结束不久，有七八位团以上的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都为此战没有打好感到难过，同时又埋怨仗没打好，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父亲非常严肃地问道：“今天来的几位同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这么一问，大家全都愣了，心里都在想，首长今天怎么了她们都笑了，回答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接着说：”都是共产党员员，就好说话。“说到这里时，父亲激动起来了，他说：”你们说仗没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认为我们力量超过敌人几倍，可以闭着眼睛把他们消灭掉；二是互相不配合，你攻我不动，我攻你不动，结果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什么领导指挥上的问题，相反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是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这些叔叔听了这番话后，都感到父亲批评得对，句句都在理。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地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父亲这才高兴地笑了。后来在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时，正是父亲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教训。
五父亲是窑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老师们。我记得，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当他见到王伯伯时，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老师，您好！”1939年随少奇伯伯到江北指挥部时，父亲曾提议张劲大叔叔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一次，宋亮叔叔来看望父亲，当时我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宋叔叔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在淮南，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两天学一个字也好。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去执行任务呢严他不但抓干部的学习，也同样抓战士的文化学习。他说，一个部队的战士没有文化不行，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够，必须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父亲对”特2 连“叔叔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配有文化教员讲课，经常进行测验并督促学习。同时还想了很多办法，抓紧时间学习，如在行军时，每个叔叔背包后都写上一个大字，让后面叔叔认。我记得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生长在部队里，战争年代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着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
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奇等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我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六父亲总是况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我记得每当春节时，无论是驻在津浦路东还是驻在津浦路西，当地群众用撑旱船、跳花鼓灯舞、踩高跷、耍龙灯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给父亲拜年。父亲虽然病重不能起床，仍叫警卫员把他抬起来看一下，并向群众祝贺春节。1944年春节是在路西太平集过的，这时父亲病有好转，已能坐起来了。新四军第2 帅第4 旅连以上的干部集体向我父亲祝贺春节。年初一上午，鞭炮齐鸣、军号嘹亮，100 多位叔叔走过父亲床边，向父亲行军礼。父亲满面笑容地向这些叔叔祝贺春节。这个热闹非常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1942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父亲对“特2 连”要求很严，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2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2 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又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父亲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接着提醒说：”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2 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我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我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6 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 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王江涛 刘卫东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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