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将日本兵掐死，之后，她跳楼自尽。胖妇人的信念只有一个：“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杀死一个！”。《人同此心》也是写沦陷城市中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我们看到，时刻设法杀日本侵略者的不光有血气方刚的大学生，还包括拉洋车的苦力和在胡同口缝补衣袜的老妈妈。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各自的处境中，为消灭侵略者尽力。他们的仇恨、信念与行动，显示了蕴藏在民众中的抗敌力量。这些作品的格调，悲壮而又深沉，作者的笔底，充溢着一股浩然正气。另一类作品主要是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鞭挞官僚、汉奸及流氓市侩，把旧中国的污秽的世态，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在思考中否定那个弊病百出的旧世界。这类作品以《不成问题的问题》最佳。当年李长之在评论这篇小说时，特别称赞“其中的对照太好了”（注：李长之：《老舍：〈贫血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3期，1944年5月15日出版。），是很有见地的。对照，可以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注：恩格斯：《致斐·拉萨尔》。），它既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的艺术方式，也是深入地开掘主题的一种手段。《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树华农场的新旧两位主任就是一个绝妙的对照。旧主任丁务源是一位懒惰而又贪婪的小官僚，除了向股东们送礼之外，他几乎不做任何事情。“他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想，所以想发愁也无从发起。他看不出社会上彼此敷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只知道敷衍能解决一切。”他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他根本不去办。在他的统治下，树华农场日趋败落，肥鹅大鸭被盗，牛羊饿得乱叫，蔬菜果树连年减产，农场的赔损越来越严重。农场实在办不下去了，换了一个新主人尤大兴。尤大兴本来在美国学园艺，抗战开始以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了国。他想改善中国的农业，“把他的血汗献给国家”。来到树华农场以后，他以身作则，并对工人实行严格要求，按科学方法管理果树与农作物，有条不紊地对农场实行了整顿，农场的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大兴的确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家。可惜，他的事业并未能继续下去。不久，丁务源又重被委任为主任，尤大兴被革职了。小说结尾写道：

到了夏天，葡萄与各种果树全比上年多结了三倍的果实，仿佛只有它们还记得尤大兴的培植与爱护似的。

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的越赔钱。

一个具有务实精神的性格刚直的事业家，硬是把个乱糟糟的农场引向了正路，但却落了个被革职的结果；一个只会敷衍、自私庸俗的小官僚，尽管因把农场搞坏而被革职了，却可以卷土重来，继续主办农场，这个对照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使人们又一次认识了旧中国的腐朽与黑暗。旧的社会制度，是丁务源们的天堂，却没有尤大兴的用武之地。尤大兴的出路在哪里，他的用武之地在何处，作者没有指出来，小说的重点在于引导读者认识和否定那个旧世界。旧中国滋养了大批象丁务源一样的官僚、市侩与昏虫，完全扼杀了尤大兴等爱国事业家的创造力，这个社会难道还不应当憎恶、否定和批判吗？《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批判力量，在老舍抗战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

抗战时期，老舍还发表过两个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蜕》与《民主世界》。《蜕》是一九三八年初在武汉动笔的。武汉的《抗到底》半月刊于第四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开始连载，至二十三期（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出版）截止。这部小说是随写随载的，据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说，所以未能写下去，是因为《抗到底》的停刊。从已发表的近十万字来看，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还是比较广阔的。它描写抗战初期，北方某省的省会阴城，来了五名从北平逃出的爱国学生，他们一到阴城车站，立即对伤兵车上的抗敌将士进行慰问，然而昏庸的阴城警方竟以“闹事”为借口，将五名学生抓捕。警察局长和教育局长对学生进行了审问，教育局长专会选择一些好听的字眼，“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在血气方刚，在行动上难免有失检点。他十二分的惭愧未能在事前知道，设法避免冲突，这自然不完全是他的疏忽与错误，因为他们并不是阴城的学生，因此，他十二分诚恳的希望他们承认，学生与警士之间必是因了误会而起了小小一点争执；更非常诚恳的请求警局局长原谅他们。假若可能，他十二分的，啊，希望局长在他们悔过道歉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不必对他们太认真了；他们究竟是外乡人，不能完全明晓阴城的一切，啊，啊，一切，完了。”警察局长是另一副面目，他只知道“把学生们押起来或揍一顿是更有效的办法，用不着耍嘴皮子”。老舍以尖锐的讽刺手法，勾画了阴城地方官僚们的可憎可厌的面目。小说中厉树人、曲时人、金山、易风、平牧乾等五名爱国学生的形象，也是鲜明的。通过对流亡学生的描写，老舍寄寓了他的深沉的爱国热情。

《民主世界》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出版的《民心》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它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的三节，不足一万字。老舍本人从未谈过这部作品，他究竟为什么没能继续写下去，至今还是个谜。这个小说取材于抗战时期重庆郊区一个小镇的生活。看来，作者是想以这个小镇为背景，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们见识一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民主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作者的讽刺是尖锐的，笔调幽默、诙谐。

上面介绍的只是短篇小说和两个未完成的长篇，而抗战时期老舍小说创作的主要成果，则是《火葬》与《四世同堂》。

长篇小说《火葬》是一九四三年夏天在重庆北碚时动笔的，前后约用了四个月的光景，到年底完成。

这是一部战争文学，它描写了一支抗日部队在华北的一个小县城里惩治汉奸、打击日寇的故事。众所周知，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城市贫民或下层职员的生活，直接写战争的作品，除了建国后的《无名高地有了名》，就是这一本了。由于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老舍在创作中，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致使这次相当费力的创作劳动，未能获得应有的成功。老舍自己则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他说：“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注：老舍：《〈火葬〉序》。）作家应当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应当从他长期的生活积累中提炼和挖掘题材，以扬其所长，发挥自己的艺术独创性。《火葬》所写的，不是老舍所熟悉的生活，因而，通读全书，好象老舍的笔被什么东西绊住了，难以象解剖刀一样，深入生活底层进行挖掘。老舍明知其所短，何以要写这部小说呢？这就涉及到了作者对待战争和战争文学的态度问题。我们主张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同时，还应当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不断地开拓题材的新领域。“文协”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就是号召作家去熟悉抗日人民的生活、及时反映人民的抗日斗争。老舍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写《火葬》这样的作品，显示了以创作为抗战服务的真切愿望。他说《火葬》“要关心战争”（注：老舍：《〈火葬〉序》。），就是这个意思。抗日战争是反击侵略者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存，作家应当有勇气去反映这一新的现实，去熟悉新的生活。老舍是具有这种勇气的。他说：“失败，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它了。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吧？”（注：老舍：《〈火葬〉序》。）这不仅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也是爱国热情和高尚思想的体现。

就小说本身而言，《火葬》的爱国主义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情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兽行；二是通过对人民群众和国民党下层爱国官兵的抗日热情的描绘，表现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不屈精神。对侵略者暴行的揭露，集中在关于文城失陷后的一段描写中。“敌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鸡鸭牛羊为对象”，之后，则是抢劫。“他们有系统的，最精细的、挨家按户的搜查奸细——而所收到的是时表，金银手饰，皮衣，和其它的细软。……只要是可以拿走的，那怕是一分钱或一个铜钮子，他们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们会用手，脚，枪柄去弄碎。”抢劫之后是屠杀，“十几个小孩子，从两三岁到十一二岁的，都因为在门外大便或小便，被敌人用刺刀穿过了胸口，而后教他们的父母去交罚款”。晚上因为忘了点太平灯，因为出去请医士或产婆，也要被敌人用刺刀杀死。一时，文城成了死城，变作了一个最黑暗的囚狱。这些描写，都是血的控诉，控诉敌人是为了教育和启发人民。我们不主张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作用，然而在那群情激奋、全民族都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年代，通过文艺作品暴露侵略者的凶残本质，暴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非人道性，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情绪，激发人民对于侵略者的仇恨情绪，进而动员更多的人投入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之中，同仇敌忾地同敌人作战，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在暴露敌人的同时，《火葬》歌颂了人民的抗日斗争。石队长是作者着力刻划的一名抗日英雄的形象。他有爱国热情，勇敢，坚强。小说关于他炸毁敌人的火药库和最后牺牲场面的描写，是颇为悲壮的。敌人的火药库在小城隍庙内，因为殿前的松树杈上装有敌人的机枪，火药库很难接近。他决定只身靠近松树，然后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的机枪：

他开始爬动。每移一寸，他就觉得离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须朝着机关枪前进。不但要前进，还要安全的达到目的；只凭一股勇气去牺牲自己是会连累到众兄弟的。他的汗流湿了他的厚棉袜。他紧紧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讽刺的效果。然而王举人的悲剧的结局是生活逻辑的必然，老舍说《火葬》“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注：《〈火葬〉序》。），这个立意，主要靠王举人的形象塑造来体现，应当说，作家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第十六章　“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四世同堂》

它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居民的沦陷生活。老舍不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生活过，似乎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然而《四世同堂》的创作，决不是《火葬》创作实践的重演。《火葬》所写的战争生活，以及作为背景的那个小县城，老舍都是陌生的。《四世同堂》以北平居民生活为题材，则可以调动他过去的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写这个题材，不仅不是他的所短，而且正是他的见长之处。他所以写北平居民的沦陷生活，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胡洁青为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情况。一九四三年秋天，胡洁青由北平到了重庆。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到了重庆，大后方的朋友们纷纷到我们家来，听我述说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兽行。他们问这问那，打听得非常详细。每当这时候，老舍就点着一根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地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象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又说：“抗战以来，‘文协’号召作家‘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我不能‘天桥的把戏只说不练’。你看，前几年我是集中力量写通俗文艺和戏剧，这在抗战中，非常需要，今后还得写。写好通俗文艺也非常不容易。不过，我是写小说的出身，对写小说有瘾啊！”说完，他笑了。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

这就是他的近百万字的三部曲《四世同堂》。（注：《老舍夫人谈老舍》。）

经过一段时间的构思，老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共一百段，约百万字，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但是贫病交加的生活处境，以及对动荡不安的战局的忧虑与关切，大大降低了他的写作效率。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他的身体非常坏，春初患疟疾，夏天又因贫血而时常头昏，秋季又受尽了肠胃病的折磨，真可谓穷愁潦倒，时日难耐。老舍说：“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即一九四五年——引者）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注：《八方风雨》。）作家劳动的艰辛，于此可见。

《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重庆《扫荡报》连载，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续完；第二部《偷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以上两部共计六十七段。第三部《饥荒》则是老舍在美国期间完成的，一九五○年五月在上海《小说》第四卷第一期开始连载，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第六期载到第二十段时突然以“终了”收篇。这样，一百段的《四世同堂》，就变成了八十七段。直到一九七九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这部书时，仍是八十七段。一九八一年年初，胡洁青突然得到老舍在美国期间协助艾达·普鲁伊特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缩写本，这个缩写本竟包括了《小说》月刊未刊出的最后十三段。这个发现使《四世同堂》复原了一百段的面貌。马小弥又一次承担了由英文译中文的工作，近百万字的完整的《四世同堂》，首次和读者见面了。如同《鼓书艺人》一样，《四世同堂》的这个遭遇也是不平常的，它的完整的复原，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充满耻辱与悲苦的时代

《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在北平西城一个名叫“小羊圈”的普通小胡同里展开的。这个胡同的特点是，形状颇象一个葫芦，既有很细很长的葫芦嘴和脖子，又有十分宽敞的葫芦“胸”与“肚”。据考察，“作者笔下的小羊圈就是作者本人童年的故里”（注：胡洁青、舒乙：《记老舍诞生地》。）。因为熔铸着作家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经历，所以开卷之后，作家对于故事所发生的环境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