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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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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天津休息了两天，然后去北京。别离北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老舍没有一天不想念着哺育他成长的这座古都名城。他爱北京，爱得深切，爱得热诚。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闭上眼想起的北京是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的。”（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他陶醉于北京的美丽，也为北京的缺欠而着急和苦闷。此番重回北京，已经换了一个时代，人民的首都以崭新的容颜，欢迎它的忠诚的儿子的归来！面对新北京，老舍惊呆了，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爱北京，我更爱今天的北京——她是多么清洁、明亮、美丽！”（注：老舍：《我热爱新北京》。）伴随着狂喜的泪水，老舍真诚地吐露着自己的珍贵的感情。
回到北京以后，老舍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受到了各界老朋友的热烈欢迎。一九五○年一月四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举行联欢茶会，欢迎老舍。茅盾在联欢会上首先致词，老舍接着讲话。老舍谈了离美回国的经过，他说，在接到一系列邀请他回国的信件与电报之后，美国人曾经吓唬他，说中国是“龙潭虎穴”，但是他不信这一套，毅然订了回国的船票。老舍还说，当他到了北京，看见自由生活着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从内心里发出的喜悦时，自己非常高兴。他表示：“我是愿意学习的，如果我还是能工作的话，并愿意参加一切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老舍讲话之后，田汉、冯乃超、周扬等相继讲话。周扬说：“去年全国文代会开会时，大家都因为老舍先生远在美国不能参加而感到遗憾，现在我们和老舍先生在一道从事工作，应当是十全十美的了。”他希望老舍能在帮助新进的文艺工作者和通俗文艺的工作上多做努力，并希望老舍在和工农兵文艺的结合当中，从事创作，反映群众的斗争面貌（注：克明：《全国文联新年联欢同时欢迎老舍返国》，1950年1月5日《光明日报》。）。党和人民的关怀，朋友们的期望，感动了老舍，使他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他决心尽快地去熟悉新的生活，新的世界，尽快写出新的作品。
一九五○年春天大西南解放之后，胡洁青带着四个子女由重庆北上，于一九五○年三月二日到达北京，合家团圆，老舍欣喜若狂，愈发感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奇*书*网。整*理*提*供）
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从国外回来之后，老舍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他所读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旧中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老舍没有机会深入地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回国之后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他后来所写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注：见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一文，真实地纪录了他读完《讲话》之后既“狂喜”又“发愁”的心情，以及他的感想，他的态度。老舍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笃信真理，而且严于解剖自己。他说：“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的。”狂喜之后，他感到，“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如何将这种态度付诸实践呢？老舍认为，当时，他“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地写大部头的作品，他决定先写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象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他认为，用这种形式歌颂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十分灵活。
本着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老舍在回国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至少写了这样三篇通俗演唱作品：《过新年》（太平歌词）、《生产就业》（鼓词）、《别迷信》（鼓词）（注：均见老舍：《过新年》。）。《过新年》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歌颂了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感情饱满，辞句流畅。《生产就业》写的是北京一位三轮车夫，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全家到农村垦荒务农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老舍一方面赞颂了人民政府关怀群众生活的好作风，一方面也为城市闲散劳力解决就业问题指明了出路。《别迷信》通过农民王老二为巫婆所骗，致使妻亡家破的故事，说明了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老舍所写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大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所反映的问题，都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配合了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内的某项具体工作，对人民群众，有直接的教育作用。为写这些通俗作品，老舍往往要去调查许多材料，还要弄明白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一来二去，他对新生活的了解，对新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就逐渐加深了。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入和生活积累的增多，他在继续写作通俗文艺的同时，开始构思和写作剧本了。
他回国后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个剧本从北京曲艺艺人生活的角度，来写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对比，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如旭日初升一样的新中国，显示了老舍作为新生活的歌者的高涨热情。剧本的前三幕，写艺人解放前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它以主人公方珍珠的生活命运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布局合理，场面、事件、人物的穿插，均有自然而匀称的配置与严密的缝合，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后两幕写艺人解放后翻身作主人的喜悦。这两幕戏，在剧情的发展上离开了方珍珠这一中心人物，缺乏集中、统一的结构线索，显得松散，影响了整个剧本的艺术完整性。《方珍珠》的前三幕在题材、情节上，与《鼓书艺人》有相近之处，剧中的主要人物，多数可在《鼓书艺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破风筝与方宝庆，方珍珠与方秀莲，以及连姓名都没有变化的方太太、方大凤等，虽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洁青同志称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洁青：《写在中文译本〈鼓书艺人〉之前》。），是很确当的。
《方珍珠》写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无论是构思准备阶段，还是动笔写作阶段，老舍都曾广泛地听取文艺界一些同志与友人的意见。凡是正确的有益的建议，他都积极地采纳、吸收。例如对方太太，初稿未写她的转变，友人建议给这个人物一点希望，不要使她顽固到底，老舍觉得这个建议能够增强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于是就在第五幕中写了方太太的转变。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剧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向三元应在舞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当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也是有主见的，不随风倒。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老舍的谦虚、认真的创作态度。
《方珍珠》完成之后，老舍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同《方珍珠》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老舍对旧北京十分熟悉，回国之后，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他说：“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因而，这两个剧作，就形成了一致的特色：采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北京的变化，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如果说，《方珍珠》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存在明显的前熟后生的缺点，致使对比主题的表达有空泛之感的话，那么，《龙须沟》中的新旧对比，则来得自然、和谐，既有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激情，又有恰如其分的艺术处理，它说明，老舍建国后新旧转换的创作过渡期已经结束，他的全新的创作时代开始了！
《龙须沟》在一九五一年春天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为表彰老舍创作《龙须沟》的艺术贡献，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市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的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授予老舍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在授奖仪式上，彭真市长亲自将荣誉奖状授予老舍，他握着老舍的手说：“我代表全市人民，向我们人民的作家老舍同志致谢。”老舍激动地说：“我感谢市长给我的荣誉。”他把这一天称作“我光荣的日子”，并且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写作，争取作文艺界的模范（注：见1951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完成《龙须沟》之后，老舍又写了大量的通俗文艺，就形式而言，包括相声、鼓词、曲剧、歌剧、独幕话剧等各种门类，其中较比重要的作品有曲剧《柳树井》、歌舞剧《消灭细菌》、歌剧《大家评理》、独幕话剧《生日》等，这些作品大都发表于一九五二年春天至一九五三年春天。其中以宣传婚姻法为内容的《柳树井》，曾在全国城乡广为流传，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老舍写这些作品，目的仍在于宣传，或者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一项具体政策，或者专为讲述一个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的生活道理，他力图把它们写得通俗、生动、明白，使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了解。他是有成就的老作家，他认为老作家写这些通俗作品，既不是“大材小用”，也并不“失去身份”，他说，“只要文章能到人民的手，发生好的作用”，就不存在“损失作者的身份”（注：《生活，学习，工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之类的问题。他还说：“我匆忙中写出的一个不很好的通俗小歌剧，《柳树井》，在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用各种民间的说唱形式上演了它。我不知道它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可是我知道它的确起了一些作用。这使我满意，满意我的小文章深入了民间，满意我能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注：《生活，学习，工作》，《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可谓达到了“全心全意”的地步，“人民艺术家”的荣誉，他受之无愧。
一九五二年二月，老舍开始写作另一个大型话剧《春华秋实》（三幕七场）。这个剧本取材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五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初，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在“三反”运动中，又大量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勾结，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情况。于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全国大中城市，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是向资产阶级中的违法分子所展开的一场大规模的正面斗争，在全国大约进行了十个月之久。这次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春华秋实》以荣昌铁工厂的工人与违法资本家、经理丁翼平的斗争为线索，比较完整地描写了“五反”运动的全过程，反映了党对资本家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的正确性，揭露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给国家、给人民群众所造成的危害，也表现了建国初期工人阶级的忘我的劳动精神和翻身以后的主人翁感。它的主题是有意义的。在当时，正确宣传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仅可以教育资本家遵纪守法，为国家建设尽力，而且也可以教育干部和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
丁翼平的形象，写得比较真实。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丁翼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吃过一些苦头，解放前夕曾经以卖机器零件过活，险些破产。解放以后，他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积极捐献，表现了一定的爱国热情。作家描写了他的进步性，就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走上正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剧本重点写了他作为资本家所具有的唯利是图的一面，以及他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农村抗旱备荒的时候，丁翼平承揽了制造水车的一批定货，他采用投机取巧的办法，将第一批交货的五十台水车做得结实、漂亮，骗取了有关部门的信任，使定货转眼之间增升为一千台。从第二批定货的五十台开始，他改用碎铁下料，不仅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无法确保劳动安全，而且使水车质量大为下降。农民买了水车，用不了几天就“扯不上水来”，等于买了一堆废铁。丁翼平通过这次偷工减料，大发横财。围绕着“水车事件”，剧作家还写了丁翼平的多种罪行，在较为广阔的背景上，揭示了不法资本家危害国计民生的猖狂性和严重性。他以手表和自行车贿赂国家干部于大璋，从而打开了抛售次质水车的渠道；他企图给工会干部开小灶，用以腐蚀工人，离间工人的团结；他和不法资本家管清波、王先舟等组织奸商小集团，合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企图利用后勤部需要大量洋镐、铁锨之际，提高铁料价格，牟取不法利润；他在“五反”运动就要开始之际，采用提前放假，延长假期的办法，使大批工人离厂，给“五反”运动制造困难；他造假帐，企图蒙混过关……。通过这些情节，剧作家比较准确地表现了丁翼平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阶级本性，也刻划了他狡猾而又持重的个性，使人物的性格既具有真实性，又有较为丰富的内容。老舍还写了丁翼平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通过“五反”运动，终于对自己的罪行有了认识，逐步走上了接受改造的正确道路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描写尽管比较简单，有失概念化，然而却正确地体现了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为有不法行为的民族资本家指出了一条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出路。因而从艺术处理上讲，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在当时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活动在丁翼平周围的几个资本家，也大都写得形象鲜明。五金行商人钱掌柜，利欲薰心，一毛不拔；另一个五金行商人管清波，野蛮、狂妄、放纵；生意不大的铁工厂厂主唐子明则胆小怕事，较比安分、正直。和这几个性格尚属清晰的资本家形象比较起来，《春华秋实》中所写的工人形象则显得单薄，概念。老舍写了十多个工人，也专门安排了写工人的场次，但是由于作者不熟悉工人的生活，未能刻划出一个性格鲜明的工人形象。
老舍动笔写《春华秋实》的时候，北京的“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生活本身的发展并未给作家提供充足的素材。他动笔写这个剧本，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热情。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注：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一文中，老舍说：“创作需有热情；在一个运动中间写这一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我明知道，运动结束了，我才能对这么伟大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我又舍不得乘热打铁的好机会。”老舍的创作热情是可贵的。在旧中国，老舍饱经忧患与痛苦，从美国回国之后，突然置身于新中国的灿烂阳光之下，使他长久地沉浸于喜悦、幸福的感情之中。热爱党、热爱新生活的真挚情感和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神圣责任感，促使他不断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促使他有意识地、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我们看到，老舍的这种创作热情一旦和他所熟知的生活与人物相吻合，他就会写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譬如《龙须沟》的创作）。反之，当他遇到自己生疏的题材时，往往会写得相当吃力和困难。《春华秋实》即属于后一种情况。这个剧本前后十易其稿，共花去十个月的时间，是老舍耗费精力最多的一个戏。据作者本人讲，《春华秋实》的前几稿，主要是写运动本身的，类似活报剧，主要情节始终围绕着一两个资本家展开，“没有一个与他们对立的工人队伍”，后来，随着“五反”运动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才觉得这种“只见资本家的猖狂，不见工人阶级进攻的力量”的写法，不能反映“五反”运动的真实面貌，于是开始增加工人角色，使工人在剧中占重要地位。剧本又重写了两稿，“五反”运动已基本结束，于是又暴露出了新的毛病：结尾将资本家送交法院的处理，不符合党的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于是，改，确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事情，它固然表现了作家老舍虚怀若谷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也说明，如果作家对新的生活、新的斗争尚没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时，是难以迅速而有效地“紧密配合”现实政治斗争的，说明任何试图图解政策的办法，只会造成文艺创作的概念化。这不仅是我们研究了《春华秋实》的创作过程的结论，也是老舍自己的结论。老舍在总结这一剧本的创作时，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明白过来：从现实生活中体会政策，以现实生活表现政策，才是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剧中的一切都从生活出发，使观众看过之后能意味到政策，细细地去咂摸，由赞叹而受到感动，才能有余音绕梁的效果。所谓政策的尾巴，却正与此相反，它是把政策看成为生活而外的东西，随时被作者扯过来听用，结果是政策变成口号，剧中人成为喊口号用的喇叭。”（注：《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现实主义艺术的生命力只存在于生活之中，这是一再为无数创作所证明了的真理，《春华秋实》的创作过程，它所存在的缺点与问题，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同样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写于一九五五年、反映首都建筑工人生活的《青年突击队》（四幕八场话剧）。为写这个剧本，老舍置日益加重的腿疾于不顾，忍着疼痛，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就着手搜集材料，他参观了一些建筑工地，访问了不少建筑工人和干部，和工人交了朋友。建筑工人们利用业余时间，跑到老舍家里来，向老舍提供素材，听老舍朗读原稿，甚至作全天的讨论。老舍喜欢老师傅们的稳健老成，也喜欢青年工人的活泼热烈，他为工人们的热心诚挚所感动。在《青年突击队》里，无论是对工人们的劳动热情的描绘，还是对建筑工地沸腾场景的渲染，都充满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活力和乐观豪迈的基调，这一方面表现了老舍对新生活的激情，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工人阶级的由衷的赞颂与崇敬的情感。但是，老舍对建筑工地的生活毕竟是不熟悉的，同工人的接触与交往毕竟还短暂，他所积累的生活素材与实际体验，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型话剧。所以，尽管这个戏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也表现了作家努力反映新生活的可贵热情，但从总体上看，它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的情节过于简略，内容比较浮浅，人物大都缺乏丰满的性格，结构也显得松散。关于《青年突击队》失败的原因，老舍有过分析，他说：“题材与自己生活经验一致，就能写成好作品；题材与生活经验不一致，就写不好。我写话剧《青年突击队》就因为这个原因写的很差。青年突击队这个题材固然重要，我对它却不熟悉，只到过工地去了几次，无法写好。因此，我们应在生活上给作家创作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写，自己去选择题目。”（注：《题 材与生活》，《小花朵集》。）老舍的分析是确当的，他由此而引出的放手让作家去选题的结论，更是发人深省的。
“把英雄们描画出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爆发，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崇高使命，开赴朝鲜前线，同英雄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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