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粟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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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挥的第二次反“围剿”，给了粟裕以深刻的启迪。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作战，常常是先打弱敌。打弱敌难在选择。判断敌军之强弱，需要对敌人的各种具体情况作全面、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敌人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术技术及其特点以及占据的地形、工事条件等等。这些仅是基本的情况。但一切的强和弱，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敌强而未展开，虽强犹弱；弱敌作困兽之牛，虽弱亦强等等。所以，还需结合实际作具体的分析，毛泽东、米德同志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我深受他们的教育。①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使粟裕深受教育。毛泽东指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更使粟裕“十分钦佩”。1931年7　月，蒋介石亲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嫡系、非嫡系部队三十万，向中共苏区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凭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决定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予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全部摧毁中央苏区根据地并完全消灭中央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散在建宁一带，远离老根据地，而且苦战后未得到休息和补充，总兵力只有三万多人。

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从建宁出发，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随后，红一方面军和从赣江以西东渡的红七军会合，拟经万安向富田北进，没有成功，8　月初，又折回兴国西部，集中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几十平方里地区。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进，形成对红军半包围态势。

红军从敌军中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

国民党军趁红军分散做群众工作之机，急速推进到苏区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占领了东固、富田、东韶、黄陂等很多地方。

如此之快的敌军攻势，红军始料未及。

毛泽东、朱德迅即将红军主力撤回苏区应战。

粟裕对当时的情景作了如下回忆：我军三万多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往回赶。有天晚上，通过敌方两支部队中间的一个约七公里半的空隙，如果顺利地通过了，就进入苏区了。为了严守秘密，部队出发前把所有的火柴、电筒上的灯炮都“没收”了，真是“人含枚，马衔口”，连咳嗽声都没有。

三万多人的大部队，一个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苏区。敌人竟然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①在苏区中心作战，敌人成了瞎子聋子，误把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的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以及在南丰以西宜黄以南地区的红军第三军第九师认作红军主力，下令发动进攻。

红军主力部队从苏区中心的后部发动进攻，避敌强劲，击其虚弱。

8　月7　日至11日，五天之间打了三个歼灭战，毙伤、俘虏敌军约一万多人，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

红军悄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休整待机。

敌人则如同一群瞎马，在山林里乱冲乱撞。折腾了两个月，没伤着红军的要害，却丧失了三个师的有生力量。其余部队在苏区军民的袭扰下惊惶不宁，奔突不定，悲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与此同时，两广军阀进军湖南，向蒋介石示威。腹背受敌的蒋介石不得不实行总退却。

红军趁敌人退却之际，分路出击，又歼灭敌人两万多人。

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红军同蒋鼎文、蔡廷锴部打了一个硬仗。三军团①见《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97页。

打高兴圩。粟裕所在的红一军团打老营盘。这两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打得很顽强。打到最后，国民党集中军官、军士，红军集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肉搏战。双方伤亡很大，最后双方都撤了下来。

在红军撤军的路上，遇到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一个师。据粟裕回忆说：“像吃豆腐一样，一下子就把它消灭了。”

在毛泽东的麾下打仗，粟裕有很深的感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①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粟裕先后担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师长等职务。1933年2　月，粟裕调任红十一军参谋长。这个军是方志敏在赣东北创建的红十军同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合编而成的，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

1931年底，粟裕还曾任中央苏区红军学校队长。

1932年5　月，蒋介石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红军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在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红军组建了红七军团，粟裕任红七军团二十师师长。

这时，毛泽东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而不能参与军事指挥。

负责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周恩来、朱德继续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硝石战斗，国民党参战部队是湖南“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部下的一个师。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仗打得十分激烈。

红军二十八师攻击敌人一个山头，攻不下来，粟裕和肖劲光赶到前沿阵地督战，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红军乘胜猛追。这时，敌人的第二梯队的一部分从背后打上来。

粟裕身边已没有队伍了。他以过人的智勇，率警卫员冲上前去追击敌军。

这股敌人被击退了，粟裕却受了伤。他的左臂被敌人打中，动脉血管里的血喷出一米多远，当场昏死过去了。警卫员用绑腿把他的伤口上部扎紧，血才止住了。

战士们找来担架，冒雨把粟裕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救护所。

山路崎岖，雨大路滑，绑带扎得太紧，担架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救护所。

第二天，粟裕的胳膊肿得像腿一样粗。

由于伤势严重，粟裕被转送到军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了。子弹从左前臂的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两边骨头都伤了，而且打断了神经，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

医生主张锯掉粟裕受伤的左臂。如果不锯掉，就有生命危险。

如果只剩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太不方便。粟裕坚持不锯。

“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他对医生说。

战将就是战将，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但他不能因为残废而离开战场。

医生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与死神来一次较量。

但伤口已经化脓，必须动手术。

那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封锁极严，红军医院药品奇缺，设备简陋，医疗水平很低。

开刀没有麻药，为了固定受伤的部位，用麻绳把他的手臂绑在凳子上，让医生施行手术。

粟裕治伤，丝毫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时的坚毅顽强。

手术后，医生用蚊帐布剪成二指宽、半尺长的布条，放在盐水里泡，每天早晨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又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再从进口处放进一条。捅来捅去，伤口长期不能愈合，反而长了一层顽固的肉芽。医生用一个小耙子把肉芽耙掉。这样捅来捅去，耙来耙去，伤口好几个月没能愈合。

养伤的将士们一个个走出医院上战场了，粟裕心急如焚。在医院养伤期间，有一天敌人的便衣队袭来，医院的医生和病人立即分散隐蔽。粟裕一跑出医院就被四个穿便衣的敌人盯上了。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才甩掉了敌人。

后来，粟裕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手术队治疗，到那里用了碘酒，不到半个月就好了。碘酒奇缺，在当时就算最好的一种外用药品了。

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负伤。

粟裕伤愈出院是1933年11月。他返回部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红十一军已改编为红七军团，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师。

寻淮洲任军团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

刚回部队，粟裕就参加了浒湾、八角亭战斗。

浒湾、八角亭在抚州金溪县，靠近国民党的战略要地。守军是国民党冷欣的一个师，下辖五个团。

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正面进攻，袭取讲湾；三军团迂回其侧后。

粟裕率二十师发起进攻。二十师编制不足，全师只有二千多人。

奋战两昼夜，攻不下浒湾，被迫撤出战斗。

在浒湾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使用了飞机和装甲车。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在战场上最初见识这种现代化的战争工具，红军将士们不知如何对付。有的甚至手足无措。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已经扩展到了野战部队。第七军团政委肖劲光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被撤职，换上了一位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委。

第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军事牵制任务时，有一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国民党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粟裕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军团长和政委坐在同一根木头上，军团长连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政委没有作声。粟裕以为政委同意了，一转身就走。

那政委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军委来电批评第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

从此，政委把粟裕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浒湾、八角亭战役结束后，部队在一个庙里开会欢迎这位刚到红七军团的新政委，请他作报告。恰巧这时粟裕从战场回来。

军团长见粟裕到了门口，便走出来同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新到任的政委就在讲台上拍着桌子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这位政委还不认识粟裕，而对军团长竟然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来一个下马威。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自我到红十一军、红七军团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在高明的统帅指挥下，就打胜仗；反之，越打越被动。当然革命的进程是势不可挡的，但人民和指战员们要为此而多付出无数的鲜血和生命。

1934年7　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已持续了九个多月了。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败局已定。中共中央为掩护红军的战略转移，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蒋介石腹心地区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粟裕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

7　月7　日，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征程。先遣队此行，关系着红军的生死存亡，关系着民族的安危。

离开瑞金时，粟裕的心情是复杂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前景已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当此寇深祸亟之时，党内“左”倾猖獗，不可一世，红军的存亡尚在不测之中。作为精忠报国的将士，作为一个怀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人，于危难之际受命远征，其慷慨悲壮之情怀，自是可以想见。

粟裕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追述：我们即将远征，中央苏区的前景使我们分外关切。主力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更一无所知。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下学会了带兵打仗。我参加了建设井冈山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斗争，经历了反“会剿”、反“进剿”、反“围剿”的战斗，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重的担子，我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同志的谆谆教诲和培养，我不能忘记养育我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我要对得起无数革命先烈。就这样，我怀着革命事业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又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第四章北先遣南挺进困境求壮大1934年7　月初，红军面对的局面已相当严重。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在红军方面，以王明为代表的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懂中国国情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懂军事而指挥革命战争，把中国革命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自1934年7　月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到1935年1　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

1979年底，粟裕请教叶剑英：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

叶剑英答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

在粟裕向叶剑英请教之前的1973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曾经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事向朱德请教，朱德答复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向西南部转移）。”

粟裕说，朱德和叶剑英的谈话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由于种种原因，身为先遣队重要指挥员之一的粟裕并不了解先遣队北上的真实意图。

若干年后，他看到中央给抗日先遣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进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

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先遣队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

1934年7　月初，红七军团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

部队到瑞金后，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接见了红七军团的主要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这次行动的目的地是皖南。当时皖南有几个县发生了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

这支队伍，编制不足，名为一个师，实际相当于一个大团。武器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

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上述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他俩不是军团军事委员会成员。

在部队领导集体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当时“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不信任，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难以有所作为。红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

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

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了抗日先遣队，面对险恶的斗争环境，他悲观动摇，后来终于投敌叛变了。

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的坚决执行者。他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任务艰巨，环境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央实行“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其前途之艰险可想而知。

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所部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樟湖坂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

按原定计划，先遣队应从此经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此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突然改变计划，电令红七军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先遣队于是转兵向东。

国民党水口守军闻风而逃。8　月1　日，先遣队占领水口，先遣队之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在水口，先遣队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会上，军团首长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军团首长动员将士们英勇北上，攻打福州。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有较好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此外还有炮兵、工兵、海军陆战队，城郊有国民党军用飞机场。

从水口到福州的交通要道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先遣队绕道进军，但出水口就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因为缺少防空经验，死伤七八十人。

敌人发现了红军，福州城加强了戒备。

先遣队开到福州城下，在对敌军的实力和防御工事没有充分侦察的情况下，就对敌人展开了进攻。虽然红军战士情绪高涨、作战勇敢，但攻城进展很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当时红军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内应，很难打进城区。指挥员们估计到，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主动撤退，准备向闽东转移。

转移途中，在北石岭，桃源地区，国民党的一个团追上来。两军激战一昼夜，国民党的援军越来越多，先遣队再次撤退。

这一仗，红军战果不少，损失不小。毙伤不少敌军，缴获大量武器。但红军伤亡也不小，其中还有几个师、团干部。

遵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打福州，给先遣队造成了许多被动。

先遣队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造次，先遣队占有主动权。福州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国民党军队于是疯狂追击，咬住不放。

先遣队向闽东转移，正值8　月中旬的炎热天气，总计六千人的队伍有七八百号伤病员。在国民党统治区行动，民夫难找，大部分伤病员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经过努力、先遣队与闽东游击区的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取得了联系。

进入游击区，在地区党和群众的协助下、伤病员得到妥善安置，情况有所好转。

根据游击区同志的意见，先遣队决定攻打罗源县城。

在当地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先遣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打法，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活捉了国民党的罗源县长和守军营长。群精为之振奋。

罗源战役之后，不到半个月连续打了三个胜仗，先遣队声威大振。

9　月初，先遣队进人闽北游击区。这里有苏区根据地。先遣队出征以来，艰难转战，到了闽北苏区，很需要进行休整，并利用苏区作依托，给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来一个迎头痛击。可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即来电批评先遣队“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阻止你们北进。”

于是，先遣队不敢怠慢，继续向北进发。

粟裕认为，急于要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中央既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先遣队必须到皖南去。如果让先遣队留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胜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联系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

当时，不仅中革军委的遥控指挥不切合先遣队的实际，先遣队指挥中枢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乐少华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