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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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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辏Х⒈砑训纾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
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
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
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
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
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段祺瑞转任参战督办后,冯国璋的主和立场反而逐渐软化,冯既然被迫放弃主和立场,7年2月5上一连串下达了六道命令,兹抄录如下:
(一)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二)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三)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 ,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四)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五)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六)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 ,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宽赦帝制犯。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
“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去便有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
“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
“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这表示复辟派已有生机,于是张勋的嗣子也带了30万巨款由徐州到上海来活动特赦。不幸他走错了方向,在长三堂子里挥霍,钱化得精光,还负了一身债,被债主扣押起来,由他的母亲备价赎回。同时冯德麟的旧部第二十八师中下级军官在锦州开了一次会,联名呈请北京政府,以南征人才难得,请起用冯为奉天军务帮办。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
“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他们把箭头和目标集中在冯国璋的化身江苏督军李纯身上。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冯国璋深抱不安去电慰勉,电云:“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2月7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出虞电(二月七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2月8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佳电(2月9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前此的世电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
李纯同时也作了反击,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虞电,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他说:
“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又有蒸电(2月10日)讥讽张作霖:
“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冯国璋在北京已消失了权力,一切受主战派的“太上政府”指挥。2月6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2月12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15日到达汉口。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40名到汉口。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2月18日搭轮船运到九江。
这一切显示主战派积极行动,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7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和陆建章的行动,竟未能够得到长江三督的响应,因此孤立无援,主战派大声疾呼要惩办他,王士珍则像个老僧入定,绝不开口。
7年2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冯玉祥旅长职,交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冯玉祥电张怀芝愿戴罪图功。冯旅全体官兵亦于3月1日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电云:
“六年四月一日我旅长骂傅良佐办事不公被免职,讨逆时始得复职。……此次调兵,杨书记道沫在浦口阻止出发,于二月二日投江死。……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 ,如不获请,请将我官兵九千五百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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