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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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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舱倮创笈欤⒘搜贝读艘卓酸凇⒉茉省⑿淼络竦�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作?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七八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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