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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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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出发，20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
21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部、教育部请愿。22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在马江的日舰等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对于赔偿和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至于撤退兵舰一事则不予接受。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民间排斥日货运动的取缔没有尽到力。同时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
23日，日舰“嵯峨”、“樱橘”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真是左右为难，顾人民则怕得罪日本，顾日本则良心既不安，人民的愤怒更无法遏阻。在这种情形下，只得授权福州地方当局，令他们直接和日领交涉。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认为北京中央政府简直是开玩笑，这等大事地方政府如何办得了交涉，自然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政府万万不可以打太极，敷衍和推诿，所以一再要求，对于和日本交涉事宜还是请中央政府和日本驻京公使办理。
福建全省也和山东全省一样，学生和人民愤怒到了顶点，他们都了解政府在对外交涉上硬不起来，如果不挺身站出来，则日本人得寸进尺，最后必然吞吃了福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已实际体味到了。
福州凶案发生后，全国震动。11月23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一）惩凶、（二）撤领、（三）抚恤伤亡、（四）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五）日本政府应向中国谢罪、（六）撤退日舰、（七）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八）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
27日，北京的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慷慨激昂，斩断手指，以示抗议。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27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为了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演讲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不罢课，参加的学生都是请假前来的。29日上午11时，北京中等以上34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12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3时回到天安门集合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自12月3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且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动。
12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17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与会人士约10万人，公推商会会长安迪生为主席，由于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因此这次大会故意推商会会长为主席，以迫他表明态度。下午1时开会时间已到，安迪生却无影无踪，没有出席，大会乃改提断指的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群众们对于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群情愤激中有人大呼推翻总商会。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生率商界代表千余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人民公意。与会群众要求商会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诺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嘘嘘之声大作，几乎闹出事来。幸而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由于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结果，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10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且用电报通知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有决心贯彻的，因此日本民间和商界才开始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要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得寸进尺，不幸中国抗日的情绪，在民国初年只表现在民间，而政府的表现则是软弱无能，这给日本侵略者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各省都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迁怒于教育事业。
12月1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因而福建旅京同乡会发起了驱李运动。12月10日南昌学生宣布罢课以抗议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学校，罢课了两个星期。直到23日才恢复上课。24日济南学联也被查封，山东督军张树元派兵监视各校，禁止学生外出，兵士打伤了夺门面出的学生多人，于是激起了24日全市各校罢课的风潮。学生提出恢复学联、撤退军警、惩凶恤伤等条件。
北京方面，学生运动益趋扩大，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步湖南后尘，因生活困难而宣布全体停职。不过他们除了经济要求而外，还有政治要求，要求撤换当时的教育总长，安福系走狗傅岳棻。31日小学以上各校校长也加入了停职行列。
9年1月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更整队到教育部向傅岳棻部长“献旗”，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个大字。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答应发教职员薪金时不搭发纸币，并在短期内撤换傅岳棻，12日停职风潮才告平息。
9年1月1日，济南学生在取得官方同意后，假座大舞台表演话剧，不料又有武装警察前来干涉，当场引起冲突。学生被打伤了七八十人，全体演员均被捕去。济南学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那位克星马良却又杀气腾腾地带领一批打手赶到。他像以前一样，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只有自己才爱国，当官的人都不爱国，要知道做官的人，也做过学生，我从前做学生时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那些政客的当，政客一天到晚好事不做，搞风搞雨，专叫你们搞坏事，你们看，福建的学生不是自白让日本人打死，山东和福建一样，都在日本势和范围内，日本人都带了手枪，打死你们几个，你们还不是白死。我看你们还是乖巧一点，不要瞎闹事。”
马良大发一番议论后就走了，他走后，学联立刻提出撤换警察厅长金荣桂、教育厅长袁立意，同时要求政府恤伤。政府若不接受，即进一步采取对付手段。1月3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这时候，山东督军已换了田中玉，田督军刚到任，不愿意让事态扩大，因此接受了学界的要求，撤换警察厅长。
1月19日济南各校复课。
爱国运动和学潮此起彼落，山东学潮因新督军上任而有了收获。天津又发生了新事件，本来天津学生要求北京政府撤换杨以德，不但未获批准，杨以德反而受到北京政府赏识。另一方面，天津日本领事船津要求天津方面取缔学生检查货物，1月24日杨以德就奉命维谨地逮捕了学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学联和各界联合会。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又一次向省长曹锐请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与各界联合会。曹锐竟把省长公署大门关闭起来，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代表想从门槛下蛇行而入，俾进入内将大门打开，门内军警却先将大门打开，呼跃而出，打伤学生50余人，并将学生代表四人绑缚游街。天津学潮发生后，1月31日北京39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表示抗议，上海各界也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声讨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宣言。段祺瑞是主张对学潮采取强烈压制行动的，因此他对山东的马良、天津的杨以德都予以称赞，面斥靳云鹏办事糊涂，毫无办法，致使学生气焰嚣张，无法无天。
2月1日北京军警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军警当局联名质问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制止学潮，如果没有，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2日教育部长傅岳棻召集校长会议，把军警当局质问函分发与会校长阅读，劝告各校校长自行约束学生，不然的话，闹出麻烦，教育部是无能为力的。
北京学校从1月31日大游行以来已没有上课，各校校长接到靳云鹏的秘密通知，知道军警方面要采取直接而强烈的行动，因此劝告学生暂避风头，让校长们出面交涉释放天津被捕学生。3日下午，校长代表到国务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形下，政府殊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并且暗示说，山东问题将和日本直接交涉。校长们指责靳云鹏身居国务总理不应任人摆布。靳也反唇相讥，引起了一场口角，不欢而散。
2月4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箓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日本公使交来的抗议，会议通过了对学潮的处理，将采取严厉手段。
可是学生并没有退缩，2月4日北京演讲的学生更增至七八千人，光是前门一区就集中了3000人左右。他们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疾呼，指责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人民必须勇敢地站立起来，不许他们卖国。这时突然有一批军警乘坐汽车向人丛中冲入，有些人因闪避不及而被汽车撞倒，激起了公愤，当场捣毁了这部汽车，军警乃即出动，用刺刀和枪柄打伤了学生十余人，并且逮捕了学生1600余人送往天安门拘禁，这些被捕学生，到晚间才被释出。
2月5日，北京学生继续出动七八千人到街头演讲，北京政府事先已调来第九师兵士2500人张幕于中华门内，当学生集中时，军队即出动袭击，打伤了学生数十人，并逮捕了学生代表43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和安福系重要分子曾毓隽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仓的住宅开会，日本人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公府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和资本家大仓。这次会议决定强硬的行动，不理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直接采取严厉行动，取缔学潮。当晚就将所捕学生43人移交北京卫戍司令部收押，不许亲友探望。
2月6日，北京处于军警的直接控制，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也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受到更严密地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线也都布满了警戒哨，如果发现演讲学生，即行逮捕。因此学生们无法进行活动，预定举行的国民大会也无法召开，校长代表想到国务院交涉释放前一天被捕的学生，也被军警阻止。
同时，在强硬派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发布了“严厉取缔和镇压学潮的命令”。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诰戒，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悔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毁伤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著莪之选，沦于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轶出范围之举，立子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重大，构成犯罪行为者，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容，并予撤惩。总之军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
2月7日是星期天，因此形势较为和缓，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和便衣来接替，电话也恢复通线，不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则仍被禁止外出。各校学生乃秘密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改为上午上课，下午出外演讲，并且约定寒假不回家，以倾全力进行爱国活动。
10日，出外演讲的学生却都受到驻校军警的干涉，11日学生们改为分散出发，每组只有二三人，可是也不能逃避军警的耳目。从17日起，学生决定停止演讲，恢复全天上课。
15日，北京学联、教联均被查封。
北京政府在这时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位。9日起，靳云鹏不敢到国务院办公。13日陆徵祥、陈箓请求辞职，外交部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17日陈箓被劝回部，以应付对外事务。
3月5日，卫戍司令部把已被捕的学生代表43人移送至法院。4月7日由校长保释了学生代表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由于法院不许其他学生交保，北京学生又展开了集体自首，第一批自首者189人，第二批自首者246人，第三批自首者588人。北京检察厅对于自首的学生一概不予接受。
在全国反日爱国运动中，段系变成亲日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徐树铮疑心冯国璋在捣鬼，幕后策划，又疑心冯将南下另组政府。而徐世昌则也想拉冯，以统一直皖两系，自己坐到北洋派最高领袖地位，所以早在8年秋天，就派师景云赴河间冯的原籍去迎冯入京。冯鉴于陆建章之被杀，怕徐树铮下他的毒手，因此迟迟其行，由河间到了天津，徐世昌虽然一再去电催他入京共抒国难，他则一再犹豫，不敢动身赴京。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南北和会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实际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要从陈树藩说起，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在陕西军中当下级军官，一步一步地爬到旅长地位。民国5年乘各地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发难活捉陕西将军陆建章长子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陈树藩乃乘机率军由大荔驰至三原，组织陕西护国军，自称总司令，进入西安，综管省政，向段祺瑞递门生帖，5年10月正式升为中将，取得督军地位，变成了皖系附庸军阀之一。
陈在陕西驱逐了省长李根源，俨然关中之王，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声色自娱。由于他的胡作非为，陕人无不切齿。6年10月耿直以警备军在省城举义讨陈，巷战两昼夜，失败走蒲城，死城下。郭坚亦在蒲城自立。11月胡景翼所部营长张义安举兵三原，击败陈树藩部下曾继贤、严锡龙军，进迫西安。7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陈树藩打长途电话给胡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
陈虽大言不惭，可是陕西反陈的民军遍地皆是，曹世瑛率部自陕北来。卢占魁率蒙古骑兵数千人占榆城。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诸县。樊钟秀则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袭击潼关。张义安围省城，陈树藩伪称求和 ，张乃撤退至鄠县，陈树藩大军至，张义安措手不及战死，郑宝珊、董振五以余众退渭北。陈树藩乃向北京及邻省河南乞援。段祺瑞命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援陕，即以刘为陕西省长。
7年6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延长而抵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下辖郭坚、樊钟秀、曹世瑛、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六路。惠又光一旅则屯渭北省西。
10月中旬靖国军誓师讨陈，先渡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即开城迎降，胡单骑入城接洽收编，不料乃是诈降，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
陈树藩颇懂政治，他不杀胡，却要胁胡写信给他的部下投降，胡也答应写信，但他在信中使用暗号 ，表示自己决不投降陈树藩，于是胡的部下便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陈树藩派员赴胡部招抚，又派第三旅旅长李天佐到板桥，均被靖国军击毙。
7年11月下旬，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受于右任命迎叶荃军于西路，会商共同作战方略，归途经凤翔到兴平防地，陈树藩使民军内奸李栋材伪造郭坚的函件，邀井到兴平南仁村开会，井不疑有他，于11月21日轻骑前往，遂中计被杀，李栋材把井的首级带到西安去报功。
于右任令四路军副司令田玉洁裹帛为首，将井的遗体葬于泾阳。于有哭井勿幕诗：“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陕西靖国军先后受到胡景翼和井勿幕两事的挫折，但仍继续有开展，南北和会召开时，陕西靖国军的六路军在陕西全境奄有广大的地盘。其分布是：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眉县。第二路司令樊钟秀驻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瑛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进入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而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
就和会来说，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不算是重要战场。可是因为湖南战场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便想在陕西开僻第二战场，借以继续南北战争。所以在和谈进行前，他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以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他称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并把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剿匪，以示与南北战争无关。
段派赴陕的军队是奉军许兰州部，和会召开时，又调第四混成旅张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进攻靖国军。这一来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共达20万人，因此陕西全省成为一座满目皆兵的大军营。
和会召开前，南北双方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要了一个花样，提出所谓南北两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生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还北方。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
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南北双方于是又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钟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志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条件，要求全面停战包括陕西在内。李纯提出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除了陕西停战问题外，还有一个是参战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可是段系的人已把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同时把参战借款提用来编组边防军。徐树铮出长西北边防筹备处。
边防军成立了四个师，由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这是段对北洋军失望后，欲以新军来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西南方面在和谈前即提出撤消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等问题。不过西南方面也知道，如果要北方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问题更搞糟了。所以这些问题便不作先决条件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
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人选问题也是南北双方争端之一，这也是对政府的权力问题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这个代表团名单中只有王正廷一人是西南方面的，因此西南方面要求加派伍朝枢和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前面曾提到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本来徐世昌主张由李纯担任，皖系全力反对，梁士诒也被安福系反对，段想要王揖唐担任，王是安福系首领，西南护法就是反对安福国会，王揖唐自然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徐乃宣称王是众议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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