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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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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李纯就常常托故把毕正林支派出去和菱子秘密幽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维持了一年之久。毕正林对此，虽亦微有所觉，但因李督军等于是他的衣食父母，不但菱子是李纯所赐，即自己今后的功名富贵，也无不惟李是赖，想至此处，也就不予计较了。
有一天，李又派毕去上海为夫人购买衣料饰物，毕于受命之后，为讨菱子的欢心，特意回转房去问菱子：“有何需要，可由上海顺便带回。”菱子心不在焉地答道：“你随意买好了！”
毕正林见她面带不愉之色，也不再言语，即反身退出。
他因守法成了习惯，惟恐误了早车，当天赶不回来，即匆匆忙忙出门而去，所幸赶上了上午早班火车，于12点以前，抵达上海，下车之后，即径至南京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预列的货品清单，未换地方，即全部购齐。然后又替菱子选购几件饰物，转到一家小吃店，胡乱吃饱肚子，在街头雇辆马车，赶往车站，恰巧赶上下午2点的回去快车，晚间7点，即回到南京。当即雇辆人力车，返回督署，下了洋车满怀高兴，提着网篮，径奔自己住房去。不料一推板门，业已自内上闩，砰砰拍了两下，亦无人应声。
原来当日李纯用过晚饭，闲来无事，忽想起毕正林已去上海，料毕初到上海那种荣华地方，一定贪着游玩，当天不能返回，乃放心大胆前往菱子房中寻欢。正当好梦方圆之时，忽然听到敲门之声，乃忙将菱子推开，仔细一听，竟是毕正林的声音，心中一急，翻身下床，想寻一隐身之所，暂避一时，无如房内除一张木床和四把木椅之外，再也找不出藏身之所，窘急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厚着面皮，亲去开门，正好与毕正林碰个对面。毕见督军来开门，心头一慌，急忙向后退了两步，举手为礼，李反窘得无话可说，只从鼻孔唔唔了两声，急步离去。毕则僵立失神，呆若木鸡，直看李走远，才慢慢回过味来，无精打彩地走进房中。因有这一耽搁，菱子早已穿好衣服，整好被褥，见毕正林坐在房屋一角，闷声不响，即含笑问道：“你替上房太太买什么急用之物，她急等要用，督军刚才亲自来问，你看到他没有？”毕正林正在窘迫无计，不知如何收场之际，被菱子这一提醒，即时计上心来，当将替菱子买的几样得意饰物，从网篮里面取了出来说：“你先把这几件东西收了起来，我这就上楼替督军夫人把买的急用之物送去，免得她着急。”于是提起网篮匆匆而去。
这时不过晚间8点钟刚过，正房楼上，灯火通明，俱未入睡，毕走至李的寝门外，喊声：“报告！”室内李太太听到是毕的声音，即答道：“进来吧！”毕进门之后，见李纯坐于靠窗的书桌一旁，正在默默地看着一件公文，态度极为冷漠，他心怀疑惧未敢上前打扰，即转身将网篮内的衣物取出，请李太太过目。李太太约略瞥了一眼，即道：“你买的都很好，回房休息去罢。”毕对适间之事，甚怕督军惦记在心，乃硬着头皮取出商家开的发票，恭恭敬敬送到李的书桌上说：“这是今天买东西的发票，请督军过目。”只见李面带怒容，睨视一眼说：“放在这里好了。”毕认李的不悦，可能是仍为适才之事，故未敢多言，即摒气敛息，悄悄退出。一面向外走着，一面暗自默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究应如何才能消除这层顾虑？一时却没有妥当办法。及走下楼梯，见督军办公室的几茶桌椅，略有零乱，乃一面加以整理，一面筹谋应付之策。
当毕正林正在心绪紊乱，计无所出时，忽闻楼梯声响，有人从楼上下来，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李督军，见他手拿一卷公文，态度严肃，一径走到办公桌旁，落坐之后，取过纸笔，稍一沉思，即草草写了张字条吩咐道：“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毕应声“是！”立即返身退出。因为毕正林本就识字不多，对李的连笔草书根本就不大认识，故于出门之后，心中即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想：“督军面带怒容，定是为着奸情被撞破的原故。现在为时已晚，急着找军法处长前来，必是想趁夜静无人，将自己枪毙。否则，有何事不可等至明天再办？”就这样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可疑，最后想到，如其等待枪毙，何不先下手为强。主意打定，伸手摸了腰间的手枪并装满子弹，主意愈为坚决。即将手枪提在手中，咬一咬牙关，重新走回办公室，先从门缝中向内一望，见李纯仍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支颐危坐，闭目遐思，毕乃轻轻掩入，对准李的前胸，连放三枪，李未及呼喊，当即应声倒地。毕见闯下大祸，一时倒反没了主意，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场发楞。此时院中卫兵听到办公厅内急促的枪声，立即奔来查看，只见毕正林手提短枪，面对僵卧在地的督军尸体出神，料定是他闯的大祸，于是七手八脚，将他的手枪夺下，又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此时楼上的李太太，也已闻声赶来，一见丈夫僵卧在血泊中，断了气息，即伏尸大哭，几至昏厥。正在扰攘之际，卫兵排长杨某亦闻声赶到，略问情由，即奔向电话，取起话机，向军务会办齐燮元报告情由，并请他前来处理善后。因齐对李与菱子间的暧昧情形，早已有所耳闻，只以身为部下，对这类隐密私情，未便明言谏阻，于今一听说“督军乃毕正林所杀”，即明白了九成，当即乘车赶到督署，先向毕正林作了简单问话，复劝李太太同至楼上，商议善后之策。
经齐燮元与李太太仔细商讨的结果，认为如果按照实情公布出去，对李督军的声誉颇为不利，不如将实情隐密起来，编造一套光明正大的说词，对外发表，较为恰当。经李太太同意这一原则，即由齐出面，将毕正林叫到面前，斥责了几句，又命人取来500银元，说：“按你所犯罪行，即使全家枪毙，亦不足偿其罪，因督军夫人念你平素尚无大错，特赏你路费500元，限你带菱子，连夜离开南京，对任何人皆不许泄露本案真情！”毕叩头谢恩带着菱子走了。齐乃复对在场的官兵严厉告诫一遍，并找来一名随李多年的秘书，将详情向之说明，命他连夜伪造李纯一份遗书，大意是说：“纯生不逢辰，清政凌替，因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始投笔从戎，原冀革命成功之后，跻国家于富强之域，讵料未增御海之力，反蹈阋墙之祸，蒿目时艰，五内如焚，徒以人微力薄，无补艰钜，痛心之余，惟有一死以谢国人。纯死之后，愿我袍泽，深体愚衷，一切听由中央处理，勿得无理滋闹，九泉有知，亦瞑目无憾矣。”写好之后，齐复略加修改，即据以发出通报，并向北京政府呈报备核。
李纯死后，江苏督军出缺，江苏人想借这个机会拒绝外省人任苏督，或者根本实行废督，并且说齐燮元资望太浅，不能骤任一个大省的督军。北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先废苏督，可是曹锟张作霖打来会衔电报，指废督为无政府派主张，于是先废苏督之议遂成泡影。
谁继任苏督呢？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齐燮元想坐升苏督而废巡阅使，或者抬出王士珍为巡阅使。北京政府想派王士珍或靳云鹏或吴佩孚为苏督兼任巡阅使。张作霖却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直系怕夜长梦多，闹出其他纠纷，也为了抵制张勋，乃授意北京政府于9年12月3日发表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的护军使是齐燮元所保荐，自卢永祥调任浙督后，何因资格和政治理由，不能继承护军使地位。因为直皖两系都争夺上海这个地盘，苏督自冯国璋以迄李纯，都要收回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内，不愿意留一条皖系尾巴在江苏辖境内。现在皖系已被打倒，直系正可以乘机收回上海地盘，可是齐燮元因为自己资望尚浅，升任苏督已是喜出望外，为了息事宁人，便顺水推舟。
李纯之死，上海和会也无疾而终。早在9年6月6日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罢免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代之以温宗尧。民国元年，唐做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袁，和这次做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岑先后如出一辙。温宗尧到上海后，也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一样，没有人理睬他，不久岑春煊自己也垮了台，他当然更无地位。北方总代表在朱启钤时代，其交际费列有赌具、花粉种种。王揖唐用钱的黑幕更多，最后一任总代表是李纯兼任，李纯在南北战争中一直扮演和平老人，是和谈幕后重要人物，他也愿意担任议和的总代表，可是迨他出任总代表后，事实上南北已无和谈的情事，因为南北之争已变成南与南战，北与北战了。
李纯死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开具8年6月后和谈代表办事费470355元，而各代表所购汽车，各代表公馆内化妆台、绣花枕、雪花膏、香粉、字画、代表眷属车费及所用香烛、元宝、麻雀、扑克等项均列入。这项报销在北洋政府中本不足为奇，可是在和谈代表办事费中列出，真使人啼笑皆非。北京审计院把不能报销的剔出来，苏督和审计院大打一场笔墨官司。
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直皖鏖兵时，段祺瑞指曹张勾结张勋进行复辟，张勋有号电（9年7月20日）辩诬，电云：
“报载定国军檄文有曹张等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等语，不胜诧异。勋自丁巳以还，三载于兹，不问外事，近日段氏称兵，京畿震动，室家迁徙，比户皆然。勋既无在京安置之文，讵有私自出京之罪！至于往事，在勋感受旧思，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况在徐州会议之时，段氏代表列席赞成，众目睽睽，事实可按。迨夫事举，段氏忽持异议，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直皖战后，张作霖有极大的发言权，曾一再电保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政府不敢起用张勋，又怕得罪张作霖，所以擢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因亲戚关系，一则想利用他扩充奉系的地盘，他一再电保未获邀准，便又牵连到他个人面子问题，他不发怒则已，一怒而天下动，不独徐世昌、靳云鹏为之失色，连曹锟也不能不退避三舍。
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张勋赌气不干，他说：“我生平只会带兵，不曾学过种树。”徐世昌派王乃斌到天津劝驾，好像张勋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张作霖赴天津常下榻张勋家中，张作霖的随员如袁金恺、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是逊清遗老，尤其是商衍瀛是逊清的老翰林，在张勋幕中当过文案，是由张勋介绍给张作霖的。
张勋薄热河林垦督办而不为，使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无法交代，因此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这位关外王解释：“绍轩（张勋字）犯过推翻民国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可是徐、靳又怕直系生反感，所以向曹、吴解释说：“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敷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张作霖也不全是厚爱于张勋这位亲家，有一半是扶植张勋为羽党以对付直系，所以他又保荐张勋为察、热、绥三特区的巡阅使，这就是显露了张作霖不以做东北王为满足，他还有意把力量由东北扩充到西北，把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都纳入他的王国范围内。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直皖战后，北方的局势有了改变，在此以前，北京政府无论谁任总统或是总理，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个人为中心。皖系战败后，北京政府出现了两个“婆婆”，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当时北京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最尖锐而突出的，是国会问题。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北京事实上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新国会。因为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和北京唱对台的，北京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恢复。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广州的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都重新选举。因为旧选举法是迎合南方坚持的旧约法，这便使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了上风，另一面使南方的“护法”大旗使用不出来，岂不是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其实北京方面走这着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徐世昌的大总统就是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选出来的，现在又用旧选举法选国会议员，就是舍新存旧 ，就是承认徐世昌自己的总统地位为非法。同时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因为南方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后，南方却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就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没有协调。因此北京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直陷于没有国会状态中。
靳云鹏是10年5月第三次组阁，为什么他以一个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败后受到垂青呢？原来他在安福国会时代，受尽了安福系的气，他在段祺瑞下边 ，与徐树铮积不相容，他又是张作霖的亲家，所以在安福时代，靳云鹏是皖系所排挤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两系统治北方时，能成为内阁总理。
他这次组阁时，其政府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谋求形式的统一，以便向国外借款，二是巧妙地运用直奉两大势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统一，否则自外国银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当时是分裂状态，从什么形式来统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断，外国银行团眼光更现实和机警，自不会把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国借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尤其是借外债，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无所不押。如今外债不能借 ，内债也要惜，要借内债就要向银行和银团借，国内的财权都是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内阁时曾延揽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以为依赖这两位旧交通系的巨头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可是当时有人向靳说：周、叶故意在财政上制造困难，以迫靳内阁垮台，使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出任阁揆。原来周、叶认为解救财政的困难，既借不到外债，又无法增税，唯一善策是发行内债，可是内债的债信也扫地，所以必须先恢复内债的债信。恢复内债债信势必将一切财源先用之于整理内债。因此，很多人便认为周、叶两位旧交通系领袖如此做，实在是想在财政上困迫靳内阁，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内阁是起于8年9月，迄于9年5月。第二次
靳内阁起于9年8月，迄于10年5月。
穷并不是靳内阁的特色，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不过在靳时代有告贷无门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10年1、2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损害，后来经由陈光远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且为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这对直系颜面大受影响。
各省军人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等。
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曾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10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仑。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
直奉两系合作并不坚固，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貌合神离，尤其是争夺地盘问题上。开始是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人士也不喜欢这辫子将军。张作霖又改推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廿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并入“东北王国”。热河都统姜桂题是淮军老将，他和徐世昌是老朋友，徐当然要替老朋友保留面子。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张勋听了大发脾气，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开他的玩笑。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在这个时候，直奉两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调整，可能就会兵戎相见了。
造成“穷”的原因很多，最明显而直接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是没有一个办得到的。但靳云鹏却大为吹嘘，说是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他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达20万人。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原来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战败而被裁的军队，并不是靳在计划中的裁减。
相反的，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军队，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更有增无减。
靳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卅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10年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在这封信上也谈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最后还郑重地表示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自己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表示了意见，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
张作霖前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
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响，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其实凡是军阀，谁不克扣军饷，谁不在采办军火项内渔利，这两条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10年初，湘军尚未援鄂驱王，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红人，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而湖北地当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因此他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有了成就，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北京希望透过湖北拆散西南，孤立孙中山，所以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而成为长江三督之领袖，俨然成为一个大军阀了。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靳云鹏殷切要求曹张能到北京来共同商量许多实际问题，可是曹张知道到北京去也逼不出军饷，同时又怕面对面地讨论裁兵问题，以及援库问题。因此他们不敢到北京来。可是经不起靳云鹏的再三邀请，由京汉、京奉两路局挂出专车分赴保定迎曹，沈阳迎张。
4月15日张作霖到了天津，16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遂于18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镐、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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