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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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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延�10月18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10月16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因此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样想法，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尤其是所谓的“总抚”，更是奇形怪状的名堂，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10月30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11月1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然而徐的电报却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而王永泉这时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自己已是福建的主人，所以便企图把小徐赶走。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11月2日乘轮去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就是昙花一现，突然结束了。
11月3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11月6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不过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遂被海军释放，10月30日李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11月5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吴都有电到厦门，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8日臧有电给陈炯明云：
“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11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福建问题，北京政府也前后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
11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
国民党方面有人主张不要迫陈炯明完全倒向北方，同时阻止陈炯明帮助李厚基援闽，因此促成孙中山和陈炯明言归于好，倡议的是汪兆铭等。但孙坚持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以不究既往，因此，徐绍桢奉派到广州劝陈炯明停止“援闽”军事，可是陈炯明拒绝写悔过书，调停遂告失败。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曹、吴调豫军常师于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乃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12月16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12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徐树铮“开府延平”一幕是失败的，他虽然出奇致胜，赶走了李厚基，可是王永泉并不听他的话，对皖系力量也丝毫没有补益。不过，福建的局势，对孙中山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北伐军”从翁源退到闽边，饷弹两缺，同时又面临粤（洪兆麟一师）、闽（王献臣一旅）、赣（周荫人一师）三面围攻的危险。如果不能在福建打出一个出路，就是困顿的局面，到了福建后，兵力扩充了一倍，士气也完全恢复。
皖系和奉系都主张孙、段、张的三角联盟，借福建的基地同时围攻直系，然而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逆不可，因为必需有广东，才有能力图长江，否则便腹背受敌了。”
孙中山早在10月18日就下命令把入闽的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准备回师广东。同时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在粤、桂两省发动讨逆军事，夹击陈逆。
10月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等，会议进行事宜。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11月8日孙中山函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等，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当时，在福建的粤军可算是孙中山的直系部队。尤其是许崇智这一军更是最忠于孙的军队。
在军事人才方面，孙中山最器重的是蒋中正，所以当许崇智等在福建打开局面，孙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又任命蒋中正为参谋长，敦促他早日赴闽，策划规复广东事宜。10月22日蒋中正至福州，即至第二军部办公，并代表孙慰劳讨贼军各将领。当时粤军寄居福州，困难甚多，黄大伟又因改编事，与许崇智冲突，蒋中正乃函呈孙，有离福州之意，孙接函，急驰电阻止，电曰：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为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
11月24日廖仲恺至福州，与蒋中正相晤，并面交孙中山慰留手谕：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如毫无进展，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事，共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之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而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总之，十数年来，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汪大燮于民国11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到了晚上9点钟忽通电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原来由于汪不愿兼财政总长，拟推荐黄郛担任，可是黎元洪却认为黄郛资望太浅而不予同意，汪大燮认为自己连推荐一个财政总长都无权力，因此愤而通电辞职。黎一听汪在闹掼纱帽，慌了手脚，赶忙赔不是，催汪送来任命状盖上大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元洪使用元首特权自己提出来的，因为王内阁已不能继续下去，他又不愿让津保派分子组阁，所以才找汪。由于汪和各方面都无恩怨，以他扮演过渡内阁最为恰当，争取时间再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名单也是黎元洪所提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汪兼、外交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高恩洪、农商总长李根源。
汪内阁发表后，12月1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2日曹锟发表文电云：
“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意银行总裁，绩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符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
曹的这个通电并不致送总统，因此黎非常痛苦又是满腹牢骚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地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我本不愿干这个无权无力的总统，他们一定要我上台，上了台又遇事掣肘，把我搞得进退两难。”
在曹锟通电之后，各省直系军阀和他的追随者都相继反对汪内阁，使汪进退两难；保派的三位阁员以不就职为拆台的手段，汪自己亲自去拜访高凌霨，高竟托病谢客，飨以闭门羹。高恩洪代表洛阳方面，所以通电就职，可是有人告诉他说：老帅（指曹锟）对他极不谅解，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和定庵（高恩洪）势不两立。”同时又接到曹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临时将就职通告撤销。黄郛因空气不佳也不敢就职，许世英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一个汪内阁，只剩下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出席国务会议，其余各部均由次长代表列席。
汪内阁为了讨好保定，在国务会议中决议取销奥款展期合同，但是直系军阀则对新阁登台未发一字贺电，前任阁员在京受到军警的严密监视，从车站到东交民巷便衣侦探密布，高恩洪想逃出北京，在车站被军警挡回。
11月30日吴佩孚再一次通电认错，电文中有云：“平生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生平之人。”
素昧生平之人是指王宠惠和罗文干。
12月5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两人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订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也就是这一天，黎元洪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汪内阁的组成，是为了要有一个由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原来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正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黎表示因之而出此权宜之计。同时并说他已决定请张绍曾组阁，即将向国会提出。
张绍曾是津保派，黎提张即表示放弃了原来的主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12月6日，黎正式把提名张绍曾组织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当然，张绍曾早就和吴景濂串通一气，所以吴遂向黎拍胸膛，可以负责国会通过。吴这是一面之辞，个人如意想法，国会中各政党反对吴景濂一人包办，因此提出要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任命的条件。曹锟左右虽把张绍曾列入自己的小集团，不过对张并不放心，因怕他和吴佩孚是儿女亲家。津保派一直希望由高凌霨出来组阁，至于曹锟本人则希望北京一直是无政府状态。
12月9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是曹锟61岁寿辰，这是他功业最巅峰的时候，四方八面拍马屁的人多到无可数计。先一天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达四次之外，搭车前往拜寿的，有国会议员、军人、政客和各式各样的达官贵人。参加祝寿的议员比平常国会开会时的议员还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年轻贵介公子，一位是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一们是卢永祥的公子卢小嘉。
吴佩孚没有赶来祝寿，让保定的盛会为之减色。吴特派湖北督军萧耀南为代表，专诚赴保定向老帅祝寿。萧向曹报告：吴巡阅使本来准备要来祝寿的，只因为老帅正在气头上，怕触老帅之怒，所以决定改期前来补寿。末了还说了许多“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则大声地说：“是嘛，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怎么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他，谁说他。以后不许人再讲什么保、洛两个字了。”
曹锟做寿，一时冠盖云集保定。于是外间纷传保定在开重要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正式会议倒没有，不过时局问题自在讨论之中，尤其是对总统和内阁问题。曹锐曾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段都是北洋派同期前辈。冯做了总统，段做了内阁总理，三哥年逾花甲，做一任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既不赞成，又不反对，“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至于对奉皖两系则采取笼络手段，只要他们不反对曹当总统，就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地位。
曹锟对于罗文干案，反对多所牵连，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至于对吴佩孚，吴既然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予以打击。他认为保、洛两派在总统和内阁问题上有距离，可是在对国民党、对奉、对皖方面，根本利害是一致的。
冯玉祥派人监视着高恩洪，来保定向老帅拜寿请罪。曹锟本想对高不客气，但碍着吴佩孚的面子，只予以冷淡的接待，并未将他扣押，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到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十天之期届满。在他答应代理时，即是以十天为期。为了代理国务总理，他被保派骂得狗血淋头，十天受罪之期已满，他无论如何不肯延期，黎不得不另作打算。他邀请国会议长和甫回京的王正廷到总统府磋商内阁问题，他敦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王当然不肯接受，但经不起黎的好言拜托，王才勉强答应，可是提出三个条件：（一）请国会议长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立即列入议事日程；（二）代理期间以十日为限；
（三）代理期内不公布重大政令，不任免重要人事。
黎自然答应王正廷，经与国会议长商洽，获得同意后，即于11日晚发布王正廷代理内阁总理的人事命令。王于14日通电就职。于是聊胜于无政府状态的过渡内阁，总算又有了。
黎依照和王正廷的协议，把张绍曾组阁案送到国会征求同意，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议员们曾热烈争辩，甚至飞起墨盒，大打出手，最后一哄而散，不得结果。吴景濂劝张绍曾亲自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以联络感情，张于17日举行茶会，邀请议员们欢聚，大家互打哈哈，张则说了一套统一裁兵的冠冕堂皇话，又说了一些交换条件的私房话，总算获得大家勉强的同意，于是18日张组阁的同意案遂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院通过。
国会通过了张绍曾组阁是一件大事，因为黎元洪复职后，这是国会通过的正式内阁，也可以说是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后唯一“合法”的内阁。
张阁获国会通过，王正廷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后以湖北代表身份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副议长（议长是林森），并为《临时约法》起草人之一。唐绍仪组阁时被任为工商部次长（总长陈其美未到职），民国2年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副议长。二次革命后王赴广州任军政府外交次长。8年巴黎和会王被任为中国代表，因山东问题拒签和约，返国后出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10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收回胶济铁路委员，及青岛商务督办。汪大燮代理内阁被任为外交总长。
张绍曾组阁案获国会同意后，黎很兴奋，认为时局有了转机，因此迫不及待地拟于12月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阁能在元旦就职，但因阁员分配不能协调，因此29日无法发表。
12月31日王正廷代理内阁发表了重要的人事命令，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2年元旦，照例总统要发表文告，黎元洪的文告是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和督军制度的弊害。这类话在当时，大家是充耳不闻。
12年1月4日，黎元洪正式任命张绍曾组阁，并发表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张绍曾
外交总长施肇基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从上面这张名单看来，是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却办不到。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本来向议员许了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未能兑现，议员们乃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2年和6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和吴禄贞同期，宣统三年任清军第廿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廿镇由东北调入关内，在滦州兵谏，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荐张以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民元出任山西督军，因与阎锡山意见不合而去职。5年担任陆军训练总监，1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张绍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历任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他和吴佩孚是亲家，因吴不支持他组阁，故倒向保定一方。张绍曾组阁后，显示吴佩孚被曹锟压得不敢讲话，于是津保派气焰薰天，因此“先选举总统”的主张获得胜利。曹派人物便积极布置一切。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2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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