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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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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判以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有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廿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不然，贵议员无理取闹，借端复仇，是欲因个人密切关系陷我国于危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余党，靦然为吾鄂代表，无怪同人严重对待也。相见不远，尚其勖哉！”
这段文字，简直是杀气腾腾，拔刀行凶之状跃然纸上，全文是想把杀张振武的罪担承下来，而替黎元洪洗脱，可是黎的密电在袁手中。袁拿了这封电报就等于拿了黎的小辫子，用不着鄂人叫嚣，他根本不会准黎辞职，他要的是拉黎倒向自己这一边去对付同盟会。
张振武案在扩大时，黄兴介入了。开始是黄主动地对张案向袁抗议，其后则是有人故意诬造说黄和张有勾结，在张行刑前搜到了黄、张勾结的证据。
在张案发生前，黄本拟随孙中山一同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正在筹备时，张案发生了，黄认为张是革命党，袁竟任意诛戮首义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致电袁严词诘责。原电云：
“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兵统领衙门宣布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恶结党，桀骜日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仰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释群惑。……”
袁复电云：“巧电悉，张振武一案，黎副总统原电有盅感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乞立予正法等语。黎副总统为鄂军督帅，对其所部宣布罪状请正典刑，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始末已电黎副总统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无任欢跃，执事因事稍缓，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启行，得罄肝鬲，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凯。皓。”黄认为袁的复电是搪塞，因此再致电驳斥：“皓电敬悉。黎副总统原电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师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判，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且在前清专制时汪精卫谋炸摄政一案，讯供确凿，尚能出以详审，仅予监禁。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现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益形危险，顾瞻前途，良用滋惑，旁皇终夜，不知所措，洒涕陈言，伏维谅察。黄兴。哿。”
由于黄一再为张案向袁抗议，袁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条毒计打击黄，伪造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用这个伪证打击黄，使黄处于嫌疑地位，失去为张案发言的力量。北方的袁系报纸也推波助澜，绘声绘影地说黄曾在7月中去武汉，部署杀黎元洪。这时正值孙中山应袁邀北上经过天津，有一个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却和孙中山认识的人去晋见，向孙中山泄露了袁如何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乃打电报把这个密谋通知了黄，黄兴遂于8月27日去电质问袁：
“北京袁大总统鉴：兴前因病赴西湖疗养，今晚返沪始见孙中山先生自津来电谓：顷见一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今日又阅《沪报》译载《文汇报》北京电云，此间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云云。阅此两电不胜骇异，张案鄂、京尚未尽情宣布，读漾电亦云案情重大，牵涉尤多，今京、沪忽拟议及兴，若不将张案所牵涉者明白宣布，则此案终属暗昧，无以释中外之疑。务请大总统勿循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入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电复。黄兴叩。”
袁否认有其事，亦否认总统府有这位秘书，且在复电对黄大加推崇：“克强先生奔走国事数十年，共和告成，亟谋统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于巩固，使中华民国不复动摇，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中外咸知，人天同感。”
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姚雨平、胡瑛、陈陶怡等均愤愤不平，致电袁氏要求：“特派公正专员彻查严究。”词意极为愤慨。
张振武案最后终于不了了之，张的言行虽有逾轨，但杀张不循法律，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狱。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民国元年的政党林立，早在南北议和的前后，许多同盟会会员，事实上是排满主义者，狭义的民族主义，认为革命的目的已经消失，于是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组成了一些为了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它们只是竖起一块招牌，发出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名气大的政治要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个人的政治投机。还有些政党是以地区关系或历史关系结合起来的。所有这类政党都没有旗帜宣明的党纲，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跨党脱党视为家常便饭。其所拥戴的领袖，也可能兼另外一个党的领袖，而被推者等于今天兼任公司行号的董事长一样，是一个挂名差使，对任何一党都不关心。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相互对立的政党，主要的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临时政府北迁后，统一党和以湖北人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以及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烈等所组成的国民共进会联合起来，于民国元年5月9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而外，参议院还有谷钟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个统一共和党和宋教仁曾有密切的联系。
由于事实需要，同盟会必须合并许多小党，完成“毁党造党”的目的。因此宋教仁乃以敏捷的政治手段，不仅和统一共和党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时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三个小党取得联系。这三个小政党本是从同盟会和君主立宪派内分化出来的一些混合组织，大家协议合组一个大政党以与共和党抗衡。
宋教仁是一个天才的政党活动人物，他取得同盟会以外四个政党的协议合并后，遂在8月11日与各党代表会议于北京安庆会馆，获致协议。再于8月13日召集同盟会全体职员大会，推举宋教仁、张继等16人为筹备员 ，并由总务部发出通告，宣布同盟会改组为一般形态的政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为此一改变，联名致电各支部征求同意。电文如下：
“各支部鉴：据北京本部来电云：‘连日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协商合并，另行组织，彼此提出条件于下：（一）定名：国民党；（二）宗旨：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三）党纲五条：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和平；（四）用理事制，于其中推一人为理事长。昨日开全体职员评议员联合会，合并条件已通过’云云。文等以上列条件与本会宗旨毫不相悖。又得此多数政党同心协力，将吾党素所怀抱者见诸实行，此非独同人之幸，亦民国前途之福也，文等深为赞成。且同盟会成立之始，其命名本含有革命同盟会之义在，共和初建，改为政党，同人提议更名称者益众，即此时而易之，可谓一举而两得矣。特此通电贵支部，务求同意，以便正式发表。文等屡承袁大总统遣使持函来邀，已定十七日起程北上，赐复即交北京同盟会本部为盼。孙文、黄兴。”
孙中山到北京的第二天，同盟会宣布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成立国民党，这是民国元年8月25日的事。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孙中山亲自出席，并发表了组织新党的演说。依规约第四章的规定，推选职员，计理事九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参议29人：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孙毓筠、谭延辏А⒁狻⒂谟胰巍⒙砭洹⑻锿┑取Ｃ我榕ビ澜ǖ绕呷耍鞑扛墒�300余人。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理事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并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是个政党组织的好手，他年轻，能说会写，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政论家 ，经常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他早年参加过长沙起义，与蹈海而死的陈天华同为华兴会头角峥嵘的人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湖南所派的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他极力主张采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这个主张连孙中山都不同意。由于他少年气盛，别人都说他想做内阁总理，于是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不仅不是责任内阁制而是总统制，根本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甚至孙大总统提出宋为内务总长时，参议院也不予通过而改提程德全递补。
当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时，大家又觉得总统的权力太大，怕袁滥用职权，施行独裁，乃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革命党人虽然对于名位看得很淡，但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因此宋教仁想做内阁总理是可能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宋所持的政见和孙中山有很大的距离。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给袁后，同盟会退而为在野党，以鞭策政府；宋则主张“毁党造党”，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的地位，由国会的多数派进而组织责任内阁。照宋的主张，就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斗争，而在国会方面、内阁方面取得优越地位，使袁的总统没有权力。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才有国民党的组成。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组成分子极为复杂，龙蛇混杂，投机者甚多，因此宋教仁的“毁党造党”目的只达到了扩大同盟会的组织，并未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坚强有组织的政党。
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所致力的是在国会中控制多数，同时准备在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战中赢得胜利，以备将来组成一党内阁。黄兴则致力争取各色各样的人入党，他以为无论你是何等样人 ，只要入了国民党，就可以漂染你成才。黄兴本不愿意来京的，怎知他入京后，受袁的迷惑比孙中山更厉害。他不止是到处劝人入党，而且当面邀袁世凯入党，并且承诺推袁为党的领袖。他认为：不论生张熟魏，不论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大家就是同志。所以他除了拉袁入党外，还以十二分的诚意拉杨度、拉赵秉钧等入党。
袁没有当面拒绝黄的邀请，也不肯做正面的答复，但却把这件事偷偷地告诉了杨度。袁说：“晳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他一边流露着奸雄的笑容，一边说：“如果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我们便做个革命党玩玩。”杨度本是孙中山和黄兴缔交的介绍人，早在十年前他在东京时，就婉拒孙中山的邀请加入同盟会，所以他对革命和国民党都是没有信心的。他这时已经死心塌地地选中了袁世凯，因此他自不会接受黄兴的提议。他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写了一封信给黄兴，函云：
“前承不遗，邀入国民党，只才识无似，未敢遽诺。近日京中贵党干部诸君继续招邀，议及党略，度以为贵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虽云根据学理，然贵党从前对于项城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亦事实之昭然。度意此后贵党对于民国，对于总统，宜求根本解决之方，若不信袁，则莫如去袁，而改举总统。度必劝隐，袁必乐从。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可有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度姑以党外之人预为建议，自分于贵党党员，关系甚浅，不敢轻于投身，乞公据度此电，通电全国贵党本部支部，征集意见，若多数赞成鄙意，见诸实行，方敢追随左右，不仅以此觇贵党之方针，且以此卜一身之信用。进退所关，伏维裁察是幸。”
杨的这种表示，使得黄兴等大为光火，入党还附有条件。
于是国民党对杨度只好关门了。
赵秉钧是加入国民党的，据说他是奉袁之命加入的，借此充当内线。赵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有人告赵曾看见他亲笔填的入国民党申请书，则他便顾左右而言他了。
据说袁世凯一生不会办的事是财政，其实他一生最不明白的是政党。他把“党”当作玩弄的工具。陆徵祥时代标榜超然，袁更主张所有总统府的职员都不许加入任何党派。孙、黄入京后，袁又主张大家入党。他心中的政党是玩玩的！
甫告成立的国民党，前面已提到，在组成的分子来说似乎并不够坚强。孙中山是一位当然的领导人物，孙中山而下，大家有所谓黄系和宋系之分。其实黄兴和宋教仁自己都无各树派系之意，不过，两人之政见或党见各有不同，遂有泾渭之分。譬如说宋一直主张责任内阁，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则不主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则为宋一人之力，在北京奔走，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黄兴任南京留守时主张国民捐，主张换纸币，而宋则反对；黄主张建都南京，宋主张建都北京。因为有这些分歧的意见，大家遂把两人分为两大派系。其实，这些革命伟人只知有国，不为己谋，遑论自组派系！黄兴在北京除了拉袁世凯、杨度加入国民党而外，其表现的，都是热诚过人，可是在严格的政党理论和组织上，他却和宋教仁有很大距离。
张振武事件发生时，内阁总理陆徵祥称病入医院，怎么说也不肯出院，同时坚决辞职。由于他只是短命内阁，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又是一个半洋人，对他既无喜恶，也无恩怨，所以他的辞职遂被袁接受。不过有一个保留，就是准陆辞内阁总理，不准辞外交部长。陆原意并非双挂冠，只是觉得内阁总理干了太头痛，所以欣然同意。这一来，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内阁就在孙、黄入京时结束。
孙、黄入京，是袁世凯和国民党唯一的一次友好蜜月期。既然孙中山和黄兴对袁的态度是如此坦诚，而袁又假情假意地表现得那么亲切，内阁总理出缺了，袁自然应该要选一个国民党籍的人物来担任总理，以显示袁和国民党的真诚合作。袁对总理人选相当伤脑筋，照理国民党人中唯一的理想人选是宋教仁，可是袁最怕这位“桃源渔父”，因为他所有的长处都是当时政党政治所需要的，同时也是袁所不及的。所以袁在研究总理人选时，故意地和黄兴交换意见，袁想用这个方法离间黄、宋。袁向黄提出一个国民党人担任总理，这个人实际上和国民党关系并不太密切。他便是沈秉坤。沈也是湖南人，和黄兴很接近，他是清朝末年的广西巡抚，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西都督，因受副都督陆荣廷的排挤，遂以带兵援鄂为名离开桂林。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他担任黄兴的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国民党成立，他被选为参议，他经常称呼年仅38岁的黄兴为“克老”。袁提沈秉坤组阁，完全是敷衍黄兴。沈秉坤在国民党内历史既浅，资望也不高，同时陆徵祥辞职，遗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头总理，其他各部总长原封未动，沈出来也只是光杆总理。国民党内部意见，自不愿背这个挂名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因此国民党乃决定：“在正式国会召集前，国民党不拟组织政党内阁。内阁以维持过渡性为宜。”
民国元年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席的分配，除了西藏议席没有选派外，共有120席，同盟会和共和党各占40席，统一共和党握有25席。其他小党瓜分15席。
宋教仁致力合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为国民党后，国民党就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大党了，它的总部设于北京，支部遍设各省和海外各埠，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成为第一大党。
参议院中另一大党是共和党，有40席票。共和党是以统一党与民社为中心，更合并潘鸿鼎所组织的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三政团组织而成。其政纲有三：（一）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三）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民国元年5月5日，共和党成立，推黎元洪为理事长，理事为张謇、那彦图、章炳麟、程德全、伍廷芳等。干事汤化龙、刘成禺、王揖唐等。照这些名字看来，组成分子是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为基础的。在立场上来论，是袁世凯的与党，应袁的需要组成以与同盟会对抗。当时同盟会号称民权党，共和党号称国权党。不久，统一党首领章炳麟辞去共和党理事，复发宣言仍旧维持统一党。
因为国民党骤然掌握了60议席，共和党仍只有40席，君主立宪派于是积极振作，汤化龙、林长民等暗中活动，亦酝酿合并成立一个大党，定名民主党。这时候梁启超恰自海外归国，和袁世凯妥协，汤化龙、林长民乃与孙洪伊所领导的一部分统一共和党，及北方政党共和保进党、共和促进党、国民新政社四团体合并，于民国元年10月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举梁启超为民主党领袖。
梁启起在民主党成立大会中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他说：“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团体，而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国中先觉深知此义，故一年以来，注全力以从事于政党之建设，其先各党林立，派别繁多，至今日已渐合并成为大政党，若共和党、国民党皆是也。民主党成立虽稍晚，然其分子之健全，则不让他党。”接着他阐述组织一个政党应具有的精神和条件，他强调一个政党必须有公共之目的；一个政党必须有奋斗的决心；一个政党必须有整肃的号令；一个政党必须有优容的气量；一个政党必须有牺牲的精神。
民主党希望以第三大政党姿态出现，以左右国民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形势，它的本身完全以君主立宪派为主体。筹备期间，胡瑞霖、陆乃翔筹措会费，孙洪伊、余绍宋等整理会务，还有李文熙、刘崇佑、萧湘、梁善济等热心推动，遂告组成。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前文曾提到孙中山入京的事。原来民国元年4月3日孙中山交卸大总统后，无官一身轻，乃离京至上海，随行有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李晓生等。在上海遇到廿年前旧友宋嘉树，相见甚欢，乃下榻宋寓，畅叙往事，并请宋引导胡汉民等至西服店添制西服，孙中山并说：“尽量做，多多益善。”
4月9日晨，孙中山率胡汉民等廿余人抵达武汉，会晤副总统黎元洪，共留武汉三天。武汉方面举行盛大欢迎会，并请孙中山演讲民生主义。据说黎元洪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太懂，且持反对意见。这是黎元洪首次和孙中山会面，黎的表现给同盟会的巨头们很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胡汉民。胡为人高傲，和黎谈政治，黎浑浑然，于是胡便不理睬黎。自此而后，黎和同盟会便距离更远了。
袁世凯听说孙中山到了武汉，深怕南京和武汉合流以对抗北京，因此急遣唐在礼、范源濂、张大昕和王揖唐持亲笔函至武汉，恭邀孙中山赴北京访问。4月11日孙中山在汉口行辕接见范源濂和张大昕，范、张把袁的亲笔函当面呈递。袁函如下：
“中山仁兄先生阁下：大业告成，高飞遐举，鸿冥天幂，蝉脱尘埃，企慕私忱 ，匪言可喻。顷得沪上消息，知大驾将赴鄂中与黎君宋卿倾谈国事，两贤相聚，天炳德星。世凯羁滞幽燕，不获饫闻政论，伊人秋水，寤寐交萦。本拟欢迎旌节，示我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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