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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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顾鳌“恢复五等爵”的条陈，由法制局编纂，政事堂议决后，再交参政院通过颁行。这样一来，袁以大总统而有皇帝的生杀予夺之权，且有卿、大夫为其辅翼，五等爵为其沛施酬庸之典，实在是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大皇帝了。
皇帝时代的廷寄（就是皇帝封交各省督抚的官书），袁改其名为“大总统封交×督”。逊清的御史台主司弹劾，现在则易名为肃政史，主司审理的则易名为平政院，至于国务卿则极为类似逊清的军机大臣。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各省民政长直接向总统行文而不由有关各部转递，这就相同于逊清各部尚书和各省督抚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老例。
这一切官爵体制，都是皇朝的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连国玺的使用也仿照皇帝的御玺，袁的国玺条例分为三类：一是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是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和颁爵；三是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武职的更改，是把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上将军、将军、左右将军之称。并将全国划为八大军区，于3年6月30日下令：“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同时又下令：
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张勋为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勒云鹏为泰武将军督山东。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河南。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湖北。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湖南。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陕西。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甘肃。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新疆。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四川。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广东。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广西。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热河。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此三人无地盘）以上将军，有地盘有兵权的冠以“武”，无的则冠以“威”字，两者可以随时调换。
文官授卿，武官授将军，大总统怎么办呢？当时曾由副总统领衔，众将军列名，恭上大总统为“神武大元帅”徽号，这个神武二字不问即是神圣英武之意。可是袁这时兴趣不在此，因此，神武大元帅的徽号便胎死腹中。
袁的兴趣在哪儿呢？原来他忙着要在天坛“祀天”。早在3年1月14日他就交议了“祭天”和“祀孔”两案，袁准备在阴历元旦穿戴古代衣冠，行跪拜大礼，到圆丘举行祀天典礼。政治会议议员孙毓筠建议以天坛为祭所，冬至为祭期，冕服为祭衣，跪拜为祭礼，所以延到这年12月20日才颁布了祀天的日期和命令。
这是戏剧性的一项节目，在举行祀天典礼前三天，内务部就把“斋戒牌”晋呈总统，并分发给各陪祭人员，陪祭人于先一日举行演礼。到了23日，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切结。正阳门和天桥两旁的摊贩都被警察赶走。天坛周围站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兵士，有些屋顶上也布置了了望哨，天桥下也布置了守望哨。大总统经过时，不许沿途人民停留偷看。钟鸣三下，大总统乘装甲汽车出总统府，在南坛门外换乘礼舆——双套马的朱金轿车，四角垂以缨络——到昭亨门外换乘竹椅轿到坛前。大总统由武官长荫昌和侍从长陆锦左右搀扶，缓步走上石阶。大总统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制服：特任官九团大礼服，简任官七团大礼服，荐任官五团大礼服，下面全是一色的紫缎裙。
大总统所用的祀天祝版，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这个祀天大典，由清晨3时开始，至8时50分礼毕。
这是当时北京盛传“蛤蟆祭天”的一幕。因为相传袁是“西山十戾”中的蛤蟆，他颈肥腿短，走八字路，煞像癞蛤蟆，又喜绿色，当他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有南下洼蛤蟆结队朝王一件怪事，所以在他祀天大典时，乃争传蛤蟆祭天。
前面已说过，根据新约法，立法机构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在该院未成立前，于6月20日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特任黎元洪为院长，汪大燮为副院长，参政员73人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袁所发表的参政员，多数是清朝的达官贵人，年纪均在60岁以上。比较新的人物是梁士诒、梁启超、孙毓筠、严复、杨度、刘师培等。参政院成立的这一天，政治会议即宣告取消。参政院本身仍是一个咨询机关，和政治会议一样。
袁在参政院成立以前，曾派出劝驾员多位持他的亲笔函分别到大连、青岛这些遗老休养地去促驾，信上这么说：“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中国之危。”
参政名单中，有光绪廿九年任大军机的瞿鸿机，他是个出名的大糊涂蛋，曾误认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这时已经60多岁了，有人觉得还请他出任参政，实在大可不必，也不需要费力气把他从政治垃圾中拉出来。怎知袁却说：“什么？
你以为他不干吗？是他叫他的夫人来京讨这份差使的。”
参政院中也有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是：梁启超、杨度、严复、马良、李家驹、汪荣宝、达寿、施愚、王世澂、曾彝进十人。最妙的是杨度和两梁随时都有碰头的机会，他和梁士诒是在光绪廿九年经济特科殿试中，梁考第一，杨考第二，两人被瞿鸿禨军机糊里糊涂地附会为“康梁余党”而不敢复试；他和梁启超则在光绪卅一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替他们做枪手编制宪法草案；民国以后，这三人同在袁政府下面共事，昔日少年才子，现在都已变成鬓毛斑白的中年人，尤其是杨、梁两人，始终注定要在宪法“运动场”上竞跑，由“满清宪法栏”跳到了“民国宪法栏”，而所谓的“民国宪法栏”就是袁家宪法的前奏曲。
黎元洪拿起了参政院院长的木槌，这时他才体会到所谓的参政院，是一个制造皇帝的御用机关，他开始对于他的处境感到惶惑，可是他已身入罗网，有行不得也之苦。他屡次请求出国游历，或要求回原籍黄陂料理家务，企图跳出袁的手掌心，袁当然不会放他走。虽然他看出黎不一定敢站出来反对他，可是黎却是一个好偶像，倘被国民党或其他野心分子所利用，仍然有可资号召之处。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黎虽不是老虎，却有老虎的号召力，于是他乃用温语好言慰留他。黎自然知道自己不能不辞而去，也没有方法破壁飞去，因此他只好恢复辛亥革命初期那份沉默态度，除了“唔……唔……好……好”之外，像一座泥塑的菩萨，既不表示意见，也不开口说话。
袁的总统任期问题七上八下，最妙的是有这么一段故事，民国3年初，四川城口县知事陆某，上了一个条陈，请将大总统的任期订为终身制。袁看了这个条陈，大发雷霆，正拟发布命令拿办这个县太爷，以示自己无意成为终身总统，旁边一位策士悄悄地对他说：“这样一来，岂不是要使真心拥戴大总统的人们心灰意冷吗？”袁听了为之恍然大悟，立刻把这个条陈发交到3月8日的政府公报刊出，并通令各省文武长官就这个条陈表示意见，于是，首先交卷的是有袁家急先锋绰号的倪嗣冲，他表示大加赞美。
7月间，总统政治顾问古德诺提出了一个说帖，认为总统选举法有修改的必要，因为这个选举法是以参众两院为总统的选举机关，而新的约法采取一院制，参众两院已不存在，这个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副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而新约法对官制有所修改，国务院和总理都不存在了。
袁把古博士这个说帖提交参政院参考，这等于是授意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通过参政梁士诒等的提案，修改民国2年10月5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自从参政院成立后，政治会议即结束，可是作为造法机关的约法会议仍然存在。
根据这个新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改选之期，如果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得议决总统连任而不必进行选举。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预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金匮石屋，备有钥匙三把，由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各执其一，平时不许开启，须在选举前取出来交与选举会。总统资格以年满40岁并在国内居住满20年者为限。现任总统得继续当选。总统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文法院议员各选50人组织之。副总统亦由现任总统推荐三人，其当选资格与总统同。
根据这个选举法，不仅袁可以成为终身总统，而且可以造成袁家的世袭总统。这时候袁已年过五十，总统任期规定为十年，任期届满后，如果他还健在，通过选举形式或是通过参政院的表决形式，就可以达到连任的目的。如果活不下去，或者年老“倦勤”，则他已预留了继承人，据说他在嘉禾金简上预先填了袁克定、袁克文、袁克权的名字，选来选去都是他的下一代。
这个选举法是古今中外独家创始的选举法，这是仿照逊清康熙皇帝的立储法，把嗣君的名字预先写好，封匣内，藏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当袁以武力“统一”中国，志得意满的时候，袁的左右就拼命宣扬袁是“安定”中国的唯一人物，于是袁也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慨。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南和湖北交界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一支反袁的武装力量，它没有什么来历，它的出现像传说、像演义、也像神话。
这就是民国初年，昙花一现，哄动中外的白朗军！
白朗军的首领是白朗。白朗是何许人呢？绘声绘影，莫衷一是。根据传说，白朗为河南宝丰县人，家颇富有，好读小说，仰慕宋江之为人，清末曾在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手下充当参谋，吴被袁暗杀后，他就和中州大侠王天纵一同在嵩山落草，自称为中原扶汉军大都督。据说他年约卅七八岁，身肥，长四尺余，头上戴着乌巾，有两寸半的绿色小辫，坐的是黄缎八人大轿。
河南和湖北边区，是个贫困歉收的地方，由于人民衣食两缺，所以易于铤而走险，白朗军的组成和发展　，在这种条件下便很顺利而迅速。民国2年秋天，白朗军开始出现。
河南都督张镇芳是袁的表弟，以秀才出身而曾任津海关道，革命时管理皇族捐，后来担任直隶都督。由于河南是袁的故乡，所以袁才把自己的表弟从直隶调来。张是个聚敛之臣，只懂搜刮，这样一来便更增加了白朗军的声势。
白朗军有一首歌：“好白朗，白朗好，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还有一支是：“老白郎，白朗老，抢富救贫，替天行道，人人都说白朗好。两年以来，贫富都匀了。”当白朗军和官军接触时，则唱出一个口号是：“白朗军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白朗既然自比宋江，他便把他的军师陆文禔当作吴用一样看待。白朗军的战略是声东击西，避实就虚。
他的崛起，恰遇袁对南方用兵，把北洋军主力都调到南方去打国民党，因此后防空虚，白朗遂纠合退伍军人和樊枣一带的溃兵　，纵横于舞阳等县。
民国3年1月11日，白朗军由西向东，横越京汉铁路，接连攻下了光山和固始等地。河南是毅军翼长赵倜的防区，袁派赵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收复失地，并以全力剿灭白朗军。可是白朗军行动非常敏捷，闻讯立即开入安徽，26日攻占六安、霍山两县，六安县长殷葆森弃城走，袁大为震怒，立即下令枪毙。同时把只会搜刮的表弟张镇芳撤换，派北洋军的第一号大将段祺瑞出任河南都督，责成他驰赴信阳督师。白朗军毫不把这个威名赫赫的段都督放在眼内，公然将白朗军的大本营设在离信阳不远确山县县境内的磋砑山上。
袁的捕“狼”赏格，合计北京、河南两地计算，由5000元逐步提高到12万元。
当时，外国方面怕“匪”乱蔓延，于是向袁表示，愿意出兵代袁平乱，袁觉得这简直是一大侮辱　，因此命令外交部向各国公使声明：“政府确有戡定匪患的能力，并能负责保护外国侨民。”
白朗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只有1万人，有械的不到1000人；有的说能战的约有2500人，可是却裹胁了2万人。白朗的布告则宣称凡退伍兵入伙的，没有军火不收。裹胁的人中，十之七八是烟民。袁兵的月饷仅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廿里，官兵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所以官兵虽称追“狼”，实际上却是摆队相送。
袁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大为惶惑，竟无中生有地夸大白朗军的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袁军击毙了多少次。袁政府这些捷报，相反地更衬托出白朗简直是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据说白朗曾派遣第五纵队潜入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主、流动乞丐，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有情报说白朗在各大都市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一方面从水路运出他们所抢到的物资到卖价高的地方脱手，一方面换回自己所需各种物资。
袁的公报中确凿有据地说到曾在广州破获了白朗的秘密机关，同时还绘声绘影地说已经发现“匪目”中，除了白朗之外，还有“黄狮”、“绿狼”。于是袁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律缉捕归案”。
3年3月间，武昌城有四个小孩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缉捕人员马上把这四个小孩捕去，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白狼已派童子先锋队到武昌了！”袁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责成各省严加防范白朗派的“童子先锋队”。
更严重的谣言是：辫子军统帅、长江巡阅使张勋，竟在徐州的总部接见了白朗的密使。这个谣言可真把袁吓倒了。张勋虽属北洋系，却是北洋系的旁支，并非袁的嫡系，不久以前，为了争夺南京帅印，袁曾玩了一些手法迫张勋让出江苏都督和南京地盘，这是新仇；还有旧帐是张勋一直忠于逊清，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了辫子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有新仇旧恨，张勋靠不住是可能的。所以风传白朗军派代表去见张勋，袁倒真的捏了一把汗，生怕辫子军和白朗军联合，针对这一点，袁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就是命令张勋去攻打白朗军。张勋公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却要求袁准许他扩充兵力，招募10营新兵。这个反要求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心腹并且和张勋有交谊的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也不要剿匪了！
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到他过分疲惫，待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所以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他们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是满载而归。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竟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从此他便奉命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逃散，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不料过了三天，8月12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有冒功处分，原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中干部七人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9月20日袁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谈到白朗的惊扰，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他是何许人？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谈起地方人才，袁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张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袁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查探段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3年3月，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另一秘书马小进则宣告失踪，总统府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六十三、复辟谬说
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　，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