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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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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 ，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所以我辞职不干。过去两年间，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实行黄老主义的时期。项城再三电召，我为着老朋友的关系，既来则安，对于做官不做官的问题，更无所谓，既无做官的必要，亦无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书长发誓不做部长，我才答应担任交通总长。别人骂我是皖派领袖，我就是皖派领袖好了。”梁士诒以交通为基础，而实际上则掌握财政大权。当时北京政府虽有财政总长，可是财政大权都集中在总统府内的财政会议。这个财政会议由袁为召集人，而粱则为实际主持人，熊内阁垮台后，财政权更集中到总统府了，甚至连收支一切多由总统批定。有一天，袁对梁说“财政窘迫若此，交通部总要帮个忙才好。”梁答：“请总统吩咐，要多少才够？”袁说“每月总须有四五十万才够。”梁答：“那么就是五十万好了。”从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时如数缴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来做国务卿，因为内阁制破灭后，请出总统的老朋友做国务卿，则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便完全落空，这是打击梁士诒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一着绝妙好棋！
所以，梁士诒虽然权重，可是处境也很危险，这可于一段剪报和梁的父亲一封家书中看出。
这份剪报是香港《字林西报》的一篇专稿，描写梁的权力，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据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
梁士诒的父亲梁保三为了这则特稿，给儿子一封信：
“顷阅《字林西报》论一则，似极颂扬，而实为世忌。在豁达大度之主或不猜疑，在深谋远虑之人，不无动念，况有企望齐肩，攀龙附凤，希望后任，种种人物，皆怀忌心。昔曹孟德之于杨修，以其才名过己而害之，可惧也。是则日报，虑有人蓄意为之者，必由京而沪，由沪而港，政府必有所闻。故凡事宜退一步以留己之余地。前人有功高而震主，功成而身退，匪惟远嫌，亦保身之义也。报内一则曰或有事权过重，一则曰或谓大权旁落。此皆煽动之言，足以惑阅报者之听闻也。”
梁老先生并非过虑，实为事实。当袁对南方用兵时，各省军政长官及师旅长入京谒袁后，一定专程谒梁。有一天袁对梁说：“你的地位，将来更重要，现在入觐的师旅长，不可轻予颜色。”当《约法》正在交议时，袁对梁表示欲扩张总统府以罗致人才。梁却主张暂勿变更内阁制，倘欲扩充府制，不如将府秘书厅扩大，以容纳人才。袁欲改总理为国务卿，梁大反对，袁目不转瞬瞪视梁，梁这时才警觉到自己为袁所疑忌了。
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梁士诒的政敌杨士琦得势，梁乃离开了总统府，声势自然是减低了不少，民国4年6月间，又发生了交通大参案，对梁更是严重打击，这个交通大参案，是当年北京政府一件耸人听闻的政治案件，参案是自津浦铁路开始的。由前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现任肃政史孟玉双和津浦路总稽核金恭寿定参案草稿，由肃政史王瑚、蔡宝善至津浦路密查，列出十大罪状，由都肃政史领参，7月18日国务卿徐世昌遂面奉袁大总统口谕：
“据肃政史庄蕴宽等呈称：‘铁路为营业性质，如浦津一路，全系借款，倘我不刷新整顿，有债权者必异言’等语。当经转交王瑚、蔡宝善将种种情弊，切实访明，呈请核办。兹据该肃政史等调查事毕呈真报告书前来，罗列十款，俱系重大弊端，除饬交通部将该路局长赵庆华立予撤差，传解就质外，应交平政院依法审理，并将案内重要人证，分别传提，毋得瞻循！”
这是第一炮，可是对梁士诒并不是重要打击，到7月20日，袁又申令停梁的左右手叶恭绰的交通次长职务，这才是重要的开始，袁的命令是：
“据平政院长周树模呈称：津浦铁路局长赵庆华舞弊营私一案，交通部次长叶恭绰最有关系，请谕令暂行停职候传等语。叶恭绰着暂行停职。”
叶恭绰是交通系的第二号人物，是梁士诒的化身，梁不作交通总长而身为交通系领袖，叶恭担任交通次长是实际的交通系灵魂，如今打击梁系的人竟说动了袁向叶恭绰开刀，其幕后力量之大当可想见。然而事态并不因叶恭绰的停职候传而结束，反之却正在扩大，兼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各铁路。交通部以部令令京汉铁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铁路局长关冕钓离职听审。这样一来当然变成了交通界一件轰动事件，而大家都明白，这是袁所同意的，对梁士诒的交通系一个大打击。
交通大参案发生后，袁曾对梁说：“参案原来有你在内，我叫他们除去你部分。”这番话似乎表示袁对梁还是很好，可是参案而先由总统见到其稿，显然内中大有毛病。参案发生后，梁士诒乃请病假，小憩翠微山。
交通大参案前后查办历时五月，最后叶恭绰仍得明令复职。
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就在交通大参案期间，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救运动，非出梁本意，然而事后梁极力为此事洗刷，坚决说“全国请愿联合会”不是他所筹组，而是袁硬性替他署名于上的，这似乎又否认得太勉强。
全国请愿联合会于9月19日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帝制行动团体，比起筹安会挂研究之名要实际得多，这也正是梁士诒不同于杨度的地方。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廿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声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坐，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请愿联合会职员人名表
正会长沈云沛，副会长那彦图、张锦芳，文牍主任谢桓武，副梁鸿志，方表，会计主任阮忠桓，副蒋邦彦，夏仁虎，庶务主任胡壁城，副权量、乌泽声，交际主任郑万瞻，副袁振黄、康士铎。
请愿团体名目表
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北京人力车夫发起。
乞丐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发起。
妇女请愿团安静生所发起。
公民请愿团各省官吏用本籍公民名义组成。
筹安会杨度等发起。
筹安全请愿代表团筹安会各省代表组成。
商会请愿团北京商会冯鳞霈、上海商会周晋鏣等发起。
教育会请愿团北京梅宝玑、马为珑发起。
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恽毓鼎、李毓如发起。
旅沪公民请愿团陈绍唐等发起。
妇女请愿团，发起人是安静生女士，绰号安大浪，其请愿书有云：
“吾侪女子，群居噤寂，未闻有一人奔走相随于诸君子之后者，而诸君子亦未有呼醒痴迷醉梦之妇女，以为请愿之分子者。岂妇女非中国之人民耶？抑变更国体，系重大问题，非吾侪妇女所可与闻耶？查《约法》向载中华民国主权，在全国国民云云，既云全国国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万万中，女子占半数，使请愿皆男子而无女子，则此跛足不完之请愿，不几夺吾妇女之主权耶？女子不知，是谓无识，知而不起，是谓放弃。夫吾国妇女智识之浅薄，亦何可讳言？然避危求安，亦与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财产之关系，亦何可任其长此抛置，而不谋一处之保持也？静生等以纤弱之身，学识谫陋，痛时局之扰攘，嫫妇徒忧，幸蒙昧之复开，光华倍灿，聚流成海，撮土为山，女子既系国民，胡可不自猛觉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姊乎妹乎！盍兴乎来！发起人安静生启。”
这个请愿书在报上披露后，有女生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发遍通启：“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骂得很痛快！
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作为催促帝制实现的团体。当时袁世凯希望能召集一次国民会议，作为全民赞成帝制的机构，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本来，袁急欲称帝，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可是法律专家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无论对内对外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联合请愿的目的，是促成国民代表大会的产生。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帝制活动正在密锣紧鼓时，袁对于国内的反对完全不予重视，可是意外的打击是列强透过其驻北京公使表示反对，这倒使袁颇伤脑筋。
民国4年10月28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约同英公使、俄公使同赴外交部，会晤陆徵祥总长。先由日本代理公使口述，略云：中国规复帝制，进行甚速，其里面反对者暗潮甚烈，实行之期，恐发生事变。目前欧洲正当多事，凡有害和平者，皆当避之。万一中国国内有动摇情形，不仅为中国之不幸，即与中国关系较深之各国，亦诚可忧。据我国所见，中国内情，如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各处，均极可虑。袁大总统就任四年来，中国秩序渐次恢复，日本政府不胜敬佩。袁大总统如仍极力维持，国内当无动乱之虞。今若急谋变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为中国惜。愿大总统出以贤明之措置，将实行帝政之期，暂为延缓，以防祸于未然。而巩固极东和平之基础。日本政府为此劝告，决非干涉中国内政。英公使云：日代表之通告，本公使完全同意。接着询问中国政府能自信国体改革之实行，能无变故否？俄公使云：日代表及英公使之言语，本公使均同意。
自日、英、俄三国警告以后，法国公使馆亦接奉法国政府训令，加入三国警告，遂于11月3日亲赴外交部与陆总长会晤，声明对于中国复兴帝制，劝告中止。内情和三国警告相同。随后意国驻京公使，亦于11月12日午间亲诣外交部，访晤陆总长，谓奉本国政府训令，会同四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将变更国体之事展缓。
10月28日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借以杜绝新纠纷之出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于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到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国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外交部陆总长于10月28日接受日本及英、俄公使警告以后，当即答复：
“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事，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公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率更张，殊非所宜，并试各选举监督，遂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人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闻有任何反对行动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其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决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乃于11月4日，又由驻京日本代理公使至外交部，代表日本政府，声称中国政府答复日本忠告之文，甚不明了，请以更明白之文答复日、英、俄三国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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