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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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洹上倘深思鄙言，急流勇退，则下走近所经营江上之五山，与洹上之村，公之百泉，俱可为联袂偕游之地。人世未来之事，听彼英俊年少为之，而倚仗观焉。尔时洹上当信下走今日之言，为不愆也。属者洹上与公所触苦恼，极可念，宁不愿一往省视，顾奉晤时，所欲贡者，亦不外此，而转不若笔述之，犹可曲达。且军时方扰，旅行不便，不能远赴嘉招，临颖惘然，蓄窾亦仍若未竟也。幸鉴谅之！伏祈为国，万万珍重。”
帝制取消后，3月15日袁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蔡锷、唐继尧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4月2日蔡锷有回电给黎、徐、段三人说：“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　，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来日之翻云覆雨，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拜，岩有涯量！”这个回电是相当的缓和。
4月1日袁又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
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
二、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
三、三省新兵一律解散；
四、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
五、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
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以上六个条件根本不是议和，简直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条件。当然这都是袁自拟的，黎没有过问，段不肯表示意见，只得到徐的一人支持。
4月中旬，护国军回答黎、徐、段三人，针对议和条款另提六条：
一、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
二、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
三、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财产赔偿之；
四、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
五、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
六、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
这六个条件和袁的六个条件相比，真是瞒天喊价，就地还钱，相差两极。正和辛亥革命时，袁代表清廷与武昌革命军洽商停战的情势如出一辙。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另有一套，由于护国军的补充，无论在兵力、武器、钱粮方面，都有实际的困难，因此通过和谈以达到迫袁下野的目的便成为一种手段，而议和如果是全面性的，则条件一定差得很远，一定很难谈得拢，于是袁世凯和徐世昌便仿照辛亥年的前例，把停战分为全国性的地方性两种。全国性的谈和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则由四川将军陈宦和蔡锷直接接洽。蔡锷和陈宦在私交上是极莫逆的朋友，他们之间早有密使密函来往，区域性的停战当然容易获致。
4月中旬，冯有两件重要电报给袁，抄录如下：
其一：“国璋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至因间生疏，因疏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掣肘，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全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设非平日信义能孚，则今日江苏已为粤、浙之续矣。顾国璋方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平，用意既复略同，敢弗赞助？以故力任调人，冀回劫运，乃报载陈将军政中央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而此间接到堂转陈电，似将首段删去。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何处着手？现虽照电川省，商论开议事宜，双方未得疏通，正恐煞费周折。默察国民心理，怨诽尤多，语以和平，殊难餍望。实缘威信既隳，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保存地位，良非易易，若察时度理，已无术挽回，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
其二是著名的铣电：“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受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粤、桂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憨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容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两个电报全是牢骚，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帝制，可是其意却呼之欲出，且是袁亲信中首先劝袁退位的。
自冯的电报发表后，北方军阀们就纷纷通电劝退。袁对冯的电报不能不答复，他仍然用顾左右而言它的态度作答：
“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争，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顷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政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到4月26日，冯不再含混其词了，其致徐世昌、王世珍、段祺瑞“三元老”之一电如下：
“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制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心腹，而密勿不尽与闻（帝制之初），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张、倪监视）。减其军费，削其实权，各省兵力四分，统系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转陈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离奉入京（被逐也），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上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袁最怕看这一类的电报，他认为他的亲信的这类电报比蔡锷、唐继尧的电报更可怕。由于冯既侣始于前，所以各省劝退电比之以前的劝进电更多，而劝退最力的就是那些从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人。只有“孤忠耿耿”的王占元一言不发。
于是，袁乃派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疏通，当阮忠枢南下之前，有段故事值得一写。一天，袁把公府顾问张国淦找到府里来（张丁内艰，不肯做官，仅接受这个虚衔）。向之说：“我打算让位给宋卿（黎元洪），但是宋卿不懂公事。请你向他说，请他到府里来和我一同办公，让他的公事摸熟了，我就放心退位了。”张说：“总统与副总统之间，平日是哪位传话？”袁应以“杨五（杨士琦）。”张就推开来说：“那么还是请杏丞传话的好。”
张是湖北人，袁想利用他以同乡人资格探听黎的口气。张既不肯去，袁只好和他瞎扯。
袁说：近日外间舆论如何？张答：都在讨论退位的问题。袁问：你看，退位好不退位好？张答：要从三方面分析一下：外交、军事和舆论。袁说：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外交我很有把握（实则无把握）。三者的重心是军事。你看，蔡松坡打得倒我吗？……（他脸上泛着冷笑。）张答：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袁问：什么，你说华甫（冯国璋）吗？……（态度极不自然。）张答：华甫做了总统几十年的部下，知道他的莫如总统。我是局外人，不敢妄置一词。袁问：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吗？……（又像在平心静气地讨论这问题。）张答：左右袒倒不怕，独怕他不左不右耳！……（意思是说以第三者自居，处于敌友之间最难应付。）袁……（微叹，无语。）张说：我想有八个字贡献总统：“急流勇退，实至名归。”袁……（仍无语，又重复地哼了一声。）
等到张退下来的时候，袁又唤他转来说：“你去和菊人一谈。”张的兄弟国溶是徐世昌的得意门生。张赴到徐宅，徐刚刚驾好了车，对他说：“请你宽坐一会儿。我应公府的电召，马上就回。”隔了不久，徐果然从公府回来了，并且说：“你刚才向他所说：‘不左不右’的一句话，他倒听得颇入耳。因此他叫我去，问计于我，我胡乱地答以‘派人疏通一下’，他现在叫斗瞻（阮忠枢）去了。”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当四川方面停战后，袁就散播一个谣言：“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这个空气是给北洋系军人再次团结的机会，因为倘若护国军方面不把袁打倒，袁仍可作死灰复燃的打算，北洋军系也不会面临四分五裂，所以他派阮忠枢到南京访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电，借以表示北洋系仍有团结表现。
冯认为目前正和护国军停战谈和，不能制造过份紧张的空气使局面恶化。他主张最好先作内部的协调，联合未独立各省的军政首长，在南京举行会议，取得本身意见和步调的一致，才能有发言权。冯这个意见袁当然同意，其实这是冯的一个诡计，他由北洋系的实力派借此而达成真正的北洋领袖地位，同时利用这个时机在政治上浑水摸鱼，他想仿照辛亥革命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以东道主和盟主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有可能的。同时还可以提出惩办洪宪祸首和大赦党人等条件以讨好护国军和国民党。冯的如意算盘中，包括他和梁启超、陆荣廷的关系，他相信护国军方面会争取他来倒袁，如果他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岂不是“不推自倒”了。在护国军来说，也不必再流血就可以达到反袁胜利的目的。
冯根据这个假想，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人的联合意见向南京会议提出。
不料张勋目的完全和冯不同，张勋一心想复辟，推戴逊清废帝宣统，张认为在复辟条件尚未成熟以前，不妨仍以袁过渡。张勋对袁有恩有怨　，二次革命后他进占南京，袁迫他去徐州，这是怨，然而阮忠枢曾先后三次到徐州，许了他很多条件，袁且首先发表他督理安徽军务，总算有恩。张勋觉得这时维持袁总比捧冯有利，所以他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他的解释是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地位业已丧失，今后的总统既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的主权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
张勋这个主张，是一套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逊清的命令既然有效，则废帝的帝位也随时可以复活。至于召集国会问题，张本心是彻底反对的，冯提议召集国会，他在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字，表示有限度地召集；至于惩办祸首他改为惩办奸人，这个奸人两字意义很模糊，既可解释为洪宪祸首，又可能是国民党人，或是所谓的南方“暴徒”（指护国起义人士）。”
冯国璋和张勋的意见如果不能沟通和协调，则无法把南北重心逐渐移来江南，这是冯必须向张妥协的一个原因，所以冯、张两人的想法，中间虽相距十万八千里，但是冯为了要使张参加南京会议以壮大声势，就只好接受张的意见，融合而成一个共同的方案。
4月18日冯国璋和张勋联名提出时局解决方案八条：
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
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
三、惩办奸人；
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
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
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
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
八、大赦党人。
这八个条件非驴非马，既不合乎冯的要求。也不合乎张的要求，当然更不合乎其他任何方面的要求。所以自从这个通电发表后，各方均表示反对。冯也自感没趣，因此他于4月25日以个人名义通电未独立各省：
“日来因苏省地方不靖，江阴、吴淞、苏州、无锡各处，时有匪人窃发，岌岌可危。国璋以为欲策大局之全安，宜先维本省之秩序。军书旁午，日不暇给，实不遑更及其他。兹幸剿抚兼施，次第戡定，不至有意外之风潮。正拟将前议八条，详加参酌，拟稿电京。适接陈将军马日录寄前致中央电文，谓蔡锷提出条件，滇、黔于第一条未能满意，桂、粤迄未见复等语。国璋体察情形，不得不另筹计划，因思帝制取消后，曾由国璋约同诸公，分电四省，切词劝告，均皆置之不答，是其怀一不信中央之成见，并我辈所主张者，亦疑为别有意思，未肯遽听忠告，无可讳言。至四省所要求，又从无条件宣布，国璋深虑不得要领，解决无期。嗣后政府电知陈将军，业以和议与蔡斟商，取得同意，始将八条通电奉质，冀可从事和解，早息纷争。今观陈将军续电所言，蔡锷一个并不能代表四省。而政府于此真相亦未尝明白披露，或故隐约其词，我辈出任调人，将从何着手。四省现未疏通意见，必尚相持极端，接洽且难，遑云开议。现就国璋思虑所及，筹一提前办法，首在与各省联络，结成团体，必须各保疆土，使辖境内不生变故，妨害治安。一面贯通一气，共保公安，立于坚确不摇地位。总期扩充实力，责任同肩。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我辈操纵有资，谈判或易就绪。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似此按层进步，现状或可望转机。否则因循固易，即沦胥迁就，且愈滋变乱。一旦土崩瓦解，省自为谋，中央将孤立无援，我辈亦相随俱尽，身名两败，劫运难回。静言思之，不寒而栗。若不乘此机会，预图固结，未来之厄，究将以何策自免耶？牖见如此，特电奉商，诸公或愿表同情，或以为不可，均望从速电复。国璋思之烂熟，舍此实无裨图存，但得复音，允为将伯。即当另拟条件，再电商榷。以协议进行也。临电激切，毋任翘企！国璋。有。”
这个电报可以证明冯的私心，想在袁和护国军之间造成一个第三势力，利用护国军推翻袁的总统地位，再以北洋军的力量压迫护国军使之屈服。这也是辛亥革命袁在清室与革命军之间左右操纵，翻云覆雨的一套手法。想不到袁的两个重要干部都能师承袁的衣钵。
5月1日冯进一步把以前和张勋联合提出的八个条件修改，发表东电，电云：
“徐州张上将军、承德姜上将军、成都陈将军、南昌李将军、戚巡按使、开封赵将军、田巡按使、盛京张将军、济南靳将军、蔡巡按使、长沙汤将军、黑龙江朱将军、福州刘总长、李将军、蚌埠倪将军、天津朱将军、武昌王将军、段巡按使、太原阎将军、金巡按使、西安陆将军、刘帮办、吕巡按使、吉休孟将军、郭巡按使、兰州张将军、迪化杨将军、归化潘都统、张家口张都统、重庆曹司令、泸州张司令、宁夏马护军使、上海杨护军使、卢副使、并转各镇守使、各师旅长、各司令鉴：赓密。前以有电奉质，先后接到诸公电复，承表同情，公谊热忱，至深佩慰。现在中国大局棼如乱丝，既难以武力为后援，即当谋和平之补救。巧电八条办法，本属提议大纲，而滇、黔各省，坚执一己要求，对于第一条不肯同意，我辈欲解此困难，仍应以法律为依归，庶免双方各持极端，使伺我者得以乘间而入。兹就前议，重加参酌，另拟条件与诸公一商榷之：（一）大总统之问题也，袁大总统以清室付托，组织共和政府，统治民国，授受之际，本极分明。现因帝制发生，起一波折，近虽取消帝制，论者皆谓民国中断，大总统原有地位业已消灭，绝难再行承认。言之亦自成理，然欲根据法律立论，则民国四年以后，大总统固已失其地位，副总统名义亦当同归消灭。中国目前实一无政府无法律之国。而援引《约法》，谓副总统可以代行职权之说，当然不成为问题。既欲拥护共和元首，在改良政治，欲政治改良，而谓不能属之袁大总统，则必出于另举。欲举总统，必开国会，欲开国会，必有发表召集之人。今舍去大总统，而以副总统行使职权，牵入《约法》条文殊与事实不合。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应暂负维持责任，以顾大局。并回复副总统名义，强其出任，而后方可补济法律之穷。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提前召集，仍由袁大总统于事前宣布明令，一俟国会开幕，即行辞职，是未来之大总统，可以依法产出，为实行内阁制，组织新政府，皆得次第建设，由根本以及枝干，均有脉络可寻。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庶几树立强固基础，不至有轻重倒置之虞。（二）国会之问题也，由前之说，选议员、开国会，实为急切要着，惟选举手续繁重，时期过于延缓，无以慰喁喁望治之心。自应参酌组织及选举法提前赶办，定期开会，以便大总统地位得有继承之人。至此次选举议员，必须议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中暴烈分子，一概不许羼入，借求真确民意，且免混杂贻羞。前辙后车，允宜借鉴。（三）宪法之问题也，国会成立，即当依照程序，从速明定宪法，俾举国有所遵循。宪法未定以前，一切设施，得以民国元年公布之《约法》为标准，但此项《约法》条文，确有未合中国国情及今日之现状者，自应先将适用各条款提出宣布，足资援引。余再斟修改，务剂其平，庶可便得推行，别无障碍。要之宪法结构，此其权舆，立国大经，不可忽略。（四）经济之问题也，目前财政艰窘，帑藏空虚，竭泽而渔，朝不谋夕。益以此次事变，所耗尤多。刻虽协议和平，军费初未少减。以上各项筹备，未可刻日程功。滇、黔两省，罹此兵灾，又须办理善后，在在需款，亟宜预图。当由中央将年来收支情形，列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声明需用实数，准备始易着手。先将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挹注，再行借助外资，但应指定用途，他事不许挪济。以后制定预算，务求力除浮滥，切实整理。冀可培复元气，免至速祸坐亡。（五）军队之问题也，现在协议伊始，中央派赴川、湘各处军队，业已奉令停战。滇、黔各省，亦当严行约束，静待磋商，不得违约破坏。一俟大局解决，其原有各军，悉调回旧日驻防地点。自滇事起后，各方面添招兵队，均一律资遣取消，只纾财力。此后中央与各省军队，当按次编号，统属之陆军部，联为一体，不分畛域。至实行征兵制度，尚须体察情形，应归参陆两部，通盘筹划，酌量办理。（六）官吏之问题也，凡民国时期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及为民国服务之人，资格应一律存在。四省之将军、巡按使，均当仍旧任职。一切官制官规，亦宜暂守规章，以免纷乱。其中如有应行变通事宜，俟国会成立再议。此外闲散军官与夫留学回国，或在本国毕业，尚未任有职务之学生，应由政府另定安置选用办法，冀得真才，而资臂助。（七）祸首之问题也，帝制发起，由于杨度等数人，当其集会之初，无非妄逞学说，惊人耳目，谬论流传，遂滋淆惑。浸至酿成事端，逼开战祸，斫伤国脉，涂炭生灵，罪积邱山，擢发难数。惟此时危机日迫，宜以挽救为先，即将若辈斩诸市朝，初无裨于毫发。应先削除国籍，屏不与齿。候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以肃国纪，而快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