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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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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艹ふ殴疲＞艹こ惕倒猓陛盎幔枰勒彰窆�2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略云：
“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一点点政治生机斩断，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死。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梁启超的进步党由于蔡锷的关系，在云南和贵州省颇见活跃，国民党本以广东和上海为中心，上海方面因陈其美被刺，失去一位勇者而大受影响，广东因龙济光是反国民党最力的，因此也是一蹶不振。护国运动开始，国民党在广东、广西力量渐见抬头，进步党本来在两广没有甚么基础，迨陆荣廷迎梁启超入桂，进步党遂在两广展开活动，梁启超在《从军日记》正道出了他的心事：
“干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粤中善后。初时，同入殊不愿我以此自承。……虽然中国之政治，以省为单位也久矣。今后此种积重之势，有加无已，吾侪自审能否谢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审所择，欲行其志，恐地方较中央优也。此当视所以与干卿相处者如何。若其耦俱无猜，固当任之。”
虽然进步党有机会可以扩展，可是进步党只靠梁启超，梁又只靠嘴能说，笔能写，比起国民党，无论在组织和人才上都相差甚远。所以西南各省国民党仍有潜在势力。
梁启超在袁未死以前，就想巩固进步党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5月14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抟。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卬蜀滇爇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但袁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极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因病去川，他“庄严卬蜀滇爇”的思想，也消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继蔡锷。
至于旧国民系的急进派——中华革命党，在山东、广东及长江流域各处的计划，皆未成功，因此不会取得一隅的地盘。加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失去了一位健将。所以倒袁战争结束后，只有所谓温和派的旧国民系和进步系，能够周旋左右于南北各武人间，成为一时政治的重心；可是他们的活动只是将顺武人为操纵政治的妙用，其结果助长了大小军阀，为日后军阀纷争的伏笔。
在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形势主要必需把袁打倒，乃于民国三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从命名上来看，这个党是以革命为号召，袁氏称帝，革命两字更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主流。有人称之为国民党左派。
二、国民党温和派，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在孙中山方面，是惩前毖后，鉴于民国元、二年的失策，革命事业被袁的北洋派窃夺和排斥，因此要硬性地保障革命党员。这一点在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李根源是个有野心善权术的人，他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遂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遂时通声气。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是君宪党化身，他们拥梁启超为领袖，仰袁氏鼻息，受袁氏玩弄，在北洋派门下分些残汤冷饭。洪宪帝制后，梁启超首先反对帝制，大声疾呼，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后，对反袁反帝运动发生极大影响，尤其因为进步党的人士中，多为稳健派，颇负时誉，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如今进步党也反袁反帝，这就表示袁确是该反的了。
这便是那一时期政党的形势，尤其是进步党在那时候颇有影响力量，因为进步党代表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和官僚及复辟派以及北洋派接合；在新的方面又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当时进步党如果有组织人才，就会成为一枝独秀的政党的。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迨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5年8月10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5年10月30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徐树铮字又铮、幼铮，号铁珊，江苏萧县人。少有神童之誉，年廿二间关至山东投靠袁世凯，踵辕上书，值袁丧居，命道员朱钟琪代见，未得结果，住在济南的高升店，旅居无聊，在厅堂写楹联，时值严冬，徐仅着夹袍，可是并没有寒酸气。这天段祺瑞刚好到高升店访友，见徐气宇不凡，乃探问其姓名，徐告以投友不遇，盘缠用罄，正在等候家款。段问其愿就事否？徐答以：“值得就则可就”。段乃约徐长谈，聘徐担任文牍工作，从此毕生追随段祺瑞。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段督办陆军各学校，徐虽担任文员职务，但时与兵士习跑步，同操作，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回国后仍在段左右，领袖群僚，不仅是段的灵魂，简直是段的化身。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他，就是指徐树铮。
北洋时代有大徐小徐，大段小段，所谓大徐是徐世昌，小徐就指徐树铮，大段是段祺瑞，小段是指段芝贵。
小徐如何影响段祺瑞，如何操纵运用，可自一则笔记中看出，这是段的另一智囊曾毓隽所叙袁世凯称帝时和段祺瑞闹僵的一幕，曾毓隽因为是段身边所亲信的人物，他的描叙自然很近事实：
（曾毓隽言：）项城蓄谋帝制之始，合肥微窥其隐，即召余（曾自称）及又铮诸人秘商曰：“项城帝制自为之迹，已渐显露。我当年曾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又拥项城登基 ，国人其谓我何？且恐二十四史中，亦再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决不多发一言”。
后来帝制形成，合肥养病京郊。一夕，项城忽召余曰：“松坡已离京转滇，芝泉亦知之乎？为我转告芝泉，此时忍坐视我满头白发，遭人摧毁欺负耶？”继又忿然曰：“没有我，恐怕也没有你们！我今年逾五十，位极元首，个人尚有何求？然不能不为此一团体打算，我们不能让人家打到大门口来！即有错误，第一个了解我，又能谅解我的，应该是芝泉。今乃刚刚相反，芝泉竟是第一个不了解我，不谅解我的。实令人不解！汝可转告他”。
继又曰：“最好芝泉能亲自来见我”。于是提笔草就一函。交余递段。段阅后决定仍不往见，嘱余拟稿，加以矫正，交余面呈项城。于是我又往谒项城，作第二次之密谈。袁拆函一瞥，随命余曰：“汝且退，明日此时，可再来此”。
余谒段报告见袁经过，段曰：“汝明日复谒项城，不必多费一词，只听其发付可也。生死且不计，何有于得失！”
余归，竟夕不能成寐，想找又铮诸人一商，则又铮实为与合肥同一鼻孔出气之人。且合肥此种坚决态度，十之七八受又铮影响为多。乃作罢。
余谒合肥，请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便宜行事。段郑重声明曰：“除不拥护项城做皇帝，及暂不谒见外，其他均可便宜行事。”又承相告曰：“昨晚又铮来称：项城左右，已亟谋不利于我，并及又铮。闻他们只待上面点头，便采取行动。我料此乃想当然事，但亦不可不防范之。”
我离合肥处后，颇有歧路徘徊之感。继思又铮毕竟权奇倜傥人也，不如试一探询其本意，然后请其相助。因迳往某俱乐部见又铮，坦白告以一切经过。又铮笑曰：“阁下诚坦白，但尚隐有一事，即项城大骂徐树铮该死是也。”余亦笑曰：“事诚有之，何必赘述，以撄君之怒。”我乃更告以项城与合肥各执一端，无法向项城复命之苦，请智多星为我设想。又铮先说笑……见余若有不豫色然者，始正经为计曰：“阁下明日仍先谒项城，告以合肥拟俟稍愈，即亲谒面呈密要。项城能得与合肥面谈，必喜且不胜，然后吾人徐图补救。兹事体大，不可造次。”余觉又铮所言极是，次日再谒项城。……
此次谒项城为第三度。见袁后即告曰：“段以兹事体大，决俟病体稍愈，躬亲请谒，而呈一切。”又故意加重语气，重说曰：“亲来密商，比较方便。觉其病状已好转，大约最短期内即可应命前来。”项城听到最短期内可以会晤，立刻变为喜悦。我正想乘机告退，但项城准备发言了。他一发问，问题便多。我暗中在咎又铮：凡所作计，总带几分冒险性质。正在冥想，见项城检交冯华甫亲笔函曰，汝试一阅，必觉其真有进步。我读后，记函中警句云：“京以外事，倘有所命，决不敢辞。惟京内事，则极望菊人、芝泉诸兄能切实秉命而行，不要为其左右所误。……”此一语明明系指合肥之信任又铮，最中项城之忌。我不待项城发言，即批评该函云：“无论东海、河间、合肥，皆属国家柱石，似应同心协力，三位一体。……如相互猜忌，则恐祸起萧墙，非国家之福。”项城云：可为我将华甫此意，转告芝泉。旋又急曰：“且慢，又铮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到。但傲岸自是，开罪于人特多。芝泉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亦可为我转加勉励，并可将去此函共阅。”
余自公府辞出后，即见合肥，告以已代为权允病愈后往谒面谈。并递上河间致项城手函。合肥看罢，即掷之于地曰：
“冯华甫本来是狗，现在看来，简直连狗不如！”
我说既已权允病愈往见，则不能称病到底，事先应有准备才好。合肥曰：“又铮来过，亦为此事担心，汝可找又铮共商。”
我找到又铮，出示冯函，又铮曰：“我们还是抓定自己的原则，即第一：不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均反对帝制到底。第二：欲项城中途取消称帝野心，据张季老相告，已完全失望。所以合肥还是始终称病不见为上。”我反驳曰：“不见固佳，但不能称病到底。”又铮思之有顷，忽拍案叫曰：“得矣，我可派人扬言于梁燕孙、杨皙子辈：‘只要合肥愿见项城，项城可答允合肥一切要求，所谓要求，包括人事调整’云云。彼辈一闻此言，恐被指名调整，必多方设法以缓项城与合肥之见面，则吾人可从容坐视其变。”
余每暗服徐之勇迈而兼有雅量。因一再相约曰：“一切如君所论，但请从速进行。”
果然，此后多日，项城不再召我，又铮之谋告成矣。
忽一夕梁燕孙过访……曰：“顷间项城相告，谓据足下转陈，合肥已允病愈往谒。果能如此，何事不可商量。第一，冯华甫即不敢再如目前之作壁上观，而将一切责任推诸合肥身上。第二，东南西南各省督使，对我方必立刻改变观念，而有所顾虑，以共寻求缓冲之道。则项城做不做皇帝，均得有时间从长计议。……”我答曰：“合肥已决定病愈往谒，但项城左右，恐非每个人都如阁下想法。……合肥个性，阁下所知，决不可供群小玩弄。”梁氏云：“足下之言是也，容将此意往陈项城，得其了解，再来就商。”
梁去后，余即往告又铮，徐曰：“有我徐某在，决不令此獠猖獗祸国也。”
我问曰：“君谓南皮项城，是半豪杰，作何解？”徐曰：“南皮一生，以骂人起家。项城一生，以骗人起家。非豪杰不敢以骂人，非豪杰不足以骗人。然真豪杰，则既不骂人，更不骗人。今南皮与项城一骂人，一骗人，吾故曰半豪杰也。豪杰而曰半者，其他一半，属屠沽故也。”徐氏述毕，关于梁燕孙与我晤谈之应付，又铮毅然曰：“我料梁氏旨在窥探吾人意向，暂时决不会怂恿项城召见阁下。因我所做工夫重点，即在投彼辈所好，可使项城一时更不图见合肥，请君高枕看我好谋。”我深信又铮之能，遂亦置之。
项城欲与合肥见面，终因又铮窥破项城左右意图，略施拖延小计。不久蔡松坡云南起义，项城亦势成骑虎，不能登其大宝。
某夕。又铮过访，谓项城又有请合肥复出相维之意，幸为其左右所阻。继又曰：“只要我们能消极到底，军事方面，久持必生变，虽倒河倾海，亦无能为力。”河海云者，指河间与东海也。又铮只坚持此一策略，以成合肥再造共和之局，合肥亦能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
又铮最重视者，为项城将来如何收场，合肥又如何出而善后，我们为其左右者之如何预筹也。又铮之中心主张，为佛头上着不得一点粪。无论项城以何种名义授合肥，纵使实际上授以全部军权，亦不能接受。一接受，则头上着粪，永远难洗。反之，纵使空虚到委蛇伴食，予以间曹，也当拒绝。不拒绝，头上又着到粪了。故吾人不能轻易授人以口实。则项城之败，敌人不一定能收全功，而我们则操胜算之一半。后来事实演变，一如其所料。虽以东海之善于操纵，河间之亟思染指，而北洋军权，始终控制于合肥手上者，胥又铮此一坚决主张，为奠定其基。
当袁氏取消帝制，手令东海，请合肥同筹善后，一切请合肥处理，惟不能再用徐树铮。合肥一开此言，大怒曰：“事到如今，尚一点不放松。我宁不干，我又如何能干！”
曾氏又云：“大徐最怕小徐，但有时亦爱小徐，且想利用小徐，而小徐终其身，只接受其怕，不接受其爱，更谈不到利用。而合肥则不然，能使小徐终其身不见其爱，只见其信任。不见其怕，更不见其利用。信任矣，爱何加焉。利用矣，怕必随之。然则大徐之智出合肥下矣。”
黎元洪就职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是段的第三次组阁。段组阁时有一个老问题，就是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也是坚决不同意的，段把这意思请张国淦向黎去讲，袁死前段亦是请张国淦向袁要求派徐为秘书长而被拒。张知道黎也不会同意，可是又不能不讲，才向黎一提，黎就沉下脸来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不好把这话对段讲，就去请教徐世昌，徐怕黎、段两人因此闹僵，乃亲自去见黎说：“我以为你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这一件非依从他不可，不要怕又铮跋扈，芝泉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跋扈也差不了多少。”徐世昌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在当时的情势，段有没有徐树铮都是一样，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黎元洪。
当黎同意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有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规定国务院秘书长来见总统陈事时，须先知会总统府秘书长一同入见。这个规定也是令人不解的，原来黎做总统后，段从不以总理身份去见总统，而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前往。徐树铮见黎时也并不尊敬，黎有时问起某一件公务时，他总是这么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有总理负责，总统不必多问。”
小徐有才气但任性，段能倚信小徐，实在很难得，可是小徐的缺点是跋扈，很难与人共事，像张国淦这样能够忍让的人，亦无法和小徐相处，竟于8月1日辞职，由丁世峄继任。丁鉴于张的失败，所以采取不让步态度对小徐，并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建议：“大总统得出席阁议发表意见，但不得参加表决；大总统对国务自由行使其职权。如用人不同意，得拒绝盖印。阁员应随时向总统面商要政，国务会议前须将议事日程陈报，会议后须将议事纪录呈阅。”
黎自丁世峄入幕后，声势一振，其左右如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等，亦附和丁的建议。段一怒而请假不视事，赖徐世昌等调和，段才稍稍让步，于八月廿六日手谕徐树铮：“本院呈请大总统核阅文件，应责成该秘书长躬自递呈，用印后赍回，无论风雨黑夜，不得假手他人，以昭慎重而免差异。”又呈报黎：“逐日文件，均由树铮躬递。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对有关府院权限问题，亦议定折衷办法，即
（一）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事后送呈议事纪录；
（二）国务会议散会后，推国务员一人入府报告议决事项；
（三）每星期五，国务员齐集总统府会商政务。举行聚餐；
（四）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案如有认为不合者，得命总理及主管阁员说明其理由，如仍认为不合，得交复议一次；
（五）未经国务会议议决之命令，总统得拒绝盖印。府院职权因此明确划分。
徐树铮不只和总统府秘书长对立，在国务会议中也引起了极大的麻烦。在第一次阁议中，内务总长孙洪伊就和徐树铮吵了起来。照法理讲，国务院秘书长只能列席内阁会议，并无发言权，那次阁议中，讨论到广东李烈钧和龙济光的纠纷，徐主张电令闽、粤、湘、赣四省会剿李烈钧，孙主张去电和解，其他阁员皆赞成孙的主张，不过为了段的面子，没有制止小徐发言，小徐竟于阁议后，将会剿李烈钧的电报拍发，待四省复电国务院，阁员们才知其事，孙洪伊遂在阁议席上指责小徐，小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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