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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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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勒内·格鲁塞
申明：本书由霸气 书库 （。。）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与历史（1）
导言
草原与历史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亚洲高地证明了地球历史上最重大的地质演变。这片巨大陆地的隆起是高度不等的两大古老山脉褶皱而成的，一个是天山和阿尔泰山上有森林覆盖的褶皱，由东突厥斯坦地垒褶皱和安加拉河流域古老的西伯利亚地台组成；另一个是阿尔卑斯式的喜马拉雅山的褶皱，它在3世纪的中新世时期占据着古欧亚“地中海”的位置。西北的天山和阿尔泰山构成的凸形弧与南方的喜马拉雅山的凹形弧包围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这两个地区好像是悬挂在周围的平原上。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海拔高，使这片高原地带的气候极端大陆性，夏季酷暑，冬季严寒。蒙古的库伦气温在零上38℃与零下42℃之间。而在西藏高原则大不一样，它的海拔差异使得当地植物生长情况几乎是南北两极性的。阿尔泰和天山之间的半圆形山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使得常见的植物层由凹地的森林到山顶的稀有植物，同样具有高山性的特点。亚洲高原的其余地区被一片冬季枯死、夏季萎黄的纵向草原地带所掩盖，草原牧场在灌溉地区是生气勃勃的，在中央旷野地区则是死气沉沉的，正处在撒哈拉沙漠化中。从满洲到克里米亚半岛，从蒙古高原的库伦到马里和巴里赫地区，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牧场延伸形成伊朗和阿富汗的热带干草原，这种草原与地中海区域的草原比较类似。
欧亚大陆的纵向草原地带直接与西伯利亚气候支配下的北极森林区域相连接，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中部，直至蒙古和满洲的北方边境。大陆中部的三个沙漠化的中心地区正在渐渐地变成荒原：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南部的卡拉库姆沙漠，塔里木河所环绕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戈壁沙漠从西南向东北伸展的广阔地区，该地区在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连，一直延伸到满洲边境的内兴安岭。三个大沙漠像癌细胞扩散般地蚕食草原地带，这种现象从原始社会起就没有停止过。戈壁沙漠在北蒙古（从古代匈奴人到中世纪早期突厥人的贝加尔森林、鄂尔浑河流域与克鲁伦河流域的草原地区）与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和热河的草原地区）之间的穿插，是蒙古帝国持久性残存的原因之一。沙漠边的草原给今天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那里的人们脱离了游牧生活，发展绿洲上的城市和商业生活，这些绿洲串接起来，使得地中海世界、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各种伟大文明之间交流成为可能。干枯了的塔里木河岸上，形成了南北两条弧形小道，北面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喀喇沙尔、库车、喀什、费尔干纳及河中地区；南面经过敦煌、和阗、叶尔羌、帕米尔山谷及巴克特里亚。这两条路线经过沙漠和高山时的痕迹就像蚂蚁穿过田野时的痕迹一样显得细长而模糊不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条小道结束了我们地球上两个不同世界的隔绝，使得中国人的领地和印欧人的领地之间有了一些细微的接触。它们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商务和宗教经由那里传递，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的佛教使徒们也是从那里经过的。《托勒密书》中提到了希腊、罗马商人曾经企图通过那里获得“丝国”的绢；后汉的中国将领们曾经希望通过那里与伊朗及东罗马帝国建立联系。因此，从汉朝到忽必烈时期中国政治的一贯政策中就包括维持这条世界贸易大道的畅通无阻。
就在这条通往文明的大道北面，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无边无际，道路又细又长，是通往野蛮世界的道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野蛮人的骑兵队的前进是无法阻止的，因为这里的大阿尔泰山似乎与天山的北部支脉更加靠近，在塔尔巴哈台的楚古查克附近的额敏河方向有一个更宽大的缺口，它在裕勒都斯河、伊犁河与伊塞克湖盆地之间是十分宽阔的，而在其西北方向，来自蒙古的骑士脚下正伸展出无边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与俄罗斯草原。从东方草原上来的游牧部落的骑士们曾经不断地穿过塔尔巴哈台的阿拉套山和穆扎尔特山的山口，到西方草原上寻找财富。假如原始社会这种运动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那么如果伊朗的游牧民族，即印欧人种，希腊史学家称之为斯基泰人与萨尔马特人或伊朗碑铭上称作塞加人的那些人，曾经从东北向极远的帕兹雷克与米努辛斯克方向迁徙；而在同一时期，有其他的印欧种族人移居到塔里木盆地，从喀什到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可能一直到甘肃，那么从东到西的移动是自公元1世纪才开始的，这是勿庸置疑的。那时已经不仅仅是“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等印欧语种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有称作“匈”的匈奴人将开始建立原始突厥帝国，因为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而俄罗斯草原则是亚洲草原的延伸。匈奴之后，在公元6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的后代阿瓦尔人，受到突厥人的压迫，从中亚细亚逃亡，先在俄罗斯后在匈牙利建立了统治。此后，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彻涅格突厥人以及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都走的是同一条路。最后，从北京到基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人造草原，这可以说是由13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来完成的。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与历史（2）
这些蒙古游牧部落互相排挤以争夺最好的牧场，有时只是为了畜群的需要他们会不断地迁徙，这种迁徙不定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会持续几个世纪。他们驰骋于大自然为他们铺在马蹄下的广漠无边的草原上，无论在身体结构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完全适应了这种不断迁徙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便形成了草原内部的历史。关于这些人在黄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不停奔驰，定居民族的史册中只记载了很少的一点与之有关的事情。他们只记载了在他们的万里长城下，或在他们的多瑙河畔的堡垒下，在大同城前，或在锡里斯特拉城前，有过不同的侵略者涌入。然而，关于突厥—蒙古民族内部的一些活动，他们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帝王都邑，喀喇巴尔噶逊与和林先后被一些有统治欲望的人占领，包括公元前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阿瓦尔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纥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部或乃蛮部，以及13世纪的成吉思汗蒙古人。即使我们能够一个一个地识别出曾经统治过其他民族的突厥或蒙古族部落，我们也并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等这些有血缘关系的大民族最早的分布情况。现如今，通古斯人一定是居住在北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伯利亚中部叶尼塞河中游的通古斯卡河流域；蒙古人则聚居在历史上的蒙古本土；突厥人占据西伯利亚西部，及两个突厥斯坦。因为突厥族是后迁入的，在阿尔泰区域的突厥化，只能追溯到公元1世纪，而喀什噶尔的突厥化则在9世纪，河中是在11世纪。在城市，撒马尔罕与喀什一样，仍然以突厥化了的伊朗人为主。根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曾经在蒙古本土上蒙古化了许多原来很可能是突厥人的部落，如阿尔泰的乃蛮部、戈壁的克烈部、察哈尔的汪古部。成吉思汗将所有部落统一于“青蒙古人”的旗下之前，蒙古本土的一部分仍属于突厥人，而且直到现在还有一个属于突厥民族的雅库特人仍然居住在西伯利亚的东北部的勒拿河、英的格加河及科累马河的盆地上。这部分突厥人居住在北冰洋沿岸附近，在蒙古人和通古斯以北的通往白令海峡的方向。因此，我们应该谨慎考虑“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这些突厥－蒙古和通古斯人实际上居住在更远的东北，因为那时不仅在喀什噶尔，就连萨颜岭和大阿尔泰的北麓都被来自“印欧人共同的”故乡——俄罗斯南部的印欧人所占据。这种推测和语言学家们的看法相一致的。伯希和与吉岳木·德·海维西就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承认阿尔泰语系与以乌拉尔为轴心的匈芬语系之间存在一种原始联系。然而，即使它们之间有原始的联系，今天的突厥语、蒙古语及通古斯语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使我们想到在那个历史时代共同生存在亚洲东北部的三个不同人种曾经相距甚远。
如果突厥－蒙古游牧部落的历史只限于他们的驰骋和随意迁徙时的明争暗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知道的东西就太少了。人类历史主要记载了这些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的多次进犯乃至征服。游牧民族的南下简直可以说是草原居住条件支配下的一种自然法则。无庸置疑，就像12世纪的女真人之前的“蒙古人”一样，突厥－蒙古人部落仍然是定居在贝加尔湖森林地区与黑龙江流域，以渔猎为生的野人，他们过于闭塞地在僻静森林的屏风后面生活，所以对其他的土地丝毫没有渴求。而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则不同，他们以饲养牲畜为生，所以是理所当然的游牧者，畜群寻找牧草，人则跟随畜群。此外，草原还是马的故乡，草原上的人是天生的骑士。正是他们这些西方的伊朗人或东方的突厥—蒙古人发明了马的装备，就像在息姆米里人时代博斯佛尔的希腊式瓮上所描绘的斯基泰人那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看到的那样，公元前3世纪时，他们为了用骑兵抵御骑兵，模仿匈奴人用裤子代替了长袍。身手矫健的骑士是马上射箭的好手，他在逃跑的一瞬间从远处把箭射出来袭击敌人（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和匈奴人之箭）。他们作战时用的箭和套绳与追捕野兽时所用的工具没什么两样。
不过，在奔狂的途中他们偶然会在草原的尽头看到农田的边缘，他们不可能不被那种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吸引。在冰天雪地的严冬，草原会变成西伯利亚森林的附属物；在炎热的夏季，草原又会变成戈壁的延伸，这时游牧者为了给畜群找到草料，开始向兴安岭、阿尔泰或塔尔巴哈台的山麓转移。只有春天，草原上的草才会变得茂密，鲜花也在这个时候盛开，才可以称得上是家畜和牧人狂欢的季节。而在其他时节，特别是冬天，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眺望那南方温暖的土地、伊塞克湖和东南部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带。实际上他们对于耕地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于是在占据了农田之后，他们出于本性立即把耕地还原为生长着羊、马吃的牧草的天然草原。就像13世纪的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了北京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想把河北肥沃的平原上的黍田改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牧场。北方人是不懂农业的，直到14世纪还是纯粹的游牧者，愚蠢地抢劫自己的城市。如果乡下人在交纳赋税时进行抗拒，他们便破坏水渠，淹没田地。但他们都很重视城市的文明产物，他们掠夺的目标尽是些工艺品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他们喜欢相对温和的气候，但北京的酷热气候对成吉思汗来讲又太过于温和了，于是在每次战役之后，他都要回贝加尔湖附近去度过夏天。同样，在他战胜了扎阑丁之后，故意放弃唾手可得的印度，只因为印度的气候对阿尔泰人来说简直是地狱中的热锅。不过，他对文明生活的便利怀有戒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玄孙们在定居于北京或大不里士的宫殿中后，便在这些地方堕落了。然而，只要游牧人还保持着游牧者的心态，就会把定居的人们看作自己的雇农，把城市和耕田看作自己的农庄，并且进行压迫。他们骑马到定居民族居住的古老帝国去巡视，检查当地人顺从而定期缴纳的贡赋，如果当地人进行反抗而不愿纳贡，他们就会对毫无防备的城市进行抢劫。他们就像古代突厥人的图腾—狼一样，徘徊于鹿群的附近，趁机逐个咬死或者拖走落在后面的和负了伤的鹿。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掠夺与中国皇帝以恩赐的名义而付给的定期贡赋交替存在。总之，这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17世纪间突厥—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一贯作法。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与历史（3）
不过，有时在游牧人中间也会出现少数熟知定居民族国家的弱点和内幕的人，他们对中国朝廷内拜占廷式的阴谋非常熟悉。他们会联合中国内部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联合中国的一个受排挤的觊觎王位者或一个割据的王国反对邻近王国。然后他们的部落会宣布与帝国联盟，并打着捍卫帝国的旗号，在边疆建立政权。他们的子孙经过一世二世，对中国文化已相当熟悉，于是便会更进一步地毫不惭愧地坐到中国皇帝的宝座上。而13世纪忽必烈的鸿图大志与4世纪时刘聪和5世纪时拓跋氏的没有什么两样。再经过二世或三世，这些汉化了的胡人就从文明中学会了懦弱和放荡的习性，却丧失了野蛮和粗暴。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蔑视，并且他们的土地也成为那些还在游牧生活中忍受着饥饿的胡人们垂涎的目标。于是，侵略行为又重新开始了。5世纪出现的拓跋突厥人毁灭并取代了富有的匈奴人与鲜卑人。而在北京，汉化了的契丹蒙古族人从10世纪起便成了爱好和平的主人。12世纪出现的女真人，最初几乎是野人般的通古斯族，几个月之内便从契丹人手中夺取了他们的大城市。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汉化和过上平和的日子，便又被成吉思汗依照历史的惯例于一百年之后摧毁了。
凡是在东方存在的，在西方也同样存在。在欧洲，作为亚洲草原延伸的俄罗斯草原上，阿提拉匈奴人、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可萨人、佩彻涅格人、库蛮人、成吉思汗族人，交替出现。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伊朗和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征服者之间存在着伊斯兰教化与伊朗化的问题，这简直与中国出现的突厥、蒙古或通古斯征服者们的大规模汉化毫无二致。在这里，汗王变成了一个苏丹或一个国王，就像在其他地方变成一个天子那样容易，但很快就会让位于来自草原的更粗野的汗王。因此，我们在伊朗看到了他们互相消灭，互相继承，其中包括哥疾宁王朝突厥人、塞尔柱王朝突厥人、花剌子模王朝突厥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突厥人、昔班王朝蒙古人。更值得一提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穆斯林大陆的最远端，在小亚细亚征服了濒死的塞尔柱人，再从那里直趋拜占廷，开创了前所未有的蓝图。比约南德斯笔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辉煌，亚洲大陆被看作是民族的发源地，被称为亚洲的日耳曼国在“移民”的骚乱中，注定要为古老的文明帝国孕育苏丹和天子。草原上游牧部落曾经定期地把它们的汗王安置于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斯、科尼亚、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法则。不过还有一种相反的法则，即游牧侵略者慢慢被古老的文明国家同化的法则。这种现象包含着双重因素，首先是人口学因素，那些野蛮的骑士们组成了分散的贵族阶级，并且淹没于这种古老得无从考证的人群中；其次是文化因素，被击败了的汉族或波斯人的文明把粗暴的战胜者征服、陶醉甚至灭绝。在征服了50年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往往是那些被汉化或波斯化了的野蛮人首先为捍卫文明而抗御其他野蛮民族的侵略。因此在5世纪时，洛阳的君主拓跋突厥人自称中国文化和疆土的保护者，他们坚决抵制蒙古、鲜卑或柔然人新的进犯和称霸。12世纪时，桑扎尔－塞尔柱在阿姆河上建立了他的“莱茵河防线”以抵御从咸海或伊犁来的所有乌古思人或哈喇契丹人。克洛维与查理曼大帝的历史在亚洲全部重演了，就像与撒克逊和诺曼底日耳曼主义格格不入的罗马文明在被它同化了的法兰克人中寻找自己的根源一样，中国的文化也只能在5世纪的那些拓跋族人那里找到痕迹，阿拉伯－波斯的伊斯兰教除了上文里提到的英雄桑扎尔之外，便没有了更为忠实的捍卫者。更不可思议的是，古代的诸王或天子的功业是由汉化或伊朗化了的突厥－蒙古人来完成的。没有任何的科斯罗埃斯或哈里发能够登上圣－索菲教堂或罗马皇宫的宝座，而他们的那些不可预知的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竟然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力支持下实现了这个梦想。同样，汉朝与唐朝统治全亚洲的幻梦是由13～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与铁木耳·完泽笃实现的，他们甚至将北京变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小亚细亚、高丽、印度支那的宗主国首都。因此，突厥－蒙古人虽然征服了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最后还是相当于用武力为它服务而已。而事实上，就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皇帝那样，管理人民、统治古老的文明民族是一件十分符合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和愿望的事。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都是为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而管理中国的；波斯则是为了完成萨珊与阿拔思王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圆顶宫殿的推进而管理伊朗的。
能够实行统治并建立帝国的民族为数不多，能和罗马人一比高低的也只有突厥－蒙古人了。
草原上的古代史
草原文明 （1）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古代的草原文明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道路在北方的草原上。奥瑞纳时期的文化就是从旧石器时代起通过这条道路由西伯利亚（在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马耳塔曾经发现过一个“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女神雕像”），传播到中国北部。曾经在甘肃省附近的水洞沟及陕西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发现过埋葬在第四纪地层中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的遗物。同样，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及河北省（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山顶洞中发现有人骨架及装饰品：骨针、有孔的兽牙、骨耳坠子、有孔的贝壳、珠母碎片、赭石块）也同时存在着代表马格德林文化的遗物。
新石器时代末期，草原上的西伯利亚大道还充当了饰有“篦纹”的陶器向亚洲倾销的通道。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种彩陶在俄罗斯中部发展起来，然后传到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再从那里逐步地影响到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公元前2000年初期，美丽的螺线纹彩陶由乌克兰经过西伯利亚传入中国。这种彩陶发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日比科文的施贝尼兹比萨拉比亚的拜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摩库特尼。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这种彩陶得到蓬勃发展，后来在甘肃省半坡彩陶中得以改善。总之，根据塔尔格伦的说法，西伯利亚西部的青铜时代是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多瑙河流域也有较大规模的青铜文明（奥尼耶迪兹文明）。但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时代却是在大约300年后才开始的。马克思·罗尔根据中国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手斧和矛头，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西伯利亚传入的。
日益风格化的动物纹式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是草原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这种极其原始的艺术是游牧民族用于装饰的一种奢侈品，例如在马具上的铜制、银制或金制的小牌子。在库班的迈科普的古墓中曾经发现过类似风格的艺术品，比如琉璃花瓶、金质或银质的动物肖像，它们都受了亚述－巴比伦文化的影响。塔尔格伦认为这些古董大约出现于公元前1600～前1500年左右的密诺文化中期。可以说，亚述－巴比伦文化的这种直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以著名的克勒梅斯的手斧为标志。
据塔尔格伦推测，大概从公元前1200年起，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便已经被一个印欧民族的息姆米里人占领。他们大概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不是经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转移到这里的，原来就居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芬兰著名考古学家认为，第聂伯河流域及库班河流域近期发现的许多古物是息姆米里人留下的。这些遗物主要包括孛罗迪诺的宝藏、什切科沃的青铜镰刀、尼古拉耶夫的铸青铜炉、阿卜拉莫夫卡的青铜镰刀等几乎所有在多瑙河下游及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发现古迹，还有在库班发现的斯达罗米沙斯托夫斯卡雅的金牌及银牛、在特勒克河流域发现的皮亚提戈斯克的古冢，以及库班文化初期的古冢。在俄罗斯南部，所有息姆米里人的艺术都与干扎－哈喇巴克的外高加索文化有关。公元前1400～前1250年，在干扎－哈喇巴克出现过以几何纹动物图形为装饰的美丽的青铜环，一直到8世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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