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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终结联盟-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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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规则而形成的小社会。
由于其他人接受了私人不得使用暴力的社会规则，因此，这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在与社会其他成员一对一的博弈过程中便容易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当整个文明社会，或者文明社会的代表——国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并且运用国家暴力对之进行打击时，他们就难逃覆灭的命运。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这一小部分人总是要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防止被文明社会识别出来。黑社会的“黑”在语言发生学的意义上只是此时此刻是隐蔽之意，“心黑手辣”更多地是后来附加的含义。
黑社会作为原始劫掠社会的一种残留，曾经长期存在于国家形成之后的文明社会阶段，尤其是在人类进入法治社会之前，各种形态的黑社会组织可能从来就没有绝迹过。在那些已经演变成法治社会的国家中，黑社会的存在空间被大为挤压，甚至大有趋于消亡的趋势。即便如此，一旦出现有利条件，黑社会同样会在一些狭小领域发生和成长起来。
总之，相对于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黑社会更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
黑社会的形成需要两种人。
黑社会组织的形成要求同时存在两类人，并且，这两类人必须要结合到一起。
一类是那些能够敏锐地发现社会中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获益机会，并且敢于去组织暴力活动来实现这些收益的人，我们称之为“暴力企业家”；
另一类则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缺乏改善生活境况的机会，对个人生命价值评价极低的贫困群体，他们往往对社会抱着绝望的心态而不惜铤而走险，出卖暴力乃至生命。这两类人往往都是经济学所定义的“风险偏好者”。如果前一类人通过雇佣后一类人去生产“私人暴力”，然后，或者出售这些私人暴力，或者把私人暴力作为中间投入又一次凝色的从事其他商业活动，以追求高额利润，那么黑社会组织就形成了。
一旦高额利润追求成功，黑社会组织便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可能。
如果不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收益，如果贫困人群的人数过少导致生产私人暴力的要素供给不足，如果掌握公共暴力的国家总是能够及时扑灭私人暴力活动，显然，这三种情况只要存在其一，黑社会组织便难以发生和发展。
那么，何以在现代社会的许多国家中仍然存在大量黑社会现象，特别是，为什么那些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往往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活动？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相当的不完善，如许多行业存在大量垄断现象，正规金融部门发育迟缓，市场交易合同难以严格履行。
市场经济体制迟迟得不到完善的原因又一次凝色的一次在于这些国家的法治和**机制没有真正建立，从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可问责**，能够为市场体制提供各种必要的公共服务，如产权保护、司法体系对履约的保障、反垄断、金融监管和安全监管，等等。
并且，如果**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缺失，作为社会代理人的执政党及**内部各部门，乃至**公务员则能够亵渎国家公器，滥用公权力去侵犯私权利，直至干预市场本身的运行，最甚者不得不把公共权力作为个人逐利的工具。
在这种情形下，前述三项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便都能得以成立。
其一，对垄断的管制不力意味着假以私人暴力设置市场进入限制将带来高额垄断利润；金融市场不完善意味着对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控制同样能带来滚滚财源；并且，**缺乏执法能力，私人暴力组织便不得不替代**来向市场出售财产保护与履约服务以牟利。
其二，**官员本身不受法治的制约，贪腐严重，公器私用，甚至不得不频频向社会伸出“掠夺之手”，这种官员何以抗拒私人暴力组织的拉拢与侵蚀，更不必说对黑社会施以及时打击。
其三，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社会保障提供的不足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而机会的不平等更是让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逐渐陷入绝望，最终一部分人由“弱”转“黑”，沦为黑社会组织者的暴力工具。
转型大华为什么会有黑社会？
按照上面这种思路，我们不难勾勒和分析黑社会组织（或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大华是如何生成与发展的。
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形成首先都离不开利益的驱动。根据已经公开的一些案件，在转型时期的大华帝国，私人暴力活动的巨大利益来自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是凭借暴力来垄断对某个行业的合法经营，形成所谓的“路霸”、“行霸”和“市霸”。如涉黑的浙江台州“二林集团”、陕西的郑卫国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以及最近查获的重庆黎强涉黑团伙，分别采用各种暴力或暴力威胁手段，或垄断台州至杭州的货运业务、或垄断长安县土方工程，或垄断重庆客运线路。
第二类是利用暴力涉足非法经营业务，如经营色情、毒品、走私业务，以及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如臭名昭著的厦门远华集团从事走私业务；广西梧州张树林黑帮组织从事非法的高利放债业务；而福建的陈凯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则更是黄赌毒业务无所不涉。
第三类是出卖暴力来向他人提**权保护、保证履约和解决经济纠纷的服务，由此获得所谓“服务费”或“保护费”。如河南汝州的岳利峰犯罪集团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讨账；“地下出警队”频繁介入各种经济纠纷的处理过程。
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往往离不开来自当地某些**部门的“保护伞”对其的庇护与纵容。我们不得不看到，几乎所有公开的案件都有涉案官员被暴露，显然，“官黑勾结”已经成为当前大华黑社会快速发展和蔓延的一个重要条件。
早在2001年，浙江省警方破获的张畏犯罪团伙就有涉案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2005年被摧毁的福建陈凯犯罪团伙牵扯出各级**官员113位，其中包括原福州市政法委书记和市委秘书长等高官，涉案官员遍布公安、法院和国有银行系统。《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1月亦有文章披露，在侦破辽阳系列涉黑大案时，共有64名党政机关人员涉案，其中一半是警察，其余还包括工商局、税务局、财政局、审计局、国土资源局和银行工作人员。此次重庆打黑，更是揭露出以文强为首的一大批**官员，特别是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长年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人。
最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大量形成，也与社会分化出越来越多生活无着人员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尤其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分流人员及其家庭承担了较多的改革成本，加上部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却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的农民工，他们共同构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腐败和垄断导致的贫富严重不均，大华帝国出现了收入分配加速分化的现象，缺乏机会、个人处境改善无望迫使许多贫困人员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走上涉黑犯罪道路，成为获得“血酬”的暴力提供者。
据报道，河北林润良黑恶团伙20余名涉案人员中有近半数为无业人员，其余还有下岗职工和农民；而吉林展文波涉黑案中，19名犯罪嫌疑人有2/3是无业者和农民等社会底层人群。
由此不得不看到，大华转型时期黑社会的产生，甚至一段时期出现严重化趋势都和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有重大关系，特别是与法治缺失的关系最大。
在转型大华，法治缺失突出体现为法律还无法形成对各级**行为的有效约束。从前面的案例不得不看到，各级**并未充分履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维护者的角色，在反垄断监管、推进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监管、产权保护、合约履行和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作为；然而，它们又一次凝色的一次依然掌握了太大的经济权力，在土地、矿山、资金的配置和市场准入、税收征管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往往又一次凝色的一次有太多不当作为。
近年来，尽管大华在**、**和法治建设方面已经有了明显进步，然而尚未达到社会不得不依据法律对各级**上述不作为和不当作为行动进行及时而充分问责的地步，当然更加谈不上不得不提出改正意见，并且监督、敦促**取得实质性改变。因此，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这些根源性问题也就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黑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只要公权力出现真空或被软化，天然就容易滋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一地的黑社会发展程度与当地的**施政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
就黑社会组织生存的养分而言，处于**管制下同时又一次凝色的一次拥有高额利润的特殊行业，譬如传统的黄赌毒和地下经济、走私经济，是滋生黑社会的温床。此外，进入门槛低、竞争手段单一、带有强烈本地性的传统行业，也容易刺激产生黑势力以暴力垄断获取超额利润。而越是进入门槛高、市场分工范围广泛的现代工商业，黑社会的渗透难度越大，譬如新兴高科技行业，黑社会根本无法渗入。
从黑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环境来说，一地的经济繁荣程度、社会开放程度、外来人口的多寡与黑社会的发展状态高度相关。
由于各地社会发展水平、**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寡存在相当的大差别，各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程度存在相当差别，黑社会现象显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对大华帝国黑社会发展的地域性问题，一般容易产生强烈的错觉，即将黑社会问题与一地的传统人文特征进行简单联系，譬如，东北人彪悍、湖南人霸蛮，所以黑社会多；江浙人温和柔弱、西北人朴实敦厚，所以黑社会少；北京上海人文明守法，所以罕闻黑社会活动。
还有一个误区是，人们往往根据公安或官方其他部门公布的打黑成绩判断一地的黑社会活动程度。事实上，由于目前大陆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定义、定性不明，以及打黑往往依赖专项运动方式，打黑的统计数据，往往只能体现一地**的打黑成绩，并不证明打黑多的地方黑社会问题更严重。
譬如新疆，由于反“三种势力”长期是当地政法系统工作重心，打黑在当地显然属于次要任务，故2006年2月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新疆的打黑数据付诸阙如。而北京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不但因人才素质显现出地方**治理能力的优势，更因单位人口投入的社会治理资源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故社会秩序远优于同等经济水平地区，而珠三角地区则因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入与其巨大的流动人口不成比例，社会秩序不可能令人满意。
从官方公布的各地打黑案例看，各地黑社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差异，主要体现为：大型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差别、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与内地落后地区城市的差别、有强烈独特经济特征的地区与无独特经济特征城市的差别。只有少数情形上，明显受到地理位置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般而言，越是发达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特征越趋于隐形和高端，而越是落后贫困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往往越低端和显性。
全世界的黑社会组织都在经济活动上有相当的大共性，即通过介入和控制各种受管制的地下经济或非法行业，其次是通过暴力手段在某些低端行业形成垄断地位或收取保护费。譬如初级建材的生产、运输、农副产品市场、渔港、娱乐、餐饮、工程建设等行业。部分高端的则会转入房地产、赌博、地下放贷等利润更高的领域。
东南沿海因毗邻港台的地缘优势和开放政策领先优势，经济繁荣程度和经济活力远高于内地，也使黑社会在经济活动上呈现出参差多态、“百花齐放”的景观。除了传统行业外，沿海发达地区的黑社会还涉足大规模地下赌博、跨境赌博、发放高利贷、走私、偷渡、贩卖毒品、盗用信用卡等“高端领域”，这些大都为内地同类组织所无。
譬如佛山“水房帮”主要以控制“***”赌场、放高利贷、坐镇澳门指挥“世界杯”赌球等方式获利，而福建石狮的“馆顶帮”则主要以贩毒、走私、偷渡、盗用信用卡等犯罪形式获利。
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黑社会组织获利方式主要还是在比较容易进入的传统行业，它的组织、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而暴力含量更高。
譬如东北黑社会团伙暴力霸占的行业，除极少数是房地产、大型商场等高端高利润行业外，其余则是五花八门，相对低端，包括物业管理、买熟食的、超市、农田、香烟、拆迁、洗浴中心、汽修厂、快餐店、摊位、店铺等。
在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某个黑社会犯罪集团为了把事业做大做强，更愿意动脑子而不仅是动拳脚，但因经济环境的掣肘，他们只能停留在传统领域。
如河南建国以来最大涉黑犯罪组织的宋留根团伙，从1995年到2002年，先后控制了纺织大世界、鞋城、摩托车汽配城、海鲜市场、水果市场、银基服装市场在内的多家批发市场，后又一次凝色的一次进入并控制了与批发市场紧密相连的货物托运行业。
无独有偶，2007年“河北打黑第一案”的石家庄市张宝义，几乎就是宋留根团伙的翻版。他经营着托运站、停车场、歌舞厅、货运公司等9个经济实体，非法控制了石家庄至保定、廊坊、张家口、东胜、临清等托运线路和石家庄胜利北街货运中心、火车站行李房、向阳街运输六场部分货运业务。
大部分中的3个分别是2个托运部、1个纺织品批发市场。
即便是像绑架这种暴力含量极高的特殊的“经济活动”，也不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差别。由于东南沿海富商巨贾多如牛毛，绑架这种“工作”，只需悄无声息地干上几票就不得不金盆洗手，但往往因其数额骇人听闻而轰动一时，最著名者，莫过于1998年落网的张子强、叶继欢粤港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案，张、叶对两家南市港富豪的勒索赎金竟高达17亿港元。
河北定州曲阳县的李建设集团的绑架勒索，其轰动则因多半是光天化日之下，且往往跨市跨省绑架。1998年，李建设集团潜入岳山将一名医生绑架回村后，发现绑错了人，但李建设依然决定勒索赎金50万元；同年，该集团甚至还绑架了山西省一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索要赎金30万元。李建设集团大动作绑架而所得甚少，确实不能不考虑到曲阳县寺南村是个偏僻的穷地方。
拥有独特资源或特定经济环境的地区，黑社会当然会因地制宜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譬如盛产煤矿的湖南郴州市宜章县，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逢矿必入股，“曾矿长”之下，依照方位，“下乡帮”、“上乡帮”、“梅麻浆帮”等不同的黑恶势力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王强军兄弟等黑势力带领下的“护矿队”就是宜章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代表。而湖南新化的刘俊勇集团控制的则是当地金矿。
云南边境地区吸引黑社会的资源，是邻近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和境外长期战乱地区泛滥的武器，喜欢涉枪涉毒以及拐卖人口，是云南部分黑社会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之处。近年来，在云南地区，跨境赌博又一次凝色的一次成为一门新兴的带有地域性色彩的行业。
黑社会的地域性经济特征中比较怪异的例子，是东北部分地区黑恶势力有时会介入土地承包和圈占荒地，因为土地多。
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其主要仰赖的经济来源不但高度相关，并且互为因果。若是简单依赖暴力收取保护费等方式为生的团伙，通常其重要的组织特征是，内部组织纪律严密，甚至有残酷的家法，位居核心的小龙头与手下的喽罗主要是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这种团伙内部的有机分工一般并不复杂，且不需要较高的专业性。
而经济活动复杂、高端、较少依赖暴力的团伙，其内部的组织纪律性往往会弱于暴力色彩浓厚的团伙。这类组织的小龙头与小的往往不体现为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组织内部的分工和专业性却要复杂得多，某种程度上其组织特征更接近于正常的企业组织。
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的关系，与其经济活动的特征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暴力色彩浓厚的团伙组织，其核心成员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往往是直系血亲，在宗族传统浓厚的地区，也可能是同宗同族。若是外来人员构成的黑社会组织，则同乡关系变成其纽带，譬如在广东等外来人口数量庞大的地区，外来黑社会组织几乎都以同乡关系结成团伙。相比而言，暴力色彩弱、介入干净的行业领域较深的团伙组织，则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痕迹相当的轻。
反过来，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组织特征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经济活动的方向。譬如以紧密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黑社会组织，因为天然拥有良好的纪律性和组织的可靠性，会更容易倾向于采用暴力色彩浓厚的经营模式，与同种经济来源的黑社会组织相比，其暴力倾向往往也会更为强烈。
譬如河北定州的李建设集团，其组织的基础来自宗族力量，整个村庄被其盘踞控制后，其对抗**的本钱，远远大于城市里控制了几个街区的黑社会组织。故李建设敢于在绑架后，满不在乎地屡次击退前来解救的警方，丝毫不将其放在眼里。为营救那位被错绑的医生，警方连续4次出击均被击退。
而早期著名的乔四等黑社会组织，这种特征就更为明显。
通常，黑社会的组织特征受本地特殊文化影响的情形相当的少，但东南沿海的本地黑社会组织则是明显例外。因为不但有港台的黑社会片为他们送来了黑社会组织的真经，还有港台黑社会组织直接过来发展队伍“传帮带”，这使当地黑帮在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上省却了许多摸索过程，不得不一步到位地直接向港台看齐。
2000年4月14日夜，深圳警方突袭了“新义安”组织的一处据点。当时，这个据点举行了由“四九仔”升为有权收徒弟的“红棍”的“扎职”仪式。仪式由“新义安”资深成员“白纸扇”邓群主持，6人单膝跪在邓群面前，头部和肩部绑上红绳，头顶纸花，开始宣誓。然后滴血为盟，并一次双手平举一支红色木棍，面向墙壁一级级抬起，完成仪式。
而佛山的“水房帮”也在组织上有自己的特色。该组织是曾启强仿澳门黑社会“水房帮”精心组织的百人黑帮。曾启强的部分手下统一穿着“梦特娇”服装，并以服装的颜**别等级。
早在1980年代末，广东沿海部分城市严打过程中，一些本地黑帮的组织形式就明显区别于内地。譬如有各种规矩和名号，成员要拜关二爷，甚至通过杀掉老一代黑大哥一战成名之类发展史和手法，都和港台黑社会电影颇为神似。
刑法第294条第一款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定义的解释中，非法控制特征是构成黑社会的四个必然特征之一。关于非法控制，系指“在一定的行业内部形成控制地位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强制”。
若以官方公布的案例看，河北省被端掉的若干个黑社会组织无疑是非法控制行为中最肆无忌惮的。
2007年，河北岳山市端掉的杨树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黑大哥”。杨树宽系岳山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为岳山政协委员。杨树宽最后以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众多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树宽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牛黑大哥”，是因为杨拥有包括装甲车、军用吉普、水陆两用军车在内的4辆军用车，各种枪支38支，警用规格的催泪弹12枚，子弹1万多发。杨不但乘坐装甲车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勒索钱财，他还曾带枪开着装甲车到企业主家中**。他以这种手段向几家企业和个人敲诈超过8亿元。
杨树宽是河北众多高调的黑社会首脑之一。杨树宽大量世界名车的车牌包括冀B99999、冀B88889和冀B99998等。
河北的黑社会集团中，可与杨树宽一较无法无天程度的，除李建设黑社会集团外，还有2008年河北邯郸打掉的以李发林为代表的“地下110”黑社会组织。
被查获前，李林发的“地下110”发展到10余支队伍，“警员”达千人之多，他的“地下110”每年出警上千次，“出警”范围由初期的邯郸县、高开区逐步扩大到邯郸市内三区、峰峰矿区、武安、成安等地，甚至辐射到河北邢台、河南安阳。
2005年，接到一起交通纠纷的车主“报警”后，李发林带领80余名手下，个个手持木棒、身穿迷彩服，乘坐30余辆出租车来到当事人家“办案”。至于李林发本人，则因为身绑**、雷管冲进公安局，威胁炸掉公安局大楼而闻名。
由于地方**的控制力彻底瘫痪，邻里纠纷、同学打闹、交通事故、村民选举、家族冲突、争夺市场，都有人求助于“地下110”。警方数字称，2007年，分属不同帮派，至少有12支“地下110”在出警。邯郸市区范围内，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无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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