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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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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宗泽老人在忧愤之中去世。临死时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意思是，打过黄河，收复失地。可惜，这个愿望历南宋一百五十二年都没能实现。
接手宗泽职位，成为岳飞顶头上司的是杜充。此人特殊地残暴，特别喜欢以微小的过失杀人立威。谁知，在赵构眼中，居然认为这一点表明此人果决有为，拥有大才。于是，连连委以重任。最后，拜他为宰相，将十余万大军交给他，令其负责南宋长江防线中最紧要的建康一线的防守。建炎三年六月，金兵大举，直下江南。在杜充的指挥下，宋军长江防线全线崩溃。赵构君臣被追杀得在茫茫大海上奔逃飘荡了四个多月。而杜充也成了南宋第一位叛国投敌的宰相。现在，这位宰相终于有机会用自己的无耻，来证实赵构皇帝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了。
直到这时，岳飞终于获得了一个独当一面、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收拢溃散的兵马，带领他们转战于宜兴、常州一带。黄天荡一战，是韩世忠创下的虽败犹荣的辉煌战例。倘若不是几个小汉奸见利忘义，这一仗很有可能会使后来的历史重新写过。令人回肠荡气的巾帼英雄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故事，讲的就是这次战役。岳飞配合韩世忠，设伏于牛头山，也参与了是次大战。这一年，岳飞二十六岁。
建炎四年，即公元1130年春天，金兵北撤。他们错过了消灭南宋政权的最佳时机，从此再也没能渡过长江。南宋帝国利用这宝贵的喘息机会，下力气平息疆域内几股叛乱、割据巨患，稳定政权，渡过了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张俊的推荐、重用下，岳飞在一连串恶仗、硬仗中，以少胜多，连战连捷，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整个帝国最为耀眼的一颗将星。1133年秋天，皇帝赵构将他召到首都，亲自书写“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制成锦旗赏赐给他。同时，要在京城为他建造府第。岳飞辞谢说：“敌未灭，何以家为？”——大敌未灭，要家干什么？这情形，很像汉代名将霍去病的故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此，皇帝赵构相当喜悦，很亲切地征求岳飞的意见：“你觉得天下什么时候可以太平？”岳飞回答道：“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就可以天下太平。”据说，赵构很吃惊，没有想到一介武夫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不久，刚过三十而立之年的岳飞便被授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县开国子，成为整个长江中游的最高军事指挥官（7）。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节度使，是北周到隋朝时期开始设置的官职，唐朝沿袭下来，是镇守地方的最高官职，常常总揽一个大地区内的军政、民政与财政，辖二、三州到十数州不等；所辖区域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很像中国曾经有过的“东北局”、“华北局”、“华南局”等等大区建制。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变成一种针对将相与皇室成员的荣誉和待遇，受封者并不赴任，或者赴任后没有实权，其味道大概和今天的“享受大军区司令级待遇”差相仿佛（可能并没有这种说法，仅仅为了说明问题而已）：“武昌县开国子”则是一个贵族称号，子爵是五等贵族封号中的第四等，低于侯爵，一般用来封赏那些立有出色军功的军人和皇室成员。这个称号表明，岳飞一家从此进入了帝国的贵族行列。事实上，到此时，已经开始有人称呼岳飞为“岳侯”或“侯爷”了，这可能是当时一种略带恭维性质的叫法，和今天我们称呼副首长时常常略去那个“副”字的作用一样公元1137年，即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奉命进京述职。在此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对赵构影响不小的事情：稍早一点，正月里，皇帝两年前派到金国去的一位使者返回，带来了发自金国最高决策层的信件通知，赵构被掠到金国的父亲宋徽宗，已经在两年前即1135年去世；宁德皇后则是在九年前即1128年，就已经去世。得此凶问，赵构“号恸擗踊”，捶胸顿足号啕痛哭，连续几天不吃不喝。表现得相当悲痛。平心而论。金国的做法的确挺野蛮，即便是敌对双方，也不必在亲生父子的骨肉之情上如此不通人性。这常常可能激起人们的同仇敌忾。事实上，先皇帝惨死异乡，怎么说也是这个国家的奇耻大辱。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给赵构的刺激很深。于是，他召岳飞进京，除多次讨论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各种可能外，还为岳飞加官晋爵，在职权上做出了一系列安排。
就在这一次，赵构对岳飞褒奖有加，授予了岳飞太尉的头衔。太尉是个很古老的官衔，大约自秦汉时期开始设置，为全国的军政首脑，与丞相、御史大夫并称三公，地位尊崇，权力很大。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时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从此以后历朝历代大多都曾设置。但渐渐虚化，变成荣誉性的加官，没有实际权力。从宋徽宗的时代起，太尉并不是实职官衔，却是军人官职级别中的最高一级，“同二府之列”，“崇以辅臣之礼”。就是说，官拜太尉，就已经可以享受与宰相同样崇高的待遇了。同时，赵构将岳飞的实职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成为仅次于宰相，与执政同级，与韩世忠、张俊平行的大将。这一年，岳飞还不满三十五岁。
随后，赵构前往建康府，命岳飞扈从。三月初到达丹阳县，韩世忠率亲兵朝见。四日，赵构在镇江府单独召见岳飞。九日到达建康府后，赵构又一次单独召见岳飞，而且是在皇帝的“寝阁”就是卧室里召见的。皇帝对岳飞说：“光复国土，中兴大宋这项事业，我就托付给你了。从今以后，除了韩世忠、张俊之外，其余的军队都交给你节制（8）”。古代汉语中，“节制”一词带有约束、指挥、管辖的意义，相当于今天归岳飞领导的意思。这相当不寻常，其意味深长之处在于：这个作法与宋朝的帝国传统相去甚远。与皇帝素无渊源的岳飞，得到了皇帝的高度信任；大宋开国一百七十多年，对军人深切忌讳与防范，还没有哪一个将领得到过这样的信任与权力。这道命令一下，岳飞就将是全国大部分军队的实际统帅。以岳飞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能，统领这样一支称得上强大的军队，大举北伐，其成功的可能性并非没有。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很可能将深刻地改写中国历史；赵构也将以雄才大略的一代伟大君主的形象，出现在史册之中。可惜，假设对历史毫无意义。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一塌糊涂。
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9）。我们能够想像：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第六章岳飞必须死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10）。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写道：“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从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来看，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11）。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12）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出身于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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