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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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让这些将军们确信法国和英国真的会打，奥斯特上校和吉斯维乌斯给哈尔德将军和冯·维茨勒本将军安排了同沙赫特会面。沙赫特因为曾为德国重整军备计划筹款并且仍然留在内阁内而在军方享有根高的威信，除此而外，他还被认为是英国事务专家。沙赫特向他们担保，如果希特勒想以武力来对付捷克的话，英国是会打的。

9　月13日深夜，密谋分子之一埃里希·科尔特在德国外交部得到了张伯伦紧急提议“立即坐飞机前来”设法和平解决捷克危机的消息。这个消息在密谋分子中间引起了惊愕。他们本来估计＇406＇　希特勒在纽伦堡开完党大会以后就会在14日回到柏林，并且，据科尔特说，计划在这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起事。然而，元首并没有回到首都，”相反，他到慕尼黑去了，而且在14日又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在那里等候英国首相第二天来访。

密谋分子感到极度失望，理由有两层：第一，只有希特勒在柏林，他们的计划才能实行，由于纽伦堡大会己使捷克危机更为激化，他们认定他一定要立即回到首都。第二，虽然有几个密谋分子像英国人民一样，自安自慰地认为，张伯伦飞到伯希特斯加登去是为了警告希特勒在估计英国在德国发动侵略时会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点上不要重犯威廉二世在1914年的错误，但是科尔特是深悉底蕴的。科尔特曾见到张伯伦的紧急电报，上面明明说他想见希特勒是“为了要设法求得和平解决的办法”。不但如此，他还看到过他的哥哥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参赞西奥多·科尔特发来的电报，报告说，首相准备大大满足希特勒对苏台德区的要求。

科尔特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计划的影响肯定是致命的。在英国首相要前来德国同希特勒讨论‘世界和平’的时候，要举事推翻希特勒，当然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如此，据埃里希·科尔特说，到9　月15日晚间，也已参加密谋的保罗·施密特博士＇　我们知道，他是希特勒一张伯伦会谈中的唯一翻译者——也是唯一的目击者＇　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暗号”通知他，元首仍然执意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他已向张伯伦提出无法接受的条件，“希望会遭到拒绝”。这个情报使得密谋分子又振奋了起来。科尔特当晚就把它通知了奥斯特上校。后来的决定＇407＇　是，等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就执行原计划。“不过最重要的是”，奥斯特说，“我们必须让这只鸟儿飞回到它在柏林的笼子里来。”这只鸟儿在戈德斯堡会谈完了以后，就在9　月24日下午回到它的“笼子”里来了。9　月28日，也就是“黑色的星期三”的早晨，希特勒在柏林已经呆了将近四天了。在9　月26日，从他在体育馆那一场发作看来，他显然已决心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后路都绝了。9　月27日，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从他那里回到伦敦的时候，两手空空，一无所获，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下令舰队动员，并且警告布拉格防范德国的突然进攻。我们也知道，希特勒在这一天还曾命令他的“进攻部队”进驻捷克边境的阵地，并且准备在9　月30日——即3　天以后——“行动”。

密谋分子还在等什么呢，他们自己所规定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希特勒在柏林，他已决定打仗。他已选定在9　月30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离现在只有两天了。要就马上举事，要就坐失时机。

科尔特说，在9　月27日这一天，密谋分子选定了采取行动的日子：9　月29日。吉斯维乌斯在纽伦堡作证的时候以及在他写的书里都说，将军们——哈尔德与维茨勒本——在9　月28日得到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向张伯伦“提出无礼要求”的“侮辱信”的一份抄本以后，决定立即行动。

那天＇9月27日＇　深夜，奥斯特得到了这封“侮辱信”的一份抄本，9　月28日早晨，我把这封信交给了维茨勒本。维茨勒本又带着它去见哈尔德。现在，参谋总长终于得到了他所希望的、毫不含糊地证实希特勒并不是在虚声恫吓而硬是要发动战争的真凭实据了。哈尔德脸上滚下了愤怒的眼泪……维茨勒本坚持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他劝哈尔德去见勃劳希契。过了一会，哈尔德回来了，他说他带来了好消息：勃劳希契也生气了，很可能会参加起事。

但是，要不是这封信在转抄过程中有了改动，就是将军们误解了它的意思，因为，我们上面已看到，这封信在语调上实在是十分温和的，它充满了要“同捷克人谈判细节”并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以正式保证”的诺言，在建议张伯伦不妨继续努力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富有和解精神，因此英国首相在接读以后，立即打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解决各项细节问题，并且同时致电墨索里尼请他也支持这一建议。

将军们对这最后一刻钟的姑息行为，显然毫无所知，但是，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可能微有所闻。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从哈尔德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勃劳希契，告诉他一切均已就绪，请求他亲自领导起事，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置可否。他＇408＇　告诉哈尔德和维茨勒本说，他得先到元首的总理府去看一看，搞清楚将军们对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吉斯维乌斯说，维茨勒本接着就急急忙忙赶回他的司令部。

“吉斯维乌斯，”他兴奋地宣布，“时间已经到了！”

9　月28日那天上午11点钟，德国外交部科尔特的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齐亚诺从罗马打来了电话，要求立即同德国外交部长讲话。里宾特洛甫当时不在——他在总理府——因此那位意大利外相就要求把电话改接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德国人偷听了这次通话并且把它录了音。原来是墨索里尼，而不是他的女婿要讲话。

墨索里尼：我是领袖，听得清吗？

阿托利科：听得清。

墨索里尼：要求立即会见总理。告诉他，英国政府通过珀思勋爵要求我出面调停苏台德问题。双方分歧很小，告诉总理，我和法西斯意大利支持他。他必须作出决定。不过，告诉他，我赞成接受这个建议。听清楚了吗？

阿托利科：听清楚了。

墨索里尼：快去！

当阿托利科大使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　这是翻译员施密特博士注意到的＇　赶到总理府的时候，希特勒正同法国大使弗朗索瓦一庞赛在密谈。弗朗索瓦一庞赛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总理的。早一天深夜，执意要超出张伯伦一头的法国外交部长庞纳，曾打电话给他的驻柏林大使，指示他尽快去见希特勒，提出法国关于交出苏台德区的建议，其内容比英国建议还要慷慨得多。英国首相在9　月27日晚上11时向希特勒发出的建议还只是让希特勒在10月1　日占领苏台德区的第一区——这不过是对一块被包围的领土的象征性占领——现在法国人竟然建议在10月1　日交出3个大区，其中包括绝大部分双方意见有分歧的地区。

这是一项诱人的礼物，然而法国大使要把它送出去居然还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在9　月28日上午8　点钟打电话求见总理，到了10点钟还没有回音，于是他就派他的武官赶到参谋总部去把这个他还无法提出的建议通知德国的将军们。后来，他请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帮忙，这位随时乐意为任何可能——不论什么代价——防止战争的人效劳的英国大使马上给戈林元帅打了一个电＇409＇　话。戈林回答说，他将设法安排这一约会。事实上，汉德逊在设法给自己找一个见希特勒的机会，因为他奉到命令要向希特勒提出一封“首相亲自写的最后信件”，也就是张伯伦在前一天深夜写的信”，其中保证希特勒“不必打仗，不用等待”就能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并且建议召开大国会议来确定细节。

希特勒在上午11点15分接见了弗朗索瓦一庞赛，大使发现他神情甚为紧张不安。法国大使手里拿着一张仓猝画成的地图，上面标着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盟国法国现在准备拱手交给希特勒的大片捷克土地。他竭力劝说希特勒接受法国的建议，使欧洲得以避免一场大战。尽管里宾特洛甫作了否定的评论＇　据法国大使自称，对这些评论曾不客气地加以驳斥＇　，希特勒听了倒是颇为动容——特别是，据施密特博士的观察，对大使提出的那张慷慨的地图颇感兴趣。

到11点40分，谈话突然被打断了，有人通报说，阿托利科带着墨索里尼给元首的紧急口信来了。希特勒带着施密特走出去欢迎那位气喘吁吁的意大利大使。

“我给你带来了领袖的紧急口信。”天生一副粗嗓子的阿托利科，隔着老远就嚷了起来。他转达完了以后，又加上一句说，墨索里尼要求元首不要下动员令。

据现在还活着的唯一见证人施密特说，就在这个时候作出了维持和平的决定。这时正当中午，离希特勒给捷克人的最后通牒所规定的限期只有两小时了。

“告诉领袖，”希特勒对阿托利科说，显然感到松了一口气，“我接受他的建议。”

高潮过去了，这一天余下来时间内所发生的事就只是尾声了，汉德逊继阿托利科和弗朗索瓦一庞赛之后来到了希特勒的面前。

“在我的伟大的朋友和盟友墨索里尼的请求下，”希特勒告诉汉德逊说，“我已经延迟24小时动员我的军队。””他将在同墨索里尼再次商量之后再就诸如拟议中的大国会议等其他问题作出决定。

在此以后，柏林和罗马之间打了不少电话——施密特说两位法西斯独裁者还曾直接通过一次话。9　月28日下午2　时以前几分钟，就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碟即将到期之际，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对英法意三国政府首脑匆匆发出了请帖，请他们在第二天中午到慕尼黑来与元首会同解决捷克问题。对布拉格和莫斯科没有发出请＇410＇　帖。希特勒不能容许与法国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在受到德国进攻时维护其领土完整的俄国来插手干涉，至于捷克人，则甚至在被判决死刑的时候也不让他们参加。

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在回忆录中把在这一关键时刻挽回和平的功绩主要归于墨索里尼，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绝大部分写这一章欧洲史的历史学家的支持。然而这肯定是慷慨过度了。意大利是欧洲大国中最弱的一个，它的军事力量实在无足轻重，以致德国的将军们，就像他们的文件中所表明的那样，简直视之为一个笑柄。英国和法国是德国人心目中唯一要盘算的力量。然而，从一开头起就千方百计说服希特勒，要他相信可以不战而取得苏台德区的却正是英国首相。造成慕尼黑从而保持了整整11个月和平的是张伯伦，而不是墨索里尼。对他自己的国家，对它的盟邦和朋友来说，这样一桩功绩所花的代价，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不过，不论这笔帐怎么算，按其后果来看，这种代价几乎是无可忍受的。

“黑色的星期三”2　点55分，伦敦的天气似乎不像早晨那样黑暗阴冷了，英国首相就在这时开始向下院演说，他详尽地报告了捷克危机的经过以及他和他的政府为企图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按照他的说法，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然而已经有了好转，他说，墨索里尼已成功地使希待勒把动员令推迟了24小时。现在已是4　点一刻了，张伯伦已讲了一个钟头又20分钟，他的演说已将近结束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演说突然被打断了。坐在前排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递给他一份文件，那是坐在贵族席上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传过来的。

不论尊贵的议员诸君对墨索里尼先生有什么看法，＇　张伯伦这时正在说＇　我相信人人部会欢迎他这种……维护和平的表示。

首相停了下来，看了一下文件，然后笑了。

事情还没有完，我还有几句话要告诉下院。我现在得到希特勒先生的通知，他请我明天早晨到慕尼黑去同他会面。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接受了邀请，我毫不怀疑达拉第先生也将接受。我也没有必要说我的答复将如何了……确实已没有必要了。这所古老的议事堂，这个巴力门＇　议会＇　之母，以它悠久的历史上没有前例的狂热掌声来回答首相的＇411＇　演说。欢呼狂叫响成一片，议事日程单扔得满场乱飞，许多人热泪纵横，在这番狂乱激动之中，大家听到一个超乎一切的声音，它表达了所有人的深切感情：“为我们的首相感谢上帝！”

捷克公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父的儿子扬·马萨里克从外交官席上皇卜采，看到这一幅景象，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他到唐宁街拜会了首相和外交大臣，想探明他那将作出全部牺牲的国家是否会被邀参加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马萨里克，眼睁睁地盯着这两个敬神畏天的英国绅士，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世界和平的话，”他最后说，“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那些密谋分子，那些将军和文官，哈尔德将军、冯·维茨勒本将军、沙赫特、吉斯维乌斯、科尔特以及其他的人们，他们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前不久还曾相信＇　如维茨勒本所说＇　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呢？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来作简单的答案。不过，这些话都是事情过了很久，一切已成陈迹以后才说出来的，这时他们急于要向世人表白，他们多么反对希特勒和多么反对他那使德国在经过一场长期的流血的战争后归于完全毁灭的蠢剧。

全是尼维尔·张伯伦不好！他们都这样说。由于他同意参加慕尼黑会议，因而逼得他们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们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计划！1946年2　月25日，在进行了很久的纽伦堡审判临近尾声的时候，哈尔德将军受到了美国检察当局方面一位纽约青年律师山姆·哈里斯上尉的单独盘问。

＇　哈尔德说＇　原来的计划是，本着避免流血的精神，用军队占领总理府，占领为党员和希特勒的积极支持者所把持的政府各官署，特别是各部，然后就在德国全国人民面前审判这一集团……到了这一天＇9月28日＇　，维茨勒本在中午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请我给他下执行的命令。我们讨论了其他的细节——诸如他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同意到希特勒这里来作进一步谈判的消息。维茨勒本当时在场。我因此收回了执行的命令，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一情况，采取行动的全部基础已经消失了……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但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扭转了……需要使用武力的时机避免掉了……只能等待新的机会到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说，要是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来＇412＇　的话，你们的计划就会执行，而希恃勒早就会被推翻？”哈里斯上尉问他。“我只能说计划会执行，”哈尔德回答说，“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

在纽伦堡审讯中和在战后所写的书中显然夸大了自己在历次反希特勒密谋中的作用的沙赫特博士，也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实行9　月28日的计划，罪在张伯伦：从历史后来的发展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由维茨勒本和我所策划的第一次政变的尝试是唯一真正能够扭转德国命运的一次尝试。它是唯一及时计划好并准备好了的一次尝试……在1938年秋天，仍然有可能指望把希特勒交什最高法院审判，但是以后历次想推翻他的努力，就都须设法搞掉他的生命才行了……我曾经及时地作好了发动一场政变的一切准备，而且差一点儿就大功告成。历史执意与我作对。外国政治家的干涉是我所不能事前估计在内的事情。

在纽伦堡审讯中在证人席上成为沙赫特最坚决的辩护士的吉斯维乌斯补充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张伯伦和达拉第飞到慕尼黑来了。我们的起事完蛋了。有几个钟头，我一直在设想，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起事。但是维茨勒本不久就告诉我，部队决不会反叛取得胜利的元首……张伯伦救了希特勒。

是不是他救了希特勒呢？还是说，这只是德国的文官和将军为他们没有及时行动找到的借口呢？

哈尔德在纽伦堡受讯问的时候，向哈里斯上尉解释说，进行“革命行动”要能够成功，有3　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第二个条件是，人民群众愿意拥护革命的主张，第三个条件是，要正确选择时机。照我们看来，第一个条件所要求的清醒而坚决的领导是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我们认为也是具备的。因为……德国人民不要战争，因此，全国人民因为害怕战争是愿意同意革命行动的。第三个条件——正确选择时机——也很好，因为我们原来预料在48小时内就会得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我们坚决相信，我们是会成功的。

可是，不料来了个张伯伦先生，战争的危险一下子就避免了。

人们大可怀疑哈尔德将军的第一个条件究竟是否像他所说的＇413＇　那样具备。因为，要是果真有“清醒而坚决的领导”的话，这些将军怎么会犹豫了4　天之久呢？他们手里有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希特勒和他的政权扫除掉的军事力量：维茨勒本在柏林城内外有整整一个军——第三军；勃洛克道夫一阿尔菲尔德在波茨坦附近有一个精锐的步兵师；霍夫纳在南边还有一个装甲师，此外在首都还有两名高级警官冯·赫尔道夫伯爵和冯·德·舒伦堡伯爵，他们掌握着很大一支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可为臂助。据密谋分子自己说，只要哈尔德一声令下，所有这些军官就可以以压倒的兵力应声行动，而被希特勒将挑起战争一事吓得要命的柏林老百姓会——就作者本人亲身体会所能判断而言——自动地起来支持这一政变。

要是张伯伦不同意到慕尼黑来的话，哈尔德和维茨勒本到底会不会行动，是一个永远不能有多少把握来回答的问题。这些将军当时所以想推翻希特勒，只是为了避免一场肯定要失败的战争，而不是为了结束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与暴政。考虑到他们这个具体态度，那末要是没有慕尼黑会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已经采取行动了。然而，到底这个密谋是否确已准备得十分充分，武装部队是否确已枕戈待命，而哈尔德与维茨勒本是否确实差一点儿就要下令行动，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材料足以证实这一切。我们只有几个密谋参加者的一面之词，他们在战后都急于表白自己多么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自辩之词往往是相互矛盾而且混淆不清的。”如果，像这些密谋分子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曾经如箭在弦上的话，那末，张伯伦宣布愿去慕尼黑的消息肯定是拆了他们的台。在人人都能看到希特勒不用战争就能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这些将军确实很难把他逮捕并且把他当作战争罪犯来审判。

在这一切不能肯定的情况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沙赫特博士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对于想推翻希特勒、迅速结束第三帝国、挽救德国和世界免于战争的德国反对派来说，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一去不返了。如果可以一概而论的话，那末可以说，把自己的无能倭过于外国人，正是德国人的弱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达拉第和庞纳，对慕尼黑从而也对此后一切灾难＇414＇　性的结局所负的责任是超乎一切的。但是，他们没有十分认真地看待德国内部有一批将军和文官准备“谋反”的消息，这却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批人中大部分直到当时都还在以他们极大的才干为希特勒尽忠效力，张伯伦等，至少是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的某些顾问，也许还会回忆起最近的德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事实：正是军队，它帮助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取得了政权；正是军队，因为希特勒给了它以重新武装的机会而满怀欢喜；军队也显然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对个人自由的摧毁；而且，军队对它的自己人施莱彻尔将军之被暗杀，自己的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之被卑鄙诬陷以致兔职也都不吭一声；就在最近，军队还支持了对奥地利的并吞，事实上还提供了武装力量助其实现。不论伦敦和巴黎的那些主要的绥靖姑息主义者头上可以加上什么样的罪责，而且尽管这种罪责无疑极大，事实仍然是，德国的将军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文官共谋者错过了大好时机，没有能毅然采取行动。

慕尼黑的投降：1938年9月29—30日

9　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巴罗克式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黯后室里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大街上遭到啤酒馆政变失败惨剧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到前德奥边境上的库夫施但因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