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5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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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多次请命要回辽东。蓟城庶民也开始逃亡，出城的理由多得无法分辨真假也无法拦阻。事实上，父王撤出之后，蓟城商旅已经绝迹，城内物资财货的周流全部瘫痪，百姓生计大为艰难；便是将庶民圈在了城里，也是硬生生教人等死。若是战时，一切都好说。当年田单坚守即墨孤城，眼见燕军在城外挖掘齐人祖坟，田单不是也严令齐人不许出城么？可目下偏偏没有战事，消息还说春天也没有战事。当此之时，你若不能将府库仅存的军粮拿出来救济百姓，又如何能阻拦庶民自谋生路？
“上天也！周人王道大德，宁灭我召公之余脉哉！”
太子丹想大吼一声，却石俑一般重重地倒在了茫茫风雪之中。
……
太子丹醒来时，冰雪已经融化了，庭院的杨柳也已经抽出了新枝。老太医说，他被兵士们抬回来时，已经僵硬得无法灌进任何药汁了；情急之下，一个辽东猎户出身的将军用了辽东巫师的解冻之法，堆起一座松散的雪丘，下令一百名士兵轮换抬着僵硬的他像石桩一样在雪中塞进拔出，如此反复整整一夜，他才松软了红润了有了气息了；之后，老太医使用药眠之法，教他昏睡了整整两个月，每日只撬开牙关给他灌进些许药汁肉汤。
“太子复活，若非天意，无由解之也！”
“几、几月了？”
“三月，初三。”
“扶，扶我起来。”
被两名侍女结结实实架着站起来时，太子丹只觉整个身子都不是自己的了。老太医跟着，一群侍女轮番架着，一会儿走走一会儿歇歇一会儿吃药一会儿饮水一会儿睡睡一会儿醒醒，如此反复折腾三日，太子丹才渐渐活泛过来。自觉精神好转的那一日，太子丹坚执要看看蓟城情势。马是不能骑了，只有坐在六名士兵抬着的坐榻上慢慢地走。料峭的春风卷起残雪，整个街市只遇到了几个梦游一般的老人。蓟城萧疏得他都不敢认了。往昔最是繁华热闹的商旅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空旷寂凉得像墓场。城头上倒是还有士兵，只是都在靠着垛口晒太阳打盹捉虱子。见太子巡城，士兵们倒是都站了起来围了过来。可是，那一排排麻秆一般的细瘦身影，却教人不忍卒睹。
“还有多少兵力？”
“禀报太子：蓟城兵力三万余……”
太子丹只问了这一句，再也没有开口。回到王城，太子丹宣来了蓟城将军与蓟城令，吩咐即日开始筹划，放弃蓟城，全军退往辽东。两位新任大员没有丝毫异议，立即欣然接受了部署。显然，谁都明白了困守蓟城的可怕结局：纵然秦军不来，守在蓟城也是等死。原因不在别的，只在于父王挖走了燕国根基，秦国大军又遮绝了燕国与中原的通道，农夫没有了，工匠没有了，商旅没有了，蓟城的生机也就断绝了。
可是，撤离筹划尚未就绪，秦军便大举北上了。
秦军北上来得很突然，太子丹接到消息时，王翦大军已经渡过涞水越过督亢，进逼三舍之外了。显然，此时仓促撤离，正有利于秦军铁骑大举掩杀，无疑自投虎口。陡临危境，太子丹很是清醒，断然下令打开府库分发甲胄兵器，全城庶民全部为兵，连夜开出蓟城在治水北岸构筑壁垒迎敌！如此部署，不是太子丹知兵通战，而是基于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出城为战，便于逃离；困守孤城，则注定要做秦军的俘虏。身处战时的庶民将士，人人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任何阻力便动了起来。残存的真正燕军连夜出城，及至着了戎装的庶民陆续开到治水北岸，已经是次日正午时分。兵民一体布防，摆开阵式竟然将近十万之众，铺开在新绿的原野倒也是浩浩荡荡。
当部伍整肃的秦军黑色潮水般扑来时，战场形势是不言自明的。
太子丹的燕军几乎没有做像样的搏杀，便大举退向了北方山野，绕过蓟城东走了。王翦当机立断：前军大将李信率五万铁骑追杀太子丹，主力立即占据蓟城，安定民治。此前，蒙恬已经从九原南下，咸阳派来的安燕官吏也已经抵达军中；蒙恬与顿弱会合，率一班官吏随军北进，开进蓟城后立即开始了整肃燕地。而王翦所关注的，是李信的追杀进展。
太子丹东逃，路径原本是勘定好的：绕过蓟城向北进入燕山，再东渡灌水奔向辽东。一开始尚有数万百姓追随，可随着秦军不杀无辜庶民的消息传开，庶民百姓渐渐溃散了。旬日之后，追随太子丹的人马只有万佘。李信部紧追不舍，太子丹部根本没有喘息之机，只有不舍昼夜地向东逃亡。如此两军衔尾，一个月之间奔驰千余里，越过辽水进入了燕国东长城地带的衍水河谷。奔驰月余，太子丹人马个个枯瘦如柴疲惫异常，再也无法与秦军较量脚力了。这日进入一片山谷，骑士们倒在草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太子丹欲哭无泪，长叹一声，拔出长剑搭上了脖颈。此时，一个辽东将军哭喊着抱住了太子丹，夺下了长剑，哽咽着说出了一条生路：向前十余里的衍水河谷，有一个秘密营地可以藏匿，秦军不可能找到。这个秘密营地，是当年乐毅在辽东练兵时开辟的一片山岩洞窟，屯有大量粮草干肉，后来也成了燕国辽东军的秘密驻屯地之一。
“既有此地，何不早言？”太子丹很是不解。
“燕王早有严令，辽东营地不得对任何人泄露。”
太子丹不说话了。这便是父王，对他这个儿子放权任事，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严守兵权机密，纵然离国东去，也没有给他交代一处辽东路上的救命所在。这一时刻，心灰意冷的太子丹突然明白：多年以来，自己对这个昏聩的父王太过仁慈了，假若听从荆轲谋划早日宫变，何有今日燕国之绝境？心念及此，太子丹陡然振作，立即下令马队进入秘密营地，并当即下令那位辽东将军做了燕国亚卿——当年乐毅的最初官职。
“万岁——”
太子丹话音落点，这支气息奄奄的马队突然活跃了。拥立太子即位燕王，原是这支九死一生的死士马队之希望所在。目下太子此举，其心意人人明白，如何能不生出绝处逢生的欢呼。及至进入秘密营地驻扎旬日，太子丹人马已经神奇地变成了一支精悍的劲旅。
这样，太子丹的逃亡马队便突然在秦军眼前失踪了。
接到李信的快马军报，王翦又一次皱起了眉头。太子丹能在秦军紧迫之下突然失踪，印证了燕国在辽东之地多有秘密营地的传闻。这种营地有多少？燕王喜的驻地，是否也是这种无法在急切中探察清楚的秘密所在？果真如此，秦军纵然出动主力，燕国之残部立足地能在短期内找到么？而如果短期内不能根除燕国残部，燕代势力会死灰复燃么？思忖良久，王翦找来了蒙恬顿弱，说明情由，会商问计。
“辽东广袤，根除燕国须做长久谋划。”蒙恬一如既往地稳健。
“燕王喜，缓图可也。然，太子丹不能不除！”顿弱明朗之极。
“上卿有谋划？”王翦知道，顿弱久驻燕国斡旋，很可能胸有成算。
“借力打力，逼出太子丹！”
“上卿是说，利用代国？”蒙恬目光大亮。
“然！我军可对代赵施压，逼赵嘉再施压燕王喜交出太子丹！”
“嗯。可行。”王翦略一思忖拍案了。
次日，辛胜部五万精兵大举压向代国。王翦给代王赵嘉的战书是：“太子丹主谋刺秦，秦必欲得太子丹首级而后快。而代王藏匿太子丹，实与秦国不两立也！今我大军北上攻代，代若不交太子丹，则与我举兵一战！”代王赵嘉一接战书，立即派出特使赶赴辛胜军前，申明太子丹并未逃奔代地，秦军不当加罪于代国。辛胜根本不为所动，依然挥师北上，直逼代城之下。代国大臣情急，一口声主张代王急发国书与燕王喜，逼燕国交出太子丹了结这场亡国之患。赵嘉无奈，长叹一声点头了。
旬日之后，远在辽东长城脚下的燕王喜接到了代王使者的特急羽书。
赵嘉羽书云：“战国之世，手持利刃而刺秦王于咸阳者，唯燕也。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主谋刺秦之故也！燕以刺秦之仇获罪于秦，又累及代国，何以对燕代盟约哉！今，王若诚杀丹以献秦王，秦王必解兵，而燕国社稷幸得血食焉！”燕王喜看完赵嘉羽书，一句话未及说出，便跌倒在案边昏了过去。一阵手忙脚乱的救治，燕王喜终于醒来，第一个举动是向辽东大将招了招手。辽东大将轻步趋前，燕王喜低声说得几句，又老泪纵横地昏了过去。
三日之后，两万辽东轻骑包围了衍水河谷的秘密营地。及至骑士们警觉有异，退路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太子丹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马也没骑，便淡淡漠漠地站到了大军阵前。来将宣示的燕王书令是：“太子丹密谋作乱，着即斩立决！”骑士们大为惊愕，哄然一声便要拼杀。“不能！”太子丹一声大喝，阻止了与他一路生死与共的骑士们的抵抗。在骑士们愣怔不知所措之际，太子丹说出了最后一番话：“诸位将士，父王不会疑我作乱，无论我是否真的要作乱。父王之令，是要我必死而已！若以秦军施压教我死，我必不死，且要抗争！父王之心，不亦可恶哉！八百余年之燕国，断送于如此昏聩君王之手，丹愧对先祖，愧对臣民也……诸位记住，今日丹死，不怨秦国，不怨代国，唯怨姬燕王室之昏聩君王——”
长长的吼声中，一道剑光贯穿了腰腹。
太子丹久久摇晃着，始终没有倒下。
多年以后，太子的故事依然流传在燕国故地，流传在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不知从何时起，这道古老的衍水叫做了太子河，直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日。
这是公元前226年夏天的故事。
四年之后，即公元222年，残燕残赵再度联结，欲图起事复国。秦王得闻消息，决意彻底根除燕赵之患，遂派大将王贲率十万大军北上。王贲部深入辽东，一年内先擒获燕王喜，再回师西来俘获代王赵嘉，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东之患。自此，燕赵两国彻底从战国消失了。

八、迂阔之政：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
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午，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十一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三十二页、赵国的三十七页、魏国的二十二页、田齐国的十八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国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而冲突变化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记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殁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而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而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完全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的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是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地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隐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我们的问题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也就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也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秘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而召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