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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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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王翦一笑，“负刍降秦，楚国世族所愿也。”
“奇！为甚来？”赵佗又困惑又兴致勃勃。
“楚国老世族各有根基，皆欲借抗秦为大旗自立。项燕之所以敢于强势拥立昌平君，其说辞正是负刍抗秦不力。负刍若降秦，楚国世族有了台阶，立即便会家家自立，大局反倒乱了。所为楚王意欲降秦者，楚国世族假报也。楚人圈套，老夫岂能自投罗网也。”
“末将谨受教！”
章邯赵佗一齐拱手，显然对王翦的剖析深为敬服。大将出征，如王翦能兼顾国情政情而通盘运筹者，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少而又少。在秦军全部大将中，如王翦兼具洞察全局之能者，大约连蒙恬也不能相比。而此等大才，如章邯赵佗等一班大将也是在战场实际运筹中逐渐体察到的。唯其如此，后来之蒙恬不能洞察政局，不能毅然拥立扶苏，而是无可奈何地自己走进了牢狱，使秦国庙堂最坚实的一根支柱轰然折断。此乃后话了。
次日清晨章邯开始猛攻，一切都没有出乎王翦预料。不消半个时辰，密匝匝排列的抛石机与大型连弩猛烈射出的飞石大箭的雨幕便击垮了郢寿北门的城墙。十二斤石块与长矛般的粗大弩箭如暴风骤雨般漫天击砸，实在是郢寿这般水城所不能承受的。城墙一垮北门一破，赵佗的两万陇西飞骑立即飓风般卷入城内。王翦派出的两千幕府骑士尚未抵达城外各个道口堵截，城内已经传出了军报：赵佗已经占据了王城，楚王负刍与在郢几名世族大臣悉数被俘获！王翦第一次手忙脚乱，一边下令召回幕府骑士准备入城，一边下令章邯军迅速在城外郊野构筑壁垒，以防淮北败军残部逃来郢寿。两个时辰后，王翦登上一辆兼具战车功能的青铜高车在三千马队护卫下隆隆入城了。
这时，太阳尚未落山。
当夜，郢寿城外没有出现淮北楚军残部，这座不大的楚国都城第一次变成了没有王城灯火的夜幕笼罩下的黑城。王翦与章邯赵佗在城内军帐会商，议定：赵佗率两万陇西飞骑，立即将俘获的楚王与楚国世族大臣押送回咸阳；章邯军留镇郢寿，继续驻扎郊野扩展营垒，以为大军集结根基。部署完毕，王翦本欲率幕府马队连夜赶赴淮北，毕竟，攻克楚国都城并俘获楚王之后，淮北战场又迅速凸现为轴心大事了。然则，王翦尚未出发，蒙武军报便到了：楚军残部大约二十余万，已经“突围”逃入垓下河谷，秦军各部已经四面合围，上将军可全力处置淮南战事，无须忧心淮北追杀大战。王翦思忖片刻，给蒙武回书一件，叮嘱其务须全歼项燕主力，尤其不能走脱项氏的江东精锐；大战结束之后，立下淮南会兵。然后，王翦放弃了再上淮北，开始在幕府精心谋划进兵吴越岭南的未来战事。
旬日之后，蒙武率主力大军南下了。
王翦接到的战报是：楚军主力全部覆没，李信率八千敢死骑士死死咬住项燕幕府，在垓下一片无名谷地围困项燕三日之久，楚军粮绝，无力为战，项燕自杀，已经验明正身无疑。唯一缺憾是，楚军主力大将项梁逃脱，搜寻垓下三日不见踪迹。
“上书秦王，我军立下吴越岭南，一年平定百越！”
这是秦王政二十四年初夏，公元前223年的故事。
秦王政时年三十七岁，上将军王翦年逾六旬。
九、固楚亡楚皆分治 不亦悲哉
楚国的最后岁月，堪称山东六国中最有型的一个。
即或是军力最为强大的赵国，在护国之战中也未能有一场足以令人称道的胜仗。虽然，灭国之前的李牧军曾两败秦军，然败非秦军主力，且战事规模较小，远不能与楚国抗秦之战同日而语。相比之下，楚国在最后岁月的两次大战实在是有声有色。第一战，楚军以成功的防守反击战大败秦主力大军二十万，追击三日三夜不顿舍，攻破两壁垒，杀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计，秦军战死也当在七八万上下（不包括伤残）。此战规模之大，超过了战国中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大胜仗——信陵君救赵之战，更远远超过其余几次胜秦小战，而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百余年整个山东六国对秦作战的最大胜仗。第二战，秦以举国兵力六十万南进，楚军以六十余万应战，对峙年余兵败，堪称虽败犹荣。败而荣者，一则，楚国在奄奄一患之时尚能聚结与秦国对等的兵力，形成战国之世唯一能与长平大战相媲美的平原战场大相持，其壮勇气势可谓战国绝唱；二则，国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统帅殚精竭虑而兵败自杀，从来分治自重的楚国世族没有出现一个大奸卖国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后的尊严。
假如排除了种种偶然，楚国能否避免灭亡的命运？
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式的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历史奥秘的门户问题。虽然有违“历史不能假定”的规律而颇显臆想色彩，但却能引导我们穿过琐碎偶然漫天飘飞的迷雾，走进历史的深处，审视历史框架的筋骨与支柱。假如楚王负刍更为明锐，假如项燕的“退兵淮南，水陆并举而长期抗秦”的方略能够实施，假如项燕拥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国的封邑军战力如同主力大军，假如战场没有大雾，假如楚军粮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军不退兵移营而继续原地相持，假如项燕选择了一条更好的退兵路线而不奔蕲县，甚或，假如秦军统帅不是王翦……楚军能战胜么？楚国能保住么？
不能。
为什么？
首先，已经发生过的客观的历史状态，是我们无法以任何逻辑分析所能取代的。这一状态就是，楚国在最后岁月的种种努力，都已经在亡国危境的胁迫下达到了最大限度——种种掣肘减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没有努力的部分，则是楚国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正是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两个字的回答。
那么，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国家生命状态而言，这种已经无法做到的部分，无疑是国家聚合力不够。以今日话语说，战时的国家动员能力，楚国尚处于较低水平。尽管以楚国自身的历史比较，此时的国家聚合力已经增至到最大。然则，以战国之世所应该达到的最佳国家生命状态而言，也就是横向比较，楚国的聚合力尚远远不足。具体说，与敌手相比，楚国的聚合之力远低于秦国：庙堂决策之效率、战败恢复之速度、征发动员之规模、粮草辎重之通畅、国家府库之厚薄、兵器装备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闭合、民气战心之高下……凡此等等，无一不低于秦国。也就是说，楚国的国家聚合能力远远低于战国之世的发达状态。所有这一切，面临存亡之战的楚国已经无法改变了，更无法做到秦国那样的最佳状态了。所以，结局是清楚的：秦国可以在主力大军一次大败之后，几乎不用喘息地立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战争，而楚国一旦战败，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楚国起源于江汉山川，数百年间蓬勃发展为横跨江淮以至在战国末世据有整个南中国的最大战国。而且，这个南中国不是长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体接近黄河之南。如此煌煌广袤之气势，虽秦国相形见绌。然则，就是如此一个拥有广袤土地的最大王国，其国力军力却始终没有达到过能够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状态。战国之世，初期以魏国为超强，中期除秦国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之外，齐国、赵国、燕国都曾经稳定强大过一个历史时期，甚至韩国，也曾经在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迅速崛起，以“劲韩”气势威胁中原。
也就是说，在整个战国时期，唯独楚国乏力不振。战国楚最好的状态，便是虚领了几次合纵抗秦的“纵约长国”。战国楚最差的状态，则是连国君（楚怀王）都被秦国囚禁起来折腾死了。除了最后岁月的回光返照，楚国在战国时期从来没有过一次撼动天下格局的大战，譬如弱燕勃起那样的下齐七十余城的破国之战。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国始终无法聚合国力，从而形成改变天下格局的冲击性力量。楚国的力量，只在两种情势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发：一种是对包括吴越在内的南中国诸侯之战，一种是向淮北扩张的蚕食摩擦之战。这就是之所以楚国已经逼近到洛阳、新郑以南，而中原战国却始终没有一国认真与楚国开战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说，在北方大战国眼中，楚为大国，完全不许其北上扩张几乎不可能；而要楚国聚力吞灭哪个大国，则楚国也万难有此爆发，故此无须全力以赴对楚大战。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国威胁中原太甚，山东战国宁可忍受楚国的有限蚕食。若非如此，则很难说楚国能否在战国后期扩张到淮北。
一个广袤大国长期乏力，必然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
我们得大体回顾一番对楚国具有原生意义的历史发端事件。
楚国的历史，贯穿着一条艰难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献中又称为“荆”、“荆楚”。考其原意，楚、荆皆为丛木之名。《说文》云：“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又云：“荆，楚木也，从屾刑声。”李玉洁先生之《楚国史》以为：“疋，人足也。如此论，则楚乃林中之人……古时刑杖多以荆木为之，故荆字从刑。荆、楚，同物异名，后又合而为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说明，楚人确实是在荒僻的荆山丛林草莽中拓荒生存，历经艰难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部族。
依据种种史料评判，至少从殷商末期开始，楚部族与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经成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国。据西汉刘向《别录》载：商末之时，楚人族领鬻熊曾与商纣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记·楚世家》则记载：“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说，鬻熊当时接受的封号是低等子爵，尚很难说是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时，楚部族首领熊绎才正式被周王室册封。就其实际而言，则是周王室承认了事实上已经自立发展起来的楚人部族。其册封确认的三件大事是：国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阳；姓，芈氏。自此，楚人具备了西周诸侯封国的三大要件，相对正式化地成为了西周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国的爵号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难与中等以上诸侯相提并论。《史记·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俱事成王。”
显然，与鲁国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国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飞跃，是周幽王镐京事变后的熊通称王。
当时，西周失国，平王东迁洛阳而东周伊始。这时，楚部族内部发生了一次兵变，族领汀暗牡艿苄芡ㄉ彼懒蓑幻暗亩樱嵛蛔粤⑽寰鳌Ｐ芡乔亢罚φ铣馗鞑孔澹恋孛裰谟辛撕艽罄┱埂Ｔ谛芡次坏牡谌迥辏孔逡丫晌荷酱ǖ淖畲笾詈睢Ｓ谑牵弥芡跏叶ǔ醵ㄖ钍律性诿β抑芡示鄙希シゼ胀踝逯詈畹乃婀Ｋ婀沙鎏厥梗赋獬鞣ノ拮镏Ｐ芡ㄈ徊焕聿牵徽奖惴窳怂婀纳偈ΓㄌΩ笔郑耸钡蔽婢鹘Ｋ婀鹂郑氤楹汀Ｐ芡ㄖ惶岢隽艘桓鎏跫核婀匦肷鲜橹芡酰厍胫芡跆岣叱寰鞯匚弧Ｐ芡ǖ目谖羌咛粜菩裕骸拔衣囊玻〗裰詈罱晕严嗲郑蛳嗌薄Ｎ矣谐祝怨壑泄胪跏易鹞岷牛 币簿褪撬担苯裰詈钜丫伊耍页写麓掠杏嗟募资浚乙蚕胧允灾性淖涛叮跏冶匦胩岣呶业姆夂牛∷婀馔龉愦鲜橹芡酰胱穑ㄌ岣撸┏夂拧Ｆ涫保嵌艿诙踔芑竿踉谖唬苁疑杏行┬硎盗τ胱鹧希糯朔抢褓栽街耄⒓炊先换鼐诵芡ǖ男财龋惶岣叱夂拧Ｋ婀⒒乇ǜ芡ǎ芡ū陡星瑁炜彀嗍ΑＤ被侥旰螅吲男芡ㄒ谎哉鹁煜拢骸巴醪患游唬易宰鸲 �
于是，熊通一举自立称王，史称楚武王。
熊通称王，开始了春秋楚国迈向大国的历史。
须得留意的是，楚国撇开东周王室于不顾而自行称王，在春秋初期是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地看，这一事件对楚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一，楚国自行称王，意味着对当时中国礼法的极大破坏，由是开始了中原诸侯长期歧视楚国的历史。其二，周王室断然拒绝提高楚君封号，意味着对楚族自觉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绝，意味着无视楚族安定江汉的巨大功勋，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强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国对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减弱了自觉靠拢中原文明的仿效性，从而开始了自行其是的发展。这是一种国家发展心理，虽没有清晰自觉的目标论述，其国家行为却实实在在地表现了出来。
周桓王拒绝提高楚君封号后，《史记》记载的熊通的说法颇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师（将）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说的是这样三层意思。其一，历代楚人对周室有功。从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将军，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虽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还是平定了江汉诸部，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诸侯国自居，视其余部族为蛮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伤楚人太甚！实际上，熊通已经将日后形成为楚国国家心态的根本因素，酣畅淋漓地宣示了出来。
楚人的这种心态，中原诸侯很早就有警觉。
《左传·成公四年》载：鲁成公到晋国朝聘，晋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鲁成公大感羞辱，回国后谋划结盟楚国而背叛晋国。大臣季文子劝阻，将晋国与楚国比较，说了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晋）国大、臣睦、而迩（近）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爱）我乎！”这里的关键词是：楚非吾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襄公八年》又载：郑国遭受攻伐，楚国出兵援救。郑国脱险之后，会商是否臣服楚国，大夫子展说的是：“楚虽救我，将安用之？亲我无成，鄙我是欲，不可从也！”也就说，楚国虽然救了郑国，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国不会亲佑我，而是要鄙视压制我，所以不能服从。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顾忌猜疑，很难用一般理由解释。
当时，与楚国同受中原文明歧视者，是秦国。然则，秦国对这种歧视，却没有楚国那般强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终将这等歧视看作强者对弱者的歧视。故此，无论山东士人如何拒绝进入秦国，秦国都满怀渴望地向天下求贤，孜孜不倦地改变着自己，强大着自己。当然，这两种不同的历史道路后面，还隐藏着一个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对秦国的歧视与对楚国的歧视有所不同。毕竟，秦为东周勤王靖难而受封的大诸侯，其赫赫功业天下皆知。中原诸侯所歧视者，多少带有一种酸忌心态，故多为咒骂讥刺秦风习野蛮愚昧，少有“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国的民歌能被孔子收进《诗经》，而有了《秦风》篇章；而楚国作为春秋大国，不可能没有进入孔子视野的诗章，然《诗经》却没有《楚风》篇章。这种取舍，在素来将文献整理看作为天下树立正义标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礼乐史笔，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会是任何琐碎缘由，只能是“非我族类”之类的根本鄙夷。
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鄙视，也由于楚国对此等鄙视的逆反之心，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道路。见诸于实践，便是只求北上争霸，而畏惧以中原变法强国为楷模革新楚国，始终奉行着虽然也有些许变化的传统旧制。
楚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点，是大族分治。
楚国起于江汉，及至春秋中后期已经吞灭二十一国，整个春秋战国两个时代，楚共计灭国四十余个，是灭国占地最多的战国。须得留意的是，整个西周时期与春秋初期，是楚国形成国家框架传统的原生文明时期。这一时期，楚国的扩展方式与中原诸侯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楚国远远强于中原各国的分治传统。
西周时期，中原诸侯的封地大小皆由王室册封决定，不能自行扩展。所以在西周时期，中原诸侯不存在自决盈缩的问题。而楚国不同，由于地理偏远江汉丛莽，加之又不是周室的原封诸侯，而是自生自灭一般性的承认式小诸侯，故此可以自行吞并相邻部族，从而不断扩大土地民众。及至春秋，中原诸侯开始了相互吞灭。由于中原诸侯无论大小都是经天子册封确认的邦国，政权意识强烈，故这种吞灭只能以刀兵征伐的战争方式进行。即或战胜国有意保留被灭之国的君主族利益，也是以重新赐封的形式确认，被灭君族从此成为战胜国君主的治下臣民，而不是以原有邦国为根基的盟约臣服。故此，不管中原诸侯吞灭多少个小国，被吞灭的君主部族都很难形成治权独立的封邑部族。当然，中原大国赐封功臣的封地拥有何种相对程度的治权，也是君主可以决定的。也就是说，法令变更的阻力相对要小许多。
楚国不然。
如果说中原诸侯扩张只有一种方式，那么楚国的扩张则至少有两种方式。
由于扩张方式的不同，其后形成的权力框架与政治传统也不同。
楚国扩张方式一，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与当时楚国相邻的部族，都是未曾“王化”的部族，也就是未受王权承认的自生自灭部族。化外之民，此之谓也。这种或居山地密林，或居大川水畔的渔猎部族，既没有正式的政权形式，也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只要生计相对安稳，臣服于某种有威胁的权力还是坚持自治自立，并无非此即彼之强固要求。春秋时期，分布在江汉山川、江南岭南以及吴越地带的这种自在发展的部族尚有多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楚国崛起之前，整个南中国的族群基本上全部处于自治自立自生自灭的状态。其时，在这片由辽阔湖泊江河与雄峻连绵高山交织而成的广袤地带，只有楚国接受了中原王室的封爵，是具有相对发达政权形式的邦国。也就是说，这一地带只有楚国有持续扩张的社会组织条件。然则，楚国若要如同中原诸侯那般以武力连续不断地吞灭这些部族，也显然力不能及。于是，基于前述历史原因，便有了种种以盟约称臣方式完成的软扩张。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不妨看做一种整合，一种兼并，一种文明化入。是故，这种扩张必然带有双方相互妥协的一面。
这种妥协的最基本方面，在楚国而言，是允许臣服部族继续在自己原有的土地上大体以原有方式自治自立地生存，可以拥有自己的封邑武装，且楚国君主不能任意夺其封邑；在臣服部族而言，则接受楚国君主为自己的上层权力，接受其封赏惩罚与行动号令。于是，臣服部族变成了楚国的臣民，臣服部族原有的生存土地发生了名义上的变更，变成了国君赐予的封邑，臣服部族必须向楚国君主纳贡（不是赋税），且不能叛楚自立。楚国前期最大的权臣部族若敖氏（斗氏、成氏为其分支）、蔫氏、伍氏以及楚国中后期的项氏，都属于这种软扩张进来的老世族。基于利益平衡，也基于强化联盟，这种软扩张一旦成立，臣服部族的族领便可以依本族实力的大小，在楚国做大小不等的官吏，以至做到要害权臣者不在少数。
楚国扩张方式二，武力吞并。对于拥有良好生存土地而又拒绝臣服的部族，楚国便仿效中原诸侯，以武力吞灭之。对于被吞灭部族及其土地，楚国有完全的处置权。于是，必然的情势是：这些部族人群被直接纳入了君主部族直辖的族群，这些土地也变成了君主部族所占有的土地。也就是说，被武力吞并的部族与土地，变成了由邦国直接治理的土地与人民。由于有软扩张而来的封邑部族相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人便将这种被武力吞并而丧失自治（改由王治）的部族渐渐视作了王族势力，甚或直接看作王族分支。楚国后来的昭、屈、景三大族，以及庄氏部族、黄氏部族，之所以被诸多史家认定为楚国王族分支，原因在此。
这种部族享有王族名义，而又有自己部族的姓氏，后来，又有了楚王赐封的部族封邑，于是，他们成为不同于前一种几乎完全自治的部族的新世族。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在于被武力吞并的部族族系实际上依然存在，且王室得依靠这种族系来统领人民，王室遂不得不将被征服的各大族族领分封在特定地域，依靠他们来形成远远大于完全自治部族势力的王族直领势力。
如上两种情形，形成了楚国分治的根基。
所谓分治，其基本点是三方面：其一，经济上分为王室直辖的土地与世族封邑土地，后者基本上不向邦国缴纳赋税，是为经济分治；其二，世族封邑可以拥有自己的私兵武装，春秋时期的楚国对外战争，史料多有“（城濮之战）若敖氏之六卒”、“（吴楚柏举之战）令尹子常之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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