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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张云逸-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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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张云逸传》一书在网上搜寻不到，十分遗憾。
本书包括张云逸部分著述以及从网上下载的资料。
张云逸张云逸（1892。8。10 —1974。11。1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4 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 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秘密掩护和支持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同年12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 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关系，任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警备第4 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重视并坚持对所辖部队实行改造，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 军，任军长，指挥红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反扑和进攻，建立了右江苏区。1930年4 月率红7 军主力转战桂黔边，曾攻占贵州榕江城，6 月率部回师，攻占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离开右江苏区，转战于桂、黔、湘边界地区。1931年1 月在广西全州召开的红7 军前委会上与邓小平等决定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2 月全军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他率军部和58团大部，迂回突破粤军封锁，于3 月中旬进入湘赣苏区，与湘东独立师会合，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任总指挥，进行了永阳镇等战斗。4 月在永新与红7 军主力会合，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后，与李明瑞指挥所部连克安福、茶陵、安仁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 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 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 、第5 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 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 、第5 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 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 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 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 月专任新四军副军长。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 月部署第4 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 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1945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秋执行战略部署的调整，组织领导了新四军一部北移的工作。随后指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破袭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迟滞国民党军北上。1946年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国民党军1。5 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同年8 月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整顿后方，克服困难，为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提供数亿斤粮食、动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保障了作战的需要。1949年9 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张云逸著述红七军的诞生一、诞生前敌人的情况当在1928年秋天的时候，我党中央估计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蒋桂军阀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就发展到武装冲突，这个军阀战争经过长期酝酿，终于1929年口月在武汉等地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桂系军阀失败，蒋介石集团战胜了归附蒋的桂系军阀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俞作柏等。蒋给李为广西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俞为广西省主席，统率部队南下收复广西。没有多久，李、俞等又反蒋，大举反攻归蒋的军阀陈济棠，在半途中，李军所部军队为敌收服，均叛变归附李、白再投蒋介石，李、俞单身逃脱。
二、我党在广西秘密工作的情况我们党根据上述形势估计，决定派一部分同志抓紧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广西李、俞军政中去活动，培养革命力量，乘机夺取军政领导权，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同志陆续先后到南宁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袁也烈）、符克振（独立团营长）、胡斌、符录、冯达飞、徐狄生、李谦（上3 人都是黄埔第一期生）章健、许进、许卓、余兴、李朴、何世昌等，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到南宁时，适办军事教导总队（抽调各部队的班排长来训练的），我被派去教导总队为副总队长，主持教育工作，队里的政治教员和连长都是我们同志担任，工作进行较顺利，只有2 个月已发展党员300余人，这是红七军骨干一部分。我又兼任第四大队队长，李谦同志副大队长，这部队是旧军队，纪律不好，我们决定半月内迅速改造，将教导总队的党员（李天佑、广辉武同志等）和进步分子接替原来的营连排长，很快把这个大队巩固起来。
在李、俞决定进攻广东时，我们党估计是要失败的，只设法把我们领导的教导总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在后方训练，以保持力量，李、俞口口前方后，我们又利用南宁警备司令之职权接管省军械局，准备在得前线失败消息，即把所有武器弹药等运到右江去，扩大部队之用。适李、俞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南宁人心波动，教导总队内部无发生动摇，我们即提出同第四大队到右江办扩充训练，待机反攻，一面坚决反对叛变投敌，争取大部分过来和第四大队到右江，同时将军械局武器全部（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和弹药、无线电等）装上9 艘汽船向右江进发，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主力沿右江而上，第五大队由俞作豫率领到左江去。
广西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有许多地方都有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活动。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反动派李、白、黄等军阀严重的破坏与屠杀，只有右江装运在韦拔群同志等领导下，坚持斗争。至1928年党派雷繁（经）天同志回桂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广西党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到后，又决定出右江地委书记，开展该地区工作，同时由第四大队派一营部队进驻百色，打算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我们到右江后的情况我们到了右江地区，在部队和地方都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进行反地主恶霸斗争。同时整顿补充训练第四大队，扩大教导总队，训练干部，并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国民党原设右江督办）统一管理地方各县行政。当反地主恶霸斗争开展之时，右江封建势力勾结国民党第三大队开来右江协防（实际是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将计就计引诱他们到乘马地区，集中力量完全消灭之，局势稳定了。
此时党中央派龚饮冰同志来右江传达中央指示：将右江原有部队转变成为红军第七军，以张为军长，邓为政委。并询问何时能宣布成立。我（当时邓不在家）说：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但还须有40天的准备工作。龚返中央，邓回来即召集会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部设在右江百色城。并决定扩大和整编部队，把第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以李谦同志为司令，沈静仑同志为政委；以机关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以胡斌同志为司令，以袁任远同志为政委；以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凡地方武装编为第三纵队，以韦为司令，李朴同志为政委，并组织军部机构。
我们依照决定在部队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坚决暗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保证纯洁部队。到了12月11日即在百色宣布红七军成立，右江各县都开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特别是百色平马发动群众参加大会，热烈庆祝自己的军队——红七军诞生。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二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 个营9 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 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 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 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 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 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 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 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 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 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 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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