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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张云逸-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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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在隆安休息了一下，便一直开到百色，大队部就驻在这个依山傍水、景致清秀、不到一万人的小城市——百色。
部队驻下后，便进行整顿：加紧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官兵平等、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团员、淘汰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旧军官；在地方上配合当地党组织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以百色为中心沿着右江一带的政治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一天天地革命化；在东兰、凤山、果化、平马、向都一带以当地农民领袖韦拔群同志为首的壮、瑶、苗少数民族的农民游击队，以复仇的姿态重新公开举起红旗，打土豪分田地，和我们联合。他们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是一支经过几年严酷的阶级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民队伍。然而，在我们的队伍进到右江地区不久，由熊镐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部队亦进入右江，进驻平马、那坡（今田阳县）一带。它是一支反动的军队，支持地主势力，反对我们的做法。于是，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就和他们勾结起来。半个多月中，这个地区犬牙交错地驻着这两支敌对的武装，斗争一天天地尖锐化、表面化，社会空气异常紧张，谣言蜂起，人心动荡。
反革命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革命任务的面前，就必须坚决迅速歼灭这支反革命的军队，否则将会被敌人歼灭。于是，在10月底的一个晚上，第四大队便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同一个时候分别对反动的第三大队包围、袭击。经过剧烈的战斗，两天内将它全部干净地歼灭了，把那只狗熊（第三大队长熊镐）也击毙了。这样，政治空气为之一变，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了，反革命分子害怕了，人民的革命情绪活跃了，各地农民军队纷纷组织起来，地方苏维埃政府也成立了。
12月初的一天早上，在百色的大队部里，参谋长叫我到他的跟前。他说：“我给你做一件事，很重要又很秘密，你能办到吗？”“一定能办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红旗，旁边写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中间是黄色的镰刀、锤头。另外，再找人刻圆形的关防和长条戳子各一件。”接着他把红旗的尺寸告诉了我。交代任务后，他又问我：“你高兴吗？”
其实，这是我几年来的愿望。过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由于广西没有革命军队，所以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左倾青年都被捕了，不少人被杀害了！虎口余生的我，现在已有了一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自己的家，可以随着这支军队战斗，贡献自己的一切，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听着参谋长告诉我做旗子、戳子的时候，我的心直在跳动，那种快乐的、战斗的、看到光明前途的心情，不是文学家的我，是不能用笔墨把当时的情形描写出来的。当我听到他问我时，我立即回答道：“当红军是我的理想，现在达到了，太高兴了，一定好好的干。”
“好！”他微微地笑着说：“你3 天内把事情办好。”
我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27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好象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呢。
当我把做红旗、戳子的事办好之后的第3 天，即12月11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早上，镰刀、锤头的红旗，高高地挂起来了，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出了一大张宣布工农红军第七军宗旨的安民布告。军长是张云逸同志，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同志。同时，在平马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雷经天同志。
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件事，是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广西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选择广州暴动纪念日来举行起义，这意味着我们要沿着广州暴动所指示的道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红七军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庆贺自己的新生，每人领子上扎着一条红带，神气十足地在街上走着，十分引人注目；在营房里，讨论着当红军的光荣和任务，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游击战”、“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政工人员普遍地教战士、干部唱起国际歌来。一些码头工人、店员工人，手执红旗，在河边集会庆祝；农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拿着土枪、长矛，穿着破烂衣服，手执红旗，一二十个一群的入城示威了。一般的商人，以惊奇的眼光看着红旗，窃窃私议。由于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商业，市面交易又都是用现洋，又加之红军官、兵、夫每人刚得20元现洋的饷（照当时宣布，每月每人现洋20元，以示一律平等，但发了2 个月以后再没有发），因此，市面不仅是照常营业，而且相对地繁荣起来。离军部不远的福音堂，有些外国神甫们，穿着长袍，捻着胡子，看着高举的红旗，叽哩咕噜的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也有些开着窗子，探头张望，看外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有惊动他们，于是又回去划十字，祷告上帝了。虽然如此，市面并没有平稳下去，反革命还在暗中活动。
暴动的第2 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水夫老李，在挑水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个土匪用手枪威胁着：“不要作声，回答我问你的话，不然就给你吃花生米。”
“什么？”老李吃惊地回答。
“百色街上有多少红军？”
“不知道，我是县政府的。”
“那么告诉我，百色县主席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工人。”
“他的名字是苏什么？”
“不！他是姓关。”
“不对，你胡说！你不老实说就送你到西天去，他不是苏什么主席么？”
“唷！你听错了。苏维埃是政府的名字，主席本人是姓关。”
“唔！真的？那么奇怪！你去吧。”
反革命匪徒们并没有睡觉，并不甘心他们阶级的灭亡，他们要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给以严重的打击，以达到消灭这个苏维埃新政权的企图。所以几天来，反革命谣言纷纷，说什么土匪要来进攻啦，地主武装要暴动啦，李宗仁的部队快打来啦，这些谣言自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才竖起红旗不几天的百色，一天早上忽然被土匪四面八方进攻了。那时我们的主力都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去了，军部只剩下一个教导队（即一个连）、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和一个机枪连。在这紧急关头，部队立即出城与敌人展开激战，而城内除了机关以外，便没有战斗部队了。由于敌人四面八方打来，路又熟，我们抵抗不及，所以敌人很快便进入城来，到处抢劫。正在紧急关头，军部所有的参谋、副官、经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自动地各自为阵，分批分头去迎击敌人，并向敌人反复反击。这样，经过约4 个钟头的战斗，2000乌合之众的敌人被击退了。敌人尝到了初生的红军的铁拳，他们企图打击新政权的尝试失败了。过了几天，千余敌人又来进攻一次，又被我们迅速击溃了。
两个多月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造了旧军队，和当地农民游击队合编，发动了农民，组织和发展了红军，歼灭了当前敌人，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包括汉、壮、瑶、苗各族战士5000多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并粉碎了反革命的反击。一系列的极紧张的战斗和胜利，使红色政权在右江一带十几个县份相对稳定下来。从此，在中国南部的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就开始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的新的更严重的战斗生活。
战斗在桂黔边 莫文骅193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二两个纵队3000多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第2 天便占领了怀远镇。怀远镇是一个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繁荣。我军在怀远驻了3 天，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维护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揭露桂系军阀剥削、压迫的罪恶行为。我军首长也在会上讲了话。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群众反映说：“国民党说红军象个妖怪，这都是造谣骗人，世界上哪儿见过这样讲道理的军队！”
我们在怀远筹借了几万元的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物资补充，随即向思恩开进。
一天，天刚麻麻亮，“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落音，忽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围攻我们来了。指挥员们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战斗打得很激烈。由于我军准备不足，因而处在被动地位，而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增援，我们两个纵队也被敌人隔断了。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避免部队的伤亡，张军长（那时邓小平政治委员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去了）立即决定：第二纵队向北进，第一纵队向西撤，并以号音指挥第一纵队撤退。为了保存实力，执行新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军部率领第二纵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驻军两日，休息整顿后，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
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 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 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 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 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 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 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 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 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 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 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 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 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 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1934年6 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 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 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 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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