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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张云逸-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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沤恰�5 月上旬，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1930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四个纵队在河池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1931年1 月2 日，红军进占全州县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他率领红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 省交界的桂岭，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2月初，在广东乐昌渡河时，遭到敌军的袭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他带领五十八团一部分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渡河后，进入湘南酃县的黄挪潭，击败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1000多地主武装。2 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红军独立一师三团会合。3 月中旬，张云逸统一指挥部队击败何键部两个团的进攻，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3 月下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与红二十军会合后。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4 月初，他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随后，他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南下，在永新县的天河与五十五团重新会合。5 月中旬，他指挥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逐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7 月，他奉命率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墟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他，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给“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坚决执行党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七军全歼敌韩德勤的五十二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作出了贡献。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调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同年“福建事变”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与福建人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接着他又担任中共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为党同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5年初，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组织部队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2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期间，他负责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红军西返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
1937年春，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到华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在香港，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救国的大计。6 月，他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谈。同时，经李宗仁介绍，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接着前往广州同广东当局谈判。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香港、广西、广东、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深入红军游击队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2 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追回被缴去的闽中游击队，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鸣部被抓去的人员和枪支，将这些人员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带到安徽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12月中，他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的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增补张云逸为委员。1940年春，他按照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指示，粉碎了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张云逸为委员，主持皖东的工作。12月，他同徐海东、罗炳辉对“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他为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4 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他任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 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兼任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遵照党中央、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他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等方面，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此刘少奇在1942年3 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表彰。1942年夏，他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在1943年底到1945年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期间，由他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指挥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给顽军予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3 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年夏，他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8 月，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张云逸率领华中军民迅速向敌伪展开了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1946年1 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他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他一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领导华东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6 月，全面内战爆发，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1947年1 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华东军区工作。4 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8 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他和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领导华东和渤海地区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1948年11月1 日，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第二级军区。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1949年3月，他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决定，领导山东军民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广西取将解放。9 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 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解放后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胜利，使广西的面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张云逸的健康十分关心，毛泽东亲自写信要张云逸抓紧治病和安心休养。1952年11月，他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后在中央工作。由于张云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10月后，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他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虽然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仍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调查研究。在担任人大常务委员时，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了解情况。197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张云逸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张云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坚韧不拔、奋进不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奇·书·网…整。理'提。供＇学习他无私无畏、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我省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成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为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 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 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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