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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张云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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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是忍着避开的。
又颜仁毅在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部3 月7 日午后7 时定远参字第258 号命令说：（一）某部连日因友军之压迫，大部集结于大桥、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墟一带，有向西、北两方突围模样。
（二）本部有堵截与清剿该部之任务。
（三）决以分进合击之处置“歼灭该部”，兹区命于下：1 、着第一支队（缺第二大队）附迫〔击〕炮2 门，以大桥为目标，以老人仓、大桥、马家桥3 点集合，职向南搜索推进；2 、着第一支队第二大队于老人仓附近地区选择据点分向东南两方面严密警戒，并掩护主力向前推进。
（四）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附特务大队迫〔击〕炮2 门、重机关枪两挺，以王回岗、曹家岗为目标，该支队应作左侧之部署：A 、以第一大队沿胡村欧庄子之前前进……向谭家巷、王回岗之“股匪”严密监视。
B 、该支队长亲率主力沿张桥公路前进到达张桥后（子），即派一中队在张桥南端占领伏势村庄向江巷梁园方面监视，再将主力向东南之汤杨坊、大河庄挺进以进击王回岗“股匪”。
（五）王英珊大队控制于高塘铺附近。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因友军之压迫（即指受李本一军之压迫）汇集大桥，并未向任何友军攻击（此事实关系第七团从滁县自动撤退至大桥附近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为避免冲突而撤退也），我们要继续向西北两方撤退而没任何进攻友军之表示。（二）颜仁毅游击纵队是要来“堵截”与“协剿”本军；（三）颜仁毅之目的是要“歼灭”本军；（四）颜仁毅之手段是以“分进合击之处口”向我驻大桥及其附近之指挥部及各机关攻击。
从这此文件看来，反共派顽回派是有计划的决心要消灭本军，毫无疑问，本军至此已不能够再行退让，如再退让，本军就只有死亡！因此，乃于3 月7 日对各路进攻我军之反共武装予以坚决的抵抗，乃将各路分别击溃，缴枪数百支，俘获数百人（向其解释口官兵，施行释放）。如是颜仁毅、吴子常等其势凶凶的反共头子，也只得抱头鼠窜，滁县之反共武装，也被我军全部击溃；有严重汉奸嫌疑之县长樊公纪也只逃之夭夭；南面的李本一也只能建筑工事，固守不出。我想这不过是给这些反共英雄们以小小的教训，他们反对我军第一个计划，已被打破了！
现在我军已停止反击，避免冲突，只要反共派顽固派，再不以武装进攻我军，则我军也再不向他们还击了，他们捎去与杀害我们之人员，我军当然希望释放与抚恤。本军在此异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危机深重之际，是绝不愿意向一切抗日父老磨擦的，只有在被迫不得已时才予以抵抗！这是我军一贯的主张。
但是，事情并不能就此了结，冲突似有再行扩大之势！被击退的反共派顽固派他们将要蒙蔽事实，造作各种报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装冲突。据闻，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队动员，并向皖东开展；反共派顽固派也正在眉飞色舞，他们仍在做更大的计划企图歼灭本军于皖东。然而本军除一方面公布事实真相，并向各方面呼吁和平，请求和平解决外，对于从某方面而来之武装进攻也决不畏惧，本军只得准备一切抗抵对于我军之任何进攻！我们知道，在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赞助的！我军之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所以我们不怕反共派顽固派的任何进攻，也只有彻底击退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抗战才能坚持，团结才能巩固，国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则让他们猖撅下去，统一战线就会在他们的挑拨之下破裂，抗战就不能坚持，中国就会亡国。
然而，我们是衷心诚意的希望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前电请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均由和平途径商讨解决！因此，我们更希望各界领袖、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本军所求者为生存，为要有立足之地，为要能够坚持抗战，此外别无所求。我们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赞助，要求和平的舆论之下，冲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顽固派是无从挑拨的！抗战是能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一定要独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第七团和第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1939年5 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5 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7 月，以第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司令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第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的第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说：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们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泽东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刘少奇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批评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他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军约有两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第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日军“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刘少奇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刘少奇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1940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镇打到定远县城，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我们在路西反磨擦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10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集，我方仅有五支队后方机关和一个教导大队及少量留守部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也派叶飞的挺进纵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六合、高邮、仪征等县政权，自定远和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轻易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津浦路东反动地主出自对新政权的仇恨，组织武装暴乱。当时来安县屯仓区我们的区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把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地镇压下去了。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1944年5月）
一、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问题从我们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以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即已经由战略进攻方针（即发展的阶段）转到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即巩固与坚持的阶段）。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怎样执行这一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我想把它讲一下，但又因为它与一般战略原则和抗日战略问题都有关系，故须先把一般的抗日的战略问题约略说之：（一）一般的战略与抗日战略（1 ）在一般战略中有战略进攻，亦有战略防御。但对进攻与防御的采用，并不是根据考察防攻本类利害多少凭主观愿望而选择，乃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谁优谁劣而决定。如我强敌弱，而我欲达到消灭敌人，扩大自己之目的，则采用战略进攻；反之，我弱敌强，而我有拒止敌人，巩固自己之目的，则必须采用战略防御。这两种战略方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如在进攻中有防御，在防御中亦有进攻。譬如，我们实行进攻时，有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之区分。突击方向采取坚决进攻的动作，箝制方向则暂时采取防御动作。我们实行防御之时，也有守备部队与突击部队之分。守备部队其任务为坚守阵地，而突击部队则待机进行反突击（进攻）。可是，进攻中的防御，防御中的进攻，都属于次要的与辅助的地位，亦是暂时的。这就是说进攻的防御是为着辅助达到进攻之目的，而防御中的进攻则是辅助达到防御之目的，二者不能机械的去看，亦不能孤立的去看。所有这些，就是一般战略运用中的基本原则。
（2 ）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早已英明的指出——是防御的，持久的，同时又分为退却、相持、反攻3 个阶段。现在已进到敌我相持阶段了。在6 年抗战过程中，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此问题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详论，这里不多说了。
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所执行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亦可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的进攻（这仍属于整个抗日战略的局部进攻）；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战略防御（同整个抗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同整个抗日战略的反攻阶段）。现在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了。这3 个阶段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与整个抗日战略各阶段也都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二）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什么我们目前在敌后所执行的战略，不是战略进攻阶段，已是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这种战略任务既不同于消极的防御，亦不同于单纯防御，更不是战略退却。它是在防御中，一方面善于拒止敌人，打击与削弱敌人。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就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也要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去破坏它，瓦解它。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保存自己力量，加强与积蓄自己的反攻力量（军事上，政治上，物质上，都要如此），转变敌我形势，伺机反攻，消灭敌人。如果只要防御，不要进攻（反攻），或者只要进攻，不要防御，这都是不完全的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因为现在采用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为着将来待机大举反攻。但在条件未够，时机未熟，为着达到防御目的，亦必须采用部分进攻。二者要能互相联系互相变动的运用。至于如何变动，则是依当时敌我具体情况而来决定的。
我们正在执行积极战略防御的阶段。这一阶段，乃决定今后坚持敌后抗战胜败得失的阶段。能保存过去与现在所得的成就多少，能争取将来反攻的胜利大小，都由于这阶段工作的好坏程度如何而定。为着保证正确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之实现，又必须坚决反对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同时又要反对盲目进攻的冒险主义。以上这些，就是积极的战略防御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总方针。
（三）为什么现在要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呢因为目前坚持敌后斗争已进到第二阶段——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阶段中，如果不懂得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就不会适时的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向，也就不会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各方面作战略防御的准备——保卫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尤其军事部署，如一旦遇到情况新的变化——被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将会惊慌失措，无法应付，这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有些人说：我们在敌后是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采取进攻的，不应该采取什么战略防御，以使自己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是的，游击战争一般的采取进攻，但这只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游击战争在某种条件下，也有采取防御的必要，如进行游击战争之时，每把游击地区分为主要与次要方面，在次要方面，常是采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战法，这种战法则属于防御的，或者建立地方工作，与整训部队的时候，游击战争的活动，主要的也是防御。再就敌后抗战来说：我们在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如从整个抗日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防御的，因为抗日战略是防御的，这乃属干整个的动作而言，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应属于局部的动作，也就是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原则上部分的动作要服从整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应当为着完成整个抗日战略的防御任务。这就是对立底统一例子。但这又不能说我们在敌后所有游击战争的动作，都要样样服从于整个的动作，我们现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仍是在统一战略企图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方针。
又有些人说：我们最初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时，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不是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吗？假使现在要采取战略防御方针，则从前执行的战略进攻，不是错了吗？
不！我们在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是对的，因为当时敌人正集中大兵向我正面进攻，敌后空虚，我有进攻的良好时机与胜利的条件。同时我为了停止敌人正面进攻，为了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必须在敌后采取积极进攻，牵制敌人，与打开新的局面，以达到我正面战略防御之目的与完成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任务。因为这样，从前采取战略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还是指敌后战略进攻而言。如上面所说在全国抗战来看，这个敌后战略进攻，仍是局部的进攻，又是为着达到整个抗日战略相持阶段之目的（当然也是为着将来的反攻），不是整个战略进攻的。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主要是对我正面进攻，现在是主要的转向我敌后根据地扫荡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在华中敌后是大的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现在是开展敌后任务基本上完成，又转到坚持与巩固根据地的时候。因此，我们敌后执行的战略进攻方针，应暂告停止，即应该转到开始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只有认清这一方针，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加紧准备反扫荡与反清乡，才能打破敌人的企图，才能够坚持与巩固根据地。如果没有根据地，就成为没有阵地的作战，结果将会失败的。
要知道，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起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点，会忘记了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我以为我们在敌后有个别地区，不能坚持而失掉，就是由于只知道过去的战略进攻，不会相机的转到战略防御，同时也不能适时的部署战略防御的各种工作所造成的。所以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在敌后游击战争，只要进攻不要防御的见解，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敌后游击战争，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是根据什么条件呢？它是根据下面的几个具体条件：（一）敌人对我全面战略进攻业已停止，现在采取保守其占领区的方针，因此估计敌人对我敌后军用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将是必然的，并且现在敌人已开始这样做了！但敌人这一企图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兵力不足，我国幅员广大，它并不能处处进攻，亦不能处处驻守，更不能作永久的扫荡与清乡与永久驻守很多地方。同时敌人进行的是侵略的野蛮战争，在政治上处于寡助，没有得到国际国内人民的同情，尤其被占领区人民的不同情，因此敌之力量是向下的，它是越打越弱的，最后必然失败的。
（二）我们在敌后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现在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的时候，不是继续战略进攻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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