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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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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
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后卫，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
75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许光达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初到这个排，战士们对这位文静秀气的读书人并不服气。“排长像个大姑娘似的，到师里当书记官还差不多，带咱们打仗怕是不行。”排里的神枪手刘桂成撇撇嘴说。
因为许光达长得面嫩，所以一些老兵背后里叫他“娃儿排长”。
许光达并不计较这些，他知道要想让部下信服，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不久，75团接到了攻占会昌城一带高地的任务。许光达排是连里的尖刀排。他身先士卒，涉水过河，占领有利地形。冲锋中，战士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迅速逼近敌人。可是，刘桂成不管这一套，自信枪打得准，一味猛冲。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已被许光达推到了岩石下，只见许光达倚在岩石上一扬手，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
刘桂成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排长，从心里不由自主地佩服起这位真正的神枪手来。
许光达在会昌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也让上级颇为赏识。过了几天，营长来到许光达所在的连，宣布上级的命令：“经团长批准，由许光达代理连长。你们不是叫他‘娃儿排长’吗？现在他升任‘娃儿连长’了。”
于是，许光达又有了“娃儿连长”的雅号。
会昌激战后，起义部队南下粤东。在三河坝激战中，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旁爆炸，他负伤了，只好离开部队到当地的农户家中养伤。伤好后，他跋山涉水寻找部队，一路寻去，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部队里，他很快显示出自已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2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2军团受命配合1军团。3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
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1931年5月，红2军团整编，许光达担任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又一次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
不久，许光达又任8师师长，在一次作战中再度负伤。这次伤得很重，子弹击中胸部，离心脏很近。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他胸中的子弹，湘鄂西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
可是当许光达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使许光达不能在上海安全地动手术。此时，中央正准备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于是，许光达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
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在莫斯科，许光达治好了枪伤，然后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的苏联，国内形势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发展迅猛的时期。许光达的生活自然比国内优越得多。他心中虽然挂念国内的革命和浴血奋战的战友，但既然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假期之中，他与中国同学前往苏联农村，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在空余时间，许光达就去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漫步莫斯科街头，看着那雄伟而又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体味着异国风情，许光达心中浮想联翩：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列宁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此奋斗不息，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要学好军事知识。
然而苏联方面却不允许中国学员们参观兵工厂，许光达原来学的是炮兵，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坦克制造厂、战车制造厂、制炮厂等工厂去考察一番，却是一筹莫展。苏联方面甚至禁止苏联军人与中国学员私下接触。
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图书馆的书也不许外带，不许做笔记。许光达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好在他年纪尚轻，记忆力好，他尽可能把有用的知识往脑袋里装。尤其是那些涉及军事知识和武器装备的书籍和刊物，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理解并大致记住。
1936年秋，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原又是学炮兵的，自然被选调到东方大学学习。有心之人遇所好之事，当全心钻研。苏联红军建设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且经过国内战争培养出一大批军事家，这一次苏联党有心为中国红军培养一批懂得机械化军事的人才，派出一批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来给中国学员授课。虽然苏联的军事科技较为发达，但许光达已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在中国学员中，他接受得比较快，也学得比较好。许光达不仅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的结构原理，更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
对于坦克兵的作战技术和战术，许光达格外感兴趣。坦克作为一种新型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出现于战场，在一些军事强国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以往许光达只是从一些教学图片中看到它在战场上的威力和作用，现在面对面地亲手操纵这种现代化的庞然大物，他怎能不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深知装甲兵这一兵种中国红军现在没有，但以后必然会有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许光达孜孜不倦地钻研于其中。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党组织完全处于王明的控制之下，王明封锁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使得许光达和其他同志对王明行为愈来愈不满，许光达作为党支部书记，找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反映学员们的共同心声。许光达的行为，按规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王明却斥责许光达，认为他这是有意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并将许光达隔离审查，中断了他的学习。这使得许光达极其愤怒。几个月后，他回到了中国。
1938年1月，经长途辗转，许光达到达延安。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即已知道毛泽东，并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更闻知毛泽东的创造和才能，但一直未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无缘相见。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许光达这批“留苏人才”，许光达这才了却多年心愿。
一见面，毛泽东便说：“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噢！”
在询问了许光达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又寄语式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注意到他的这位温文儒雅双重硬学历（黄埔军校及留苏学习）老乡，并有意培养提携。
不久，许光达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193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
黄土高原之上，千山万壑之中，抗日军政大学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注目、寄以厚望的地方。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多少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在这群英毕至的地方，许光达既是教官又是学员。他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战友那里学习自己缺乏的东西，又把自己从黄埔军校和苏联学来的理论教授给学员。既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讲授战术学等军事理论课程。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移驻晋东南，在延安则筹建抗大第三分校。7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在做好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许光达积极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此时，他已不仅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个逐渐掌握战争艺术的思想者了。1941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随后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3．宜川城下，许光达指挥部队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援
兵慢来就急打。他说这叫“活捉老狼”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另有董钊的1个师，刘戡的5个旅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当中。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在8月16日那天的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
彭德怀马上电告党中央，他准备派许光达率领3纵，前来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
行军途中，许光达把各旅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边走边交代任务。大家的心情万分焦急，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众人看出，许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司令员最紧张的一次。
许光达怎么会不紧张呢？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8月17日，3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向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1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馆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
彭德怀摆出这样的布阵：
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指挥的2纵等4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
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敌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5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这山梁的一个避雨处，架着电台的天线。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灼热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往各自的指挥部跑去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在阵地在，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8月18日上午，3纵的独5旅及绥德军分区警4团、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其他部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3个旅。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3纵顶住了敌人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敌未能前进一步。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敌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其处境却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却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我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彭德怀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全军将士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
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由南路北上的敌第29军军长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
然而刘戡说得轻巧，他碰上了一个战场上的硬手，这就是许光达。刘戡3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不仅如此，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着实惊出刘戡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以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进展。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36师，只能孤军作战，最终覆灭了。
而当敌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我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率领的3纵在这场胜利中功不可没。若说侧水侧敌，主要是指许光达的3纵。在阻击作战中，许光达敢于打破常规，以惊人的胆略背水作战，侧水侧敌，从而出敌不意。许光达敢于冒险，又善于冒险，他并不是与敌硬拼，而是以少量兵力摆在阵地上与敌人抗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持续不断地增加防御力量和韧性，终于以少胜多，保障了阻击任务的完成。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9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1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1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2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1个旅又2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1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决定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转入外线，向南进攻，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集团，首先歼灭咸阳、延安一线敌军有生力量，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作战。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我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
战法很明确，就是“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总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许光达条理清晰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第二，宜川战略地位比较重要，是陕西东部的重镇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敌我的必争之地。敌军守住它，就可钳制和阻止我军南下。我军夺取它，就可由东路南下直插敌之腹地，威胁西安。所以，宜川是敌必救之地，也是我必攻之点。而我围攻宜川时，切勿急克，这样才能调动刘戡来援，以实现攻其必救、引蛇出洞的战役目的。
第三，我军围攻宜川后，根据这里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刘戡增援的方向及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此路敌需翻山越岭，行动缓慢；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虽然要经过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窄道，易遭我伏击，但它距离最近，又是公路，便于机动，解宜川之围最快，敌人很可能走这一条路；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石堡）至宜川。这条路援军最安全，但路程比第二条路远两倍，援宜川时间长。综合起来看，刘戡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要重点做好敌人从第二条路来打的准备，主力应重点部署在第二条路上，同时也要做好在第一、第三条路上打击来援之敌的预案。
许光达还主动提出，为保障战役周密完善，他指挥的第3纵队，在完成攻城任务的前提下，抽出1个旅作为机动预备队，用在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两个阻援的方向上，由他来补这个空，以防意外，保障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用于打援。
许光达的这些真知灼见，当即受到了彭德怀的赞许和肯定，对我军宜川——瓦子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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