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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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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的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政委王世泰，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咳嗽一声，继续分析战场形势。
“但是，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然为了保命而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高，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士第兵团和杨得志兵团编入一野序列，使一野有了连续打大仗的能力，在此情况下，首先向何处开刀呢？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6月2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作战计划问题，向彭德怀作了若干具体指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深思熟虑之后，说道：“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针也在变。我们原先是准备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大家清楚，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彭德怀接着说：“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这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咳嗽一下，说：“当然，也有不利的7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18兵团和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经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较大的战役决战。”
他的右手在桌面上渐渐攥成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气凉开水，继续讲道：
“敌人知道我们18兵团和19兵团入陕参战后，青、宁二马主力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区域，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胡宗南也把他的部队集中于扶风、眉县地区，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看了众人一眼，提高声音说：
“从目前敌人部署情况看，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与青、宁二马虽然可以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的拳头砸到了桌面上，发出厚重的响声。会场的气氛立时活跃起来。彭德怀双手由上而下在空中压了几下，大家停止议论，静听他下面的话。
他用一种特有的坚定而果断的口气说：“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由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变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我命令：第19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他的部将们忍不住嚷嚷起来，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周士第望着台上的彭老总，禁不住心潮澎湃。他长期在贺龙手下指挥作战，和彭德怀接触不多，如今加入到一野作战行列，在彭大将军的手下效力了，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1949年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第2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
周士第率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
王震第1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
胡宗南总以为周士第的18兵团和杨得志的19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1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5个军集团配备，解放军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解放军向马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胡宗南的美梦，被雷霆般的排炮震醒了。
第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周士第到了西北就打大胜仗，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
2．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
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20世纪20年代，是周士第军事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个阶段。有人这样说：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有好几个“第一”：黄埔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指挥官……
在大革命初期，周士第每一次出现都是威风凛凛的。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进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不久即担任了队长。这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建立革命武装；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组建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另从校外调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这5个人一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工作。
“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与生活问题，都是直接请示广东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解决的。
“铁甲车队”的装备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其他车辆。其中有一个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一挺机关枪。车厢都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有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立式或跪式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等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驰骋在广州到九龙、韶关段的火车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苏联援助的。
“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简马靴。每次外出训练或出征打仗，都会吸引诸多群众的关注。
“铁甲车队”的军政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出早操，上、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叫做三上操场；两讲：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政治教育，晚上进行一次全队讨论或晚点名，叫做两进课堂。
“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
“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都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账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文费的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每月的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配，这叫分“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了广宁。“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数十里以外去欢迎。
第二天清晨，广宁农民自卫军首先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建成。炮楼有5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并且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连续几次攻打江家大炮楼，但都遭到挫折。
于是，周士第等人仔细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攻坚的火炮，推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大炮楼的。怎么办呢？周士第提出了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炸毁炮楼。这个建议被采纳后，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
第二天，炮楼内的敌人发觉了，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见硬冲不行，就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个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仅1米的地方，被周士第一脚踢飞，在空中爆炸了，卷起的砂石烟尘落了彭湃和周士第一身，两人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经过激战，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时分，又有一股敌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被埋在炮楼下方。随着一声问响，炸药爆炸了，却只将炮楼炸开了一道裂缝。当时“铁甲车队”爆破经验不足，用药量小了，没能炸毁炮楼。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有一阵东风吹来，这狂劲的东风一下子提醒了周士第：借东风、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到山上割柴草搬来。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不长时间，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
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是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
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
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了。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2月20日，“铁甲车队”返抵广州。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相互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在东征军出师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第3排参加东征，沿广九铁路前进，作为先锋部队，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第3排英勇作战，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
“铁甲车队”的第1、第2排则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对广州局势带来大的危害，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这支部队掌握到自己手中，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将飞机掩护队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
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声称他是暂时离开，日后还要回来，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周士第上任后，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各排长开会。开始由于各排长不明周士第的来意，都很不安，面色阴沉，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周士第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现驻大沙头的飞机，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要求各排长仍各负其责，并多提建议，共同把工作做好。这番话使各排长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第1排排长开会前在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如果势头不对，即拨枪出来对打，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当他听了周和党代表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面带愧色地说：“我想错了，以为你们是来缴我们枪的，先换队长，后换排长。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们打死。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机头张开的驳壳枪，双手交给了周士第。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将枪还给了他，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排里工作。
通过多方面工作，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周士第在飞机掩护队打开了局面，取得了官兵们的信任，立住了脚跟，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革命政府手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正当革命军出发东征讨伐陈炯明时，英、美帝国主义又收买了军阀杨希阂、刘震衰，唆使他们进行反革命叛变，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堆放沙包，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杨、刘叛乱。
5月，杨、刘公开叛乱了，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
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吾、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与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重新占领广州。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然从广州北面袭来，企图重新夺取广州。这支叛军一直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此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吸引了大批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在这次讨伐杨、刘的作战中，“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个个精神振奋，负伤不下火线，勇敢冲锋，不怕牺牲，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
1925年6月，徐成章调离，周士第担任了“铁甲车队”队长。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
1925年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酿成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地民众纷纷起来，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即引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6月3日，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6月19日，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罢工人数迅速发展到25万人，有13万人回到广州。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波及全国各地，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中共两广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任大队教练，纠察队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各校学生、黄埔军校、“铁甲车队”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机关、部队等共10万人，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召开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宣布，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行进，沿着惠爱东路、永汉路，出长堤，至沙基、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
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万一发生武斗情况，“铁甲车队”可以立即驰援。
当日下午15时10分，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法、葡等国驻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武装人员，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构筑有工事，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架着步枪、机关枪。
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沙面上的帝国主义分子突然朝游行队伍开枪扫射，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纷纷中弹倒地。
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头炸掉了，肚子炸开了；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有的血肉横飞，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其景惨不忍睹。当场遇难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红十字会会员等有52人，重伤170多人，轻伤无数。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及毒弹。“达姆弹”爆炸力大、杀伤范围广；毒弹使受伤者麻木，不易医治，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
帝国主义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冲进沙面去”的口号，向沙面桥冲去，捣坏了第一道铁门。
在帝国主义者用枪炮向游行群众疯狂扫射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正行走在大新公司（现广州的南方大厦）附近。当看到帝国主义这样凶残地屠杀我无辜同胞，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都想冲上去与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周士第虽也悲痛万分，但他是一队之长，不能蛮干，忍痛做着队员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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