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黄克诚-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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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黄克诚有时阅读书报，有时默默散步，有时悄悄到郊外察看庄稼长势。

下雨时，他常常用脸盆接水测量降水量，关心农民的生产。

在当时，黄克诚也只能用这种方式关心国事了。1960年以后，大跃进等政策的恶果显露了出来。经济上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供应匮乏，尤其是粮食严重短缺，城市减量供应，农村死于饥荒的人不断增加。

1961年1　月，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黄克诚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黄克诚见到了陶铸。陶铸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

黄克诚考虑再三，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得到启示，着重检查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

黄克诚罢职闲居，虚度岁月，希望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开会，要解决农业问题，决定不搞农村大食堂，实行评工计分等等。

听到消息，黄克诚非常高兴，认为早就该这样做了。1961年国庆节。天安门。

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此刻，他正坐在休息室休息。忽然，黄克诚看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他连忙站起身来，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泽东又告诉黄克诚，蒙哥马利和斯诺来华谈了什么什么等。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黄克诚乘机问道。“可以，可以。”

毛泽东回答道，“你还想回军队吗？”毛泽东又问黄克诚。

“我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吧！”黄克诚回答。

1962年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发扬党内民主、扭转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对“左”倾错误的认识上使全党前进了一步。

会后，除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点名的彭、黄、张、周及李锐等关连密切的少数人外，其他被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纷纷平反。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彭德怀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写了一份八万言书，送给中央和毛泽东。

不料，政治风云又起变化。

1962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的材料，供批判之用。

开始，黄克诚获准参加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就不让他参加了。

这虽然使黄克诚从不得不发言表态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但也表明他的处境即将恶化。

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以贺龙为组长。

这次的专案审查，不再搞过去那样的斗争。黄克诚的日子比363较好过。

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后来，毛泽东对审查情况批了八个字：不作结论，寄予希望。

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此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国内形势又变得紧张了。

1965年9　月。北京。黄克诚住处。

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后，说是毛泽东决定派他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黄克诚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因此十分高兴。安子文对黄克诚说：“你要快走，尽快离开北京！”

“我可以过了节再走吗？”因国庆节即将来了，所以黄克诚这样问。

“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回答很干脆。

黄克诚听了，略感奇怪。但是，他服从了组织决定。黄克诚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他收拾了东西，交出了公物住房。以前保存的革命文物，别人送的字画，他分别送给了有关博物馆保存。几年来余下的一千多斤军用粮票，也都交给了公家。他打算过一年再调动夫人唐棣华的工作，让孩子们仍在京读书，自己一人先去山西。去山西前，黄克诚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了一首七律抒怀：七律抒怀京华荏苒十三年，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

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　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　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　月一直到5　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　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　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　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　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　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　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　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　月，一共审查了8　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年8　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年9　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至1974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至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四人帮”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他们便可取而代之，没想到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着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1975年1　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