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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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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①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
）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
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
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②《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④《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⑤同注③。
⑥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⑦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
⑧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⑨同注⑧。（三版注）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④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专制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
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但《文学改良刍议》也表明，胡适的态度相当软懦和游移。他经过再四研思，把“文学革命”改成了“文学改良”，仍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他自己后来也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⑥
是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软懦游移的弱点，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提出的“三大主义”，⑦虽也不免笼统，但锋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态度和主张都比胡适更坚决，更激进一些。⑧
然而，《文学改良刍议》毕竟是向来公认的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⑨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便是最先的响应。他说：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2）
接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也都撰文响应，逐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鲁迅则以他卓越的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其他新文学的创作也逐渐涌现。于是，中国文学史上便形成了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
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孙中山先生的亲密助手廖仲恺先生，便极力赞扬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之功，他说：我辈对于先生（按，指胡适）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⑩
廖仲恺的评价，是代表“我辈”，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不久即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士，及他们所办的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的同仁们。他们那时对于胡适，几乎近似崇拜：中山先生感激胡适对他学说的批评介绍；《建设》杂志则以得到胡适的文稿而“了不得的高兴”。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忆青年期生活时也说，他那时“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楷模”。而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各界有代表性人士的这些反映，都说明一点：在文学革命中，胡适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① 陈独秀的《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创刊号；《欧洲文艺史谭》载同刊第1卷第3、4号。此处引文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通讯”陈独秀答张永言信。
② 《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诗共三节，此处所引为第二节。
③ 此信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题《寄陈独秀》。此信写作时间，《新青年》未注，该期为1916年10月1日出版；而《文存》信末注“民国五年十月”，显然是编《文存》时所加，并不确切。当时从美国寄信国内，再加刊物编印时间，至少得一月以上，以此推断，约作于这年8月，《藏晖室札记》卷十四“一五 寄陈独秀书”，正为“八月廿一日”，此处摘录信的第一段；与同日致朱经农信的“八条”内容完全一致，只文字有少量不同。
④ 见《新青年》第2卷第2号《通讯》，陈独秀复胡适的信。
⑤ 《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一。此处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第12～13页。
⑥ 《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6页。
在《胡适口述自传》一书里，也说到这件事：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八条很温和的建议。你可看出，纵是这个题目也是很谦虚的。我已经不再用我向朋友们所常时提到的“文学革命”了。“文学革命”一词在我的诗和信里都常时提到；在朋友们给我的信中也常时提起。有时他们用的是开玩笑的态度；但有时也很严肃。可是当我第一次要把我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和我自己的结论，撰写成文章，送到国内发表的时候，为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一文题写得温和而谦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52～153页）
⑦ 《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6号，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编）。文章中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⑧ 胡适与陈独秀态度的差别，胡自己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有一段叙述，说：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6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196～197页）
后来，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又说到陈独秀的“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态度，说：
这种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7页）
⑨ 见郑振铎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35年10月21日作，载该书卷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⑩ 廖仲恺1919年7月19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3）
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由孙中山在日本创建。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孙中山等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于1913年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次年另组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旗帜，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该党迁至上海；1917年领导“护法运动”。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参看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19日、8月2日、10月20日致胡适的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64～67、74页。
参看（美）欧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Snow：“RedStarOverChina”），董乐山中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13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1）
“五四”文学革命，不管人们称之为改良也罢，革命也罢，它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大变革。
胡适在他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便提出：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
①
他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论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创见，是直接向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
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以致古人编文集时，大多不收小说和戏曲；甚至有人创作了卓越的白话小说，却不敢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明代中叶以后，新的经济因素萌芽滋长，市民阶层中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意识反映到文学领域，文学观念较以往开通了，便有李贽、袁宏道、金圣叹等人出来，抬高白话小说、戏曲的地位，甚至把它们同著名的《离骚》、《庄子》、杜诗等量齐观，表现出一种很可贵的进步的文学见解；②但他们毕竟未能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藩篱。清末，更有不少人出来办白话报，提倡白话文，推行“官话字母”。胡适那时在《竞业旬报》上，也写过不少白话小说、传记及各类白话文章。但是，他们也只把白话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承认其为文学；他们自己仍做文言的古文、骈文和律诗，以为这些才是高雅的文学。诚如胡适所指出的：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是不行的。③
五四时代的胡适，便完全不同了。他与传统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了“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传统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④他又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了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⑤
正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之下，胡适把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当作了文学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作为他号召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
起初，他们多从破坏的一方面下手，注重批判旧文学。除了胡适斥旧文学为“小道”，为“死文学”之外，最著名的还有陈独秀、钱玄同。陈独秀公开把一批古文大师，斥为“十八妖魔”；⑥钱玄同则概括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名句，⑦抨击摹仿古人的散文和骈文。这几句口号在当时流传很广，虽未免有些偏激，却给旧文学和复古守旧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到1918年春天，胡适写的长篇论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开始注重具体的“建设”一方面了。他说：
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
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⑧
胡适已经认识到，新文学对旧文学的斗争，只能“取而代之”的规律，因而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前面说到的提倡白话文学。在这篇论文里，他甚至把文学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是提倡写实主义文学。这是他的新文学观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早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里，胡适便提倡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认为这样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文学”。在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他进一步主张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应该“在文学上占一位置”。他又强调作家们要“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认为“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⑨胡适这种注重描写下层民众的民主主义观点和注重生活实践的观点，是传统庙堂文学所不可能梦见的，完全崭新的现代文学新观念。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文学观念的革新（2）
这年6月，《新青年》要出“易卜生专号”。胡适是最喜爱易卜生的，他与罗家伦合译了剧本《娜拉》（ADoll’sHouse，今译《玩偶之家》），又专门写了《易卜生主义》一篇大论文。文章开宗明义，说“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就是借介绍易卜生，来向中国读者介绍和提倡写实主义。
他指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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