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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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1905年4月死于狱中，年仅20。
　　　　《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1903年作，共七章，约二万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揭露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书前有章炳麟（太炎）的序，中说：
　　　　“今容为是书，壹以叫恣言，发其惭恚，虽嚣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4月版，第1卷下册，第650页）
　　　　孙中山在《自传》中谈到清末反清运动时，赞扬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见《总理全集》）
　　　　⑥　同注④，第47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读《天演论》、《新民说》（1）
　　　　1905年春，胡适改进澄衷学堂。这里的课程比梅溪学堂完备得多，除了国文、英文、算学之外，还有物理、化学、博物、图画诸科，使胡适能较多地接触西方的科学和文化。
　　　　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以后，又遭受八国联军蹂躏的奇耻大辱，戊戌变法的维新改良运动也宣告破产了。清王朝的统治，掌握在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的手里，是更加黑暗，更加腐朽了。先进的中国人更急切地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青年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和新文化；却也有不少人悲观了，失望了，消沉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著《天演论》①，正在这时风行海内。他所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给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失望悲观的人们指出了新的希望，在中国思想界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且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的知识分子。
　　　　澄衷学堂的杨千里先生，“思想很新”，做过胡适班上的国文教员。②他曾经在胡适的作文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在清朝末年，仍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确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的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③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④。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⑤。
　　　　在澄衷学堂，胡适所读的新书之中，对他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有另一个人，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著名的维新党领袖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成了保皇党人。但梁氏坚持介绍西方的新学，抨击中国社会的黑暗，解剖国民性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文章“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⑥，在中国思想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胡适在梅溪学堂便开始读《新民丛报》，读梁启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后，似乎和梁氏更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还有培根、笛卡尔、霍布士、斯宾诺莎、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达尔文等许多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⑦他折服于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启超走。
　　　　胡适说，他那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主要是两部著作对他的思想事业影响极大，第一是《新民说》，第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是梁启超有代表性的政论著作。它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把我们这个老大落后的民族，改造成一个先进强盛的新民族，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进民族相匹敌，成为新民。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梁氏自号“新民子”，自称“中国之新民”，他办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总归一句话，他把“新民”
　　　　看作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胡适读了《新民说》，看这十几篇文字，历举西方民族的许多优长，解剖中国国民的奴隶根性，觉得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因此，胡适认为：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他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这十几篇文字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25年后重读，还感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⑧另一篇《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氏早年的学术著作。他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⑨今天看来自然有不科学之处。但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适所说，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因此，胡适也最爱读，而且也给胡适“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读《天演论》、《新民说》（2）
　　　　但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没有写完，只是一个半成品。胡适觉得很失望，很不满足。
　　　　后来梁氏又在《新民丛报》上续作，也没有完成，中间仍缺三个时代最紧要的部分。胡适眼巴巴地望了几年，忽然灵机一动：
　　　　我在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我越想越高兴，虽然不敢告诉人，却真打定主意做这件事了。
　　　　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⑩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胡适一生的思想和事业，影响是何等重大。
　　　　当胡适津津有味地读着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已经成立，《民报》也已刊行，正大声疾呼宣传排满的革命思想。与梁氏所编《新民丛报》宣传的改良主义，正是两军对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显然是倾倒在梁启超一派人物的思想主张之下，以至也一步步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胡适后来一直崇拜梁启超。梁氏逝世时，他正去北平，参加北平协和医学校的校董会，听说梁氏去世，便赶去参加梁的大殓，洒了几滴感恩和伤悼的眼泪。
　　　　①　赫胥黎（T。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Agnosticism）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②　时隔29年之后，胡适仍记得这位先生，1934年2月3日日记中有云：“四点到杨亮功家，见着监察院的杨千里先生，……千里先生带他的小儿子杨彦歧来，要他拜我为师。千里先生是我师，他的儿子即是我的师弟，我如何敢当？”可见胡适是非常尊师重道的，即使当了大学校长、院长、名教授，仍然不忘乃师，并执师礼甚恭，诚为难能可贵（见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1册）。（三版注）
　　　　③　《四十自述》“在上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49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参看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的第一部分（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和《演化论与存疑主义》（载《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出版）。
　　　　⑥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自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居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的情况，曾自评其文字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见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10月版第62页）
　　　　⑦　梁启超在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间，曾致力于介绍西方学说，所撰文章如《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等，多刊于《新民丛报》，后收入日本人下河边半五郎所编辑的《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学说”内，日本东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三十七年（1904年）印行。
　　　　⑧　同注③第52页。
　　　　⑨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中，说：
　　　　吾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见《饮冰室文集类编》下册第10页）
　　　　⑩　同注③第54页。
　　　　　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里，曾记述此事：
　　　　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1月19日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1月20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台北启明书局1960年版，第73页；又见台北远流版《胡适作品集》第23册，第119～120页）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1）
　　　　1906年夏天，胡适考入新成立的中国公学。
　　　　这所学校，是清末留日的中国学生回上海创办的。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一个“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我留日学生认为是侮辱中国，便议决罢课抗议，全体归国。当时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多达三千余人，遂发起筹创一个理想的学校，使大家能继续学业。“因为这学校含有对外的意义，归国学生又有13省人之多，故名‘中国公学’。”①1906年2月，租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北首的民房为校舍，便正式开学了。
　　　　胡适搬进这个学校，看那些同学，有的剪了辫子，穿着和服，拖一双木屐，一身日本装束；有的戴着眼镜，捧着个水烟袋，完全是内地绅士气派。他们的年纪都比胡适大，有许多人是革命党，在学校里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有些激进的同学，往往还强迫那些有辫子的同学剪辫子。他们把胡适看作小弟弟，也就没有强迫他剪辫，让他脑后那根小辫子一直翘翘的拖着。
　　　　与胡适同寝室住的，有一个钟文恢，号古愚，江西人，约莫二三十岁年纪，留着一撮小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钟胡子。他们组织了一个竞业学会，会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北四川路厚福里。钟胡子是会长，他介绍胡适入了会。
　　　　竞业学会的第一件事业就是创办一个白话的旬报，就叫做《竞业旬报》。他们请了一位傅君剑先生（号钝根）来做编辑。旬报的宗旨，傅君说，共有四项：一振兴教育，二提倡民气，三改良社会，四主张自治。其实这都是门面话，骨子里是要鼓吹革命。他们的意思是要“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所以决定用白话文。
　　　　②
　　　　钟胡子见胡适常看小说，又能作古文，就向他约稿，劝他为旬报写白话文章。于是，在这年9月11日出版的第一期旬报上，便登出了胡适生平的第一篇白话文章——《地理学》。讲的是“地球是圆的”一类通俗的地理学知识。从此，他成了《竞业旬报》的作者。
　　　　既然是作者，按文人惯例，就得有一个以至几个讲究的笔名和别号。胡适当时正读《老子》，读到第33章头几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觉得这“自胜者”四个字好极了，就取别号叫“希”；又称“期自胜生”，即以此为他第一篇白话文章的署名。稍后，又从他父亲字铁花，为自己取笔名“铁儿”、“铁”，音转为“蝶儿”、“蝶”等。在《竞业旬报》上，也开始使用“适”“适之”的名字，及“适”的别号，还用过“”、“冬心”、“溟游”等一些笔名，多到十几个，很有一点作家派头了。
　　　　发表《地理学》以后，胡适的胆子大起来，忽然动心思做小说，而且一开始就做长篇，用章回体。小说的题目定为“真如岛”，拟定了40回的回目，他便动手创作。从旬报第3期开始连载，第1回的题目是：
　　　　虞善人疑心致疾　孙绍武正论祛迷写的是一个“破除迷信，开通民智”的故事。他尽量发挥他在家乡和上海学到的一点科学知识，大力攻击宗教迷信。如第八回，写书中主人公孙绍武谈他对“因果”的看法：
　　　　这“因果”二字，很难说的。从前有人说，“譬如窗外这一树花儿，枝枝朵朵都是一样，何曾有什么好歹善恶的分别？不多一会，起了一阵狂风，把一树花吹一个“花落花飞飞满天”，那许多花朵，有的吹上帘栊，落在锦茵之上；有的吹出墙外，落在粪溷之中。这落花的好歹不同，难道好说是这几枝花的善恶报应不成？”
　　　　这话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却还不止此。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这种议论，实际上还是胡适小时候所受范缜、司马光的思想影响。落花一段生动譬喻，便全是引范缜的话，只是翻译成了白话文。③今天看来，这种无神论的说教，不仅道理很浅薄，艺术上也很幼稚。但在80多年前，老百姓以至王公贵族多信神佛的旧时代，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胡适所作的这些白话文字，一起手就明白晓畅，很不错的了。
　　　　《真如岛》陆陆续续在旬报上连载，续至第11回便停止了，没有做完。这是胡适生平所作的惟一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第一个未完成的“半部书”。
　　　　1908年7月，胡适由投稿的作者，变成了刊物的编者和记者，旬报从第24期以下归他编辑，文章也写得更多了。他的兴趣很广泛，青年人精力又充沛，简直什么文章都写。他不仅写长篇，也写短篇小说，写传记，写诗歌词曲，也写社说、论说、丛谈、札记，也兼作翻译，还充当记者，采写时闻和时评。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闻，差不多都是他包做的。

第二部分：上海求〃新学〃　1904…1910作者、编者、记者（2）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胡适的思想很活跃，表现为一种早期的全面萌发的状态。如反对迷信的无神论；④反对家族承继习俗的“无后主义”；⑤既要父母主婚，又要子女有权干预的折中的婚姻观；⑥重视教育，看重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⑦等等。而其中值得重视的，是胡适这时期的爱国论。他写过一篇书评《读爱国二童子传》，⑧介绍小说《爱国二童子传》，指出那书“真可以激发国民的自治思想，实业思想，爱国思想”。在社说《爱国》⑨一篇里，他说“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的事”；并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荣光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那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唉，可惨呀！
　　　　这种浅近的爱国论，纯朴而善良，是人人应该记得的；但也要防止盲目排外，或不敢承认中国短处的偏向。胡适后来的思想发展了，变得深刻了，他在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落后腐朽时，也曾有偏激言词，带有他青年时代所指责的这样一种偏向。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创作，有几篇传记颇有意味。其中一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⑩写的是杨斯盛13岁流落到上海，“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了几十万家财，由一个劳动者变成了大富翁，又热心公益事业，“破家兴学”的动人故事。胡适称赞杨斯盛是一位“可敬可爱，可师可法的”“大豪杰”，特为他立传表彰，也可见胡适本人多么重视教育事业，又多么看重传记文学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
　　　　另一篇《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写的是老而又老的昭君出塞和番的题材。但以往这方面的诗歌词曲，从《昭君怨》到《汉宫秋》，所写的王昭君，都是满腔幽怨，凄苦哀愁的悲剧形象。胡适却说：【wＷw。ＷＲsＨu。cＯm】
　　　　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人人都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人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
　　　　因此，他一反旧时写昭君题材的凄楚哀怨情调，要写一个“爱国女杰”的王昭君。他根据史书里的一点记载，写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番。传中写到汉元帝召集宫人，问谁愿意去匈奴和亲时，——
　　　　那些宫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使他永远做汉朝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远休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灵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更觉得这事竟是王嫱义不容辞的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