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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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联帅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着，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一行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溃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渡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孙传芳进驻蚌埠，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军，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有部下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部下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部下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部下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部下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他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从此埋下祸根，是为因果报应。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跟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恩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于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俱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11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住了一宿；25日早晨8时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刘宗纪为参谋长，陈阉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800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蜗居沈阳

1926年孙传芳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帅（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搭津浦列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内，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帅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团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宇霆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做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一位赵秘书。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一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

他的生活比较简单，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周旋。在家时，除会客或与下属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李宝章，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晨，驰骋于郊外公路上。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他与下属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其下属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下属说：“你认错了。”他说：“一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相片时，下属劝孙先走。下属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懂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部下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有人私问孙到前方去做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杨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有一次，孙传芳与其亲信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亲信问孙：“阿斗是谁？”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亲信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3日，星期三。天津英租界20号路134号，一座宏伟壮丽的深宅大院。孙传芳下野后，皈依佛门，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每星期一、三、六还要去居士林听经。此刻，他蓝绸棉袍，灰春绸棉袄裤，系着白布腰带，白洋褂，青缎鞋，从楼上下来正要出门。

夫人周佩馨过来：“馨远，天气不好，今天不要去了。”

孙传芳笑着说：“夫人，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全凭诚则灵，这些年我专心念佛，连过去浮躁的脾气也改了，怎能不去？”

“馨远，天气不好，我今天不陪你去了，早点回来。”她亲自拉开小轿车的门。

下午两点左右，一位30岁上下的女子来到居士林，径直来到富明法师面前，双手合十：“大师，我有心礼佛，但经文难懂，如何能念？”

“心诚则灵，诵经的好处极多，试看下台的要人靳总理：孙联帅都皈依佛门，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法师，孙联帅可是孙传芳？”

“正是，他是本林的理事长，每次都来，功夫甚好，日前已在仁昌广播电台中布道讲经了。”

“法师，入居士林可要什么手续？”女子诚恳地询问。

“女施主，请填一份志愿书，并交费一元。”

女子接过志愿书，在上面工工整整填上姓名“董惠”。富明法师披着绿绦浅红色袈裟，上法堂讲演经法，这时佛堂的大门开了，孙传芳身披黑海青缓步进入大殿，他登坛焚香，拜了几拜，然后在蒲团上坐下，面向东方，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坐禅。

香烟缭绕的佛堂，仿佛是极乐的世界，经声朗朗，十几名善男信女如痴如醉，欲醒欲睡。只有董惠一颗心在猛烈地跳动，她棉袍的暗兜里藏着一把崭新的六号勃朗宁手枪，枪膛里压上六颗闪闪发亮的子弹，紧握枪把的手湿淋淋的，全是汗水，鬓角额前鼻尖也冒出密密的小水珠。

女教友关心地说：“到前面去吧，那里好一点。”

董惠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立即站起来，来到孙传芳的身后，她默默地念着：“爸爸，十年大仇，今天要报了。这是女儿多年求之不得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爸爸，你要助我一点勇气！”

董惠迅速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啪！”一扣枪机，子弹飞去，孙传芳的身体似乎怔了一下。“啪！啪！”紧接着又是两枪，一粒子弹从左额角打入，由右额透出，另一粒子弹打进脊背，从胸膛正中飞出，他应声扑倒于佛案之旁。

董惠满脸杀气，手里握着枪，厉声狂喊：“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替父报仇！”随即，她冲到院子里，从大衣兜中掏出早已印好的传单和告国猛地抛向空中，上面油印着：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看我的《告国》；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文·冇·人·冇·书·冇·屋←

仇女施剑翘谨启

孙传芳的遗体一身法衣，脖子上戴了一串108颗玛瑙石的佛珠，头上还缠着白色的纱布，躺在一具上好的金丝楠木棺材里。他的墓地选择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左侧，墓书：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暨元配张夫人墓碑。

冯玉祥：一生追求民主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

结交法师

冯玉祥与南京栖霞山下的千年古刹栖霞寺寂然法师有过一段交往，因为种种原因一直鲜为人知。

1935年11月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为筹备中国国民党五届全会，先召开了四届六中全会。已经收到请柬的冯玉祥将军从山东泰山动身赴南京开会。当时冯玉祥将军已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尽管冯玉祥将军位高而权轻，但他在国民党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冯将军在南京有两幢官邸，一处在东郊陵园新村（被日军毁坏）；另一处在城西宁海路中段。他节俭惯了，在南京一直粗衣素食，特立独行。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曾亲邀这位昔日的盟兄，到陵园内小红山国府主席官邸（即美龄宫）吃饭，并一同做礼拜，但冯将军不愿意让蒋做戏给别人看，使别人误会他们过从亲密，便拒绝前往。不久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会议时，原在十九路军任排长的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的身份混进了会场，本想开枪行刺蒋介石，却误伤了汪精卫。孙凤鸣重伤后被捕很快死去。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深受震惊，冯玉祥等很多有识之士感到中枢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会大失民心，确应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1935年11月中旬，时已近初冬，冯玉祥听说栖霞山秋景很美，为舒展一直沉闷的心情，遂前往散心。冯玉祥在副官警卫们的陪同下，观赏了陆羽亭、桃花涧、舍利塔、藏经楼等景观。在栖霞寺方丈室，寂然、大本、志本等三位当家僧人接待了冯玉祥将军。寂然和尚是一位阅历颇深、办事沉稳的人，他请大本和志本两位先暂时避开，自己与冯将军相对品茗。寂然先说了对冯将军带兵，爱护百姓和艰苦奋斗的钦佩之情，继而谈起了其他话题。冯玉祥很欣赏寂然宁静的气度和渊博的才情，感到这位僧人既谙熟古今典故，又了解当前时事，是一个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高僧。于是冯将军决定多在寺中停留一会儿，并在寺中吃斋饭。在谈话间，寂然向冯玉祥诉说了寺院方与紧傍栖霞山的省立乡师为争夺一片土地引起的冲突与自己的烦恼。寂然法师俗姓严，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入栖霞寺，1935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务。那时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地产之争已经聚讼数年，广受社会上的关注并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支持栖霞乡师校长黄质夫的是陈果夫，当时的省警察厅长王固磐、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等都唯陈果夫马首是瞻。

戴季陶则是栖霞寺的支持者。戴提出让栖霞寺发动各个寺院、尼庵的出家人集中到南京城内，向政府游行请愿。在这次方丈室的会面中，寂然法师再三表示，他与常来寺里烧香的考试院长戴季陶只是一般关系，他认为游行请愿的方式，在国难当头之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个土地之争的问题只是一个触点，它仅仅是国民党上层的派系之争的外部反映。出家人不宜介入这种争斗，这也有违佛教理念。寂然和尚希望能够平等协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不要因这个问题影响了抵御外侮的准备，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当时的内政部长薛笃弼的态度。薛笃弼当年是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旅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受冯玉祥的信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经冯推荐到南京政府任职，1928年2月出任内政部长。中原大战后，冯、阎讨蒋联军失败，薛也因这个原因呈请辞职。1934年蒋为了拉拢西北军旧部，又授意行政院任命薛笃弼代理内政部长。在栖霞山的土地之争中，陈果夫本已倾向栖霞乡师，但看到戴季陶等人反应强烈，便把此事推给了内政部长薛笃弼，由他做最后定夺。寂然法师从国民党高层获悉了此事，所以就有了这次谈话。

其实寂然法师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日本全面侵华在即，东北三省已经沦陷，南京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肯定是战略打击目标，而南京人口甚众，一旦受到攻击，必定会有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出家人应该为此做些工作。而收容大量的难民，仅仅凭小小的栖霞寺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必须有一大片能够安置难民的土地。以冯玉祥当时的身份也不便与寂然法师议论战局，但他作为职业军人，看了栖霞山的地形，也似乎想到了什么。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便触及的问题，但又都在不言中。

冯玉祥将军来过的第三天下午，内政部的一名办事人员乘车来到了栖霞寺。将该部对黄质夫申请报告书的批复函复制件交给了寂然法师。此函明确表示“争地产事件，经部办公会议研究，拟同意维持现状，栖霞乡师必须退出有争议地区。损坏围墙，应由校方修理……”很显然，冯玉祥将军回城后找了薛笃弼，讲述了他的理由，而薛笃弼支持了老上司的建议。后来这段往事还被载入了《栖霞县志》等地方史料中。

果然不出寂然法师和冯将军所料，此后不久南京城遭到了日军的攻击，日军的暴行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而此时的栖霞寺，正因为有了这一片土地，才得以收容了两万多名难民。

白沙募捐

在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为募集抗日经费而奔走呼号。1943年他赴四川20多个县市卖字、卖画、演讲、游说，动员各阶层捐资献物。那年的3月，冯玉祥在江津县（今重庆市辖）的工厂、学校、机关、商会、教堂作了一场场情真意切、慷慨激昂的演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踊跃解囊支援抗战。特别是3月15日傍晚在白沙镇的演讲更是让人难以忘怀。

白沙镇位于长江畔，距江津县城45公里。那天，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乘坐小轮船从江津逆水行驶，于傍晚时分抵白沙镇码头，在江津县县长肖烈（四川宜宾县人）和夫人郑玉冰，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邵建工、顾仿百等陪同下来到镇公所。稍事休息，吃过简单的饭菜（一饭、一菜、一汤）后，冯玉祥和大家一起步入镇公所礼堂。没有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讲抗战形势，不虚不浮，实实在在，听众心悦诚服。冯玉祥突然刹住话头，问：“怎样才能把日本鬼子赶走？”自答：“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的每一分子，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校长、士绅们恭听着，礼堂内寂静安然。冯玉祥激昂亢奋地讲道：“德国打苏联，打到斯大林格勒。苏联危急万分，于是发起献金运动。在3个月又21天里，苏联人民献出七十万万四千万。斯大林拿这笔钱买了飞机、大炮、坦克，就把德国鬼子赶走了！”冯玉祥停了停，注视着听众，提高音调说：“苏联是一万万七千万人，我们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如果按苏联的比例献金，是二百万万。用这笔钱可以买两万架飞机、两万辆坦克以及其他军需物资，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连轰带推赶出中国去！”听众击响阵阵掌声。

趁大家兴奋难抑、激情洋溢之时，冯玉祥喝了几口白开水，清清嗓子继续说：“节约献金，是当前一项最重要的救国工作，希望诸位本着唤起民众之旨，深入学校和民间大声疾呼——为救我们国家多多努力！”经久不息的掌声，震响会场内外。被热情与激情感动了的冯玉祥兴致愈高，精神愈振，把本来可以结束的演讲推向高潮。他声情并茂地说：“在座有许多大、中学校的校长，我向你们讲一段教师献金抗日的动人事迹。前几天，我在县城北岸国立九中作抗战募捐演讲。讲话结束时，女教师于翔九当即把手上的金戒指取下交给我，托我献给国家。我对她说，你有三个孩子，家中很苦，把它换点钱买点肉给孩子们吃吧！于老师回答：‘冯先生，无论如何要替国家收下我的戒指。只要国家好了，孩子们差不了！如果国家亡了，孩子们吃得越好越可耻，穿得越好越丢人！’诸位，这是多么好的老师、多么爱国的民众呀！这就是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这就是抗战必胜的力量所在啊！”冯玉祥难抑胸中的忧伤与感动，他掏出手绢，在双眼上揉擦揩拭……

第二天午后三时，冯玉祥应邀对大学先修班和十七中师生演讲。登上讲台，冯玉祥问：“国父训示我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同学们，什么是大事？”讲台下齐声回答：“抗日救国！”冯玉祥用直奔主题、抓住人心的演讲方式开始了讲演。

“对，抗日救国就是大事。”冯玉祥肯定而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今天，没有哪一件事，比赶走日本鬼子更重要的了。大家翻开地图看一看，用手量一量，从抗战首都重庆到宜昌有多远？真如同一个强盗拿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胸口，我们哪有工夫去乱想，去看电影哩！你们说是不是呀？”停了停，冯玉祥又说：“学问越多，对救国的责任就越大。美国、英国的大学生从军的很多，许多大学教授也在军中服务。苏联的女学生丹娘，就是读了俄国历史和许多文学作品，受到历史的启迪和正义的熏陶，才决心去当游击队员的。我们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我们应该怎样和人家讲平等呢？白纸黑字的平等是没有用的。非得人家想爱我们的国家，我们才配和人家讲平等！”学生们鼓掌，窃窃私语，向冯玉祥投来敬佩、信任的目光，有节奏的掌声不息。

演讲结束时，冯玉祥殷切地期望在战时艰苦中求学问的同学们，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要有发奋求学求知的精神，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汗不停流；要把握时代，做到科学救国。冯玉祥激情满怀地号召同学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