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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腕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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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济南大明湖》流传至今令人喷饭：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头有蛤蟆，一戳一蹦跶。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韩复榘去看篮球赛，只见球场上十几个人拼命追逐着一个球，韩复榘皱皱眉头对领队说：“那么多人争一个球，多不雅观！回头到我公馆里领一笔钱，多买几个篮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争。”很明显，这个段子旨在讽刺韩复榘的昏庸愚昧，但这只是“段子”，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以韩复榘的真实阅历和见识，他绝对不可能连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都不懂，更不可能说出那些令人捧腹的幼稚话来。事实上恰恰相反，与韩有过交往的京剧程派名家赵荣琛在《粉墨生涯六十年》中回忆韩复榘说：他喜欢多种体育运动，尤爱骑马、游泳、踢足球和打篮球。他当团长时，他那个团的球队很有名气，每次比赛他都亲自上场参赛。到山东后他虽已40岁出头，仍不能忘记球场，有空常去足球场玩球，向小儿子传授顶球、压球等技巧。从这一点说，关于韩复榘看篮球比赛大闹笑话的讥讽是靠不住的。
其实韩复榘并不是一个胸无点墨的草莽之徒，他出身于一个秀才家庭，幼年读过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参加冯玉祥的队伍时最初干的就是司书（文书）。
韩复榘与许多文人学者都有过交往，当代著名学者徐北文也曾撰文指出：韩复榘在西北军以能诗文、擅书法著称。他在山东主政后，把一些术士、僧道统统赶出衙门，并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赵太侔等新派文人。韩与张宗昌的不同，是由于文野之分。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提出的“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收到了一些实效，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由儒学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搞起来的。
梁、韩相识在1922年，当时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部官佐讲授儒家哲学，韩复榘通过这次听讲认识了梁漱溟，两人一见如故。后来韩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凡梁所提建议多被采纳。韩复榘支持梁漱溟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旨在进行政治及行政改革，他曾经说过：“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因此韩复榘对部下发出呼吁：“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
韩复榘的这种改革做派可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只要了解了他当时的处境就会理解他的这种想法。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先生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觉得能保存山东地盘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他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他落入陷阱。基于这种心理，韩复榘便害怕自己内部日趋腐化而导致垮台，所以他认为非改革不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请梁漱溟来山东办乡村建设，就是韩复榘从改革的角度考虑的。梁漱溟晚年忆及此事，对韩复榘做了一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何思源与韩复榘的关系比较有趣，一个是留洋出身，一个是标准的土包子，两人后来却成了莫逆之交。当初韩复榘由河南调任山东，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何思源是南京方面安排在山东的，韩复榘周围的人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韩也对何怀有戒意。但经过几次较量，他们发现对方都很耿直、爽快，说话办事从不拐弯抹角。
何思源先生曾对朋友谈起：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韩也告诫自己那些排挤何思源的部下：“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人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据何思源先生回忆，韩复榘主鲁7年，教育工作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并且从来没有向教育界安插过一个私人，山东教育在此期间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
杀身大祸
韩复榘为人刁猾多疑，善于应变，本性难改，自然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矛盾日渐加深，乃至成为蒋介石一大心病。抗战全面展开后，韩复榘表面上佯装抗日，实则观望其局势，一心保存实力。日本人本是害怕韩复榘的，在进兵山东之前，曾暗地派人找过韩复榘，以探虚实，可是韩的态度极不明朗。狡诈的日本人看穿了他的心思。悍然出兵进攻山东。始料不及的韩复榘只好仓皇弃城而逃。蒋介石闻知此讯，大发雷霆，连骂几个“娘希匹”。这次自然找到一个对韩下刀的借口和良机，立即通知韩复榘到徐州开紧急会议。
1938年1月8日韩复榘按期到达徐州。蒋介石又突然由汉口发来急电，说会议改在河南开封召开。韩复榘不由心中一震，犹豫起来。本不想去开封，但又一想，这是一次大的军事会议，参加的高级将领有四五十人之多，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时韩复榘的心腹师长孙桐萱也从济南赶来了，身边还有由保镖魏大公执掌的手枪队一个营，量他老蒋也不敢轻易动手。9日韩复榘一行到达开封，住在黄河水利委员长孔祥榕的公馆里。11日下午7时，蒋介石亲自从南京赶来主持会议，并预先通知说，这是一次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为避免日军飞机扰乱，所以会议定为晚上召开。并强调这次会议谁也不能请假。
孙桐萱和卫兵陪同韩复榘坐汽车来到河南省政府大门口时，车子被几个军警宪兵拦住了。他们敬礼后指着门前张贴的一张通知让韩看，只见上面写着：“凡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的车辆停放在门前的一片空地上，然后步行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又有军警宪兵阻拦，左边的墙壁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看了心里非常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就把带去的三个卫士和孙桐萱的一个卫士，均留在接待处了。走了不到50米，墙上又有一张通知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我处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领回。”孙桐萱见要把武器交出，顿时皱了眉头。这时韩复榘倒坦然，看到站在他身边的其他将领将手枪从腰间掏出来交给了副官处，取回收据。韩复榘嫌孙桐萱迟疑，推了他一下，同时把自己身上带的两支手枪掏出来，让孙一齐递上去，便同那些将领中的熟人笑谈着步入会议厅。
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目光咄咄逼人，劈头便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今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由谁来负？”韩复榘一听火从心起，毫不客气地顶撞道：“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话没能讲完，蒋介石一拍桌子，疾言厉色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刘峙走过来拉住他的手劝道：“韩主席，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刘峙拉着韩从会议厅的边门走出去。韩气呼呼的，脖子拧着，两只眼睛发红，额上青筋暴胀。刘峙装出极关心而且亲热的样子，继续拉着韩的手，向院子里走去。院子里早预备了一辆小汽车，刘峙说：“韩主席，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复榘不知是计。刘峙向司机使个眼色，立即把车门关了。刘峙招手说：“韩主席，你一路好走，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小汽车前座上早有两个人等在那里，等车子开动了，那两个人迅速地从前座钻到后座上来，一边一个，把韩复榘夹在中间。其中的一个人掏出一张逮捕令出示给韩看。韩复榘这才恍然大悟，但表情极为镇静。从车窗向外一望，只见路两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宪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汽车飞快地驶到开封火车站，从一辆专车走下两个特务，把韩复榘拖出来，推拥着上了火车，沿途不停，直达汉口下车。由专轮载车渡江到武昌。1月12日夜晚，两个押送韩复榘的特务把他交给“军法执行总监部”，软禁在一座二层楼上。
韩复榘被刘峙领出以后，蒋介石大声宣布说：“韩复榘目无中央，违抗命令，大敌当前，擅自撤退，为民众所不容，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现已逮捕法办，请诸位安心供职！”蒋介石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使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目瞪口呆。片刻孙桐萱从座位上站起来向蒋介石求情说：“委座，韩复榘是个粗人，多有不对，希望能予以宽大处理。”蒋介石冷冷地对孙桐萱说：“你的那个主子韩复榘罪有应得，已交军法总监部组织会审，他的军政职务已被革除。第三路军总指挥由你继任，另委任军长曹福林为津浦路前敌总指挥，你们要安定军心，共同抗敌，别的就不要讲了。”孙桐萱心想：韩复榘必死无疑，看来我是无力回天了。韩复榘被软禁了7天，1月19日才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为审判长，鹿钟麟、何成溶为审判官，贾焕臣等为军法官。21日上午，刚组成的军法执行总监正式对韩复榘进行审讯。被告席上的韩复榘面色苍白，但表情沉静，显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复榘只是昂首微笑，一句话也不答复。几个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依然一言不发，傲然对之，审判毫无结果。
1月24日晚上7时左右，有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韩主席，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复榘信以为真，就随着那个特务下楼了。当下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遂大梦初醒，知道自己死期将临。机警地对那个特务撒谎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回过头去，脚刚向上迈出一步，站在楼梯边的那个特务就向他的头部开了一枪。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韩复榘向前挺了挺身子，歪倒在楼梯上。结果他头部中2弹，身上中5弹，仰面向天，眼睛还睁着。煊赫一时的军阀韩复榘就此一命呜呼。
张宗昌：天下第一无赖
张宗昌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掷骰子水平很高，赢得别人面无血色，然后他再把钱还给人家，于是交了不少朋友。大小老婆有多少他自己也弄不清，往往是娶了新的忘了旧的。老婆有和卫兵私通的，张知道了哈哈一笑不但不恼还倒给几个大洋当贺礼。他挺念旧，乡亲凡找张宗昌讨口饭吃，一般都能答应，就算旧日得罪过他的也不计较。他挥金如土，朋友有难，二话不说几万大洋眼不眨就能扔出去。
闯关东
张宗昌十五六岁时，长得像小牛犊一样健壮。他性格外向、粗野、豪爽、张扬，而生活的不幸又使得他心中更多的是愤懑，对人更多的是抗争。这样，打架、斗殴就成了张宗昌的家常便饭。
我国农村家族势力很盛，大家族往往控制着地方的权力，为霸一方。像张宗昌家独门单户，一般是受欺压的对象。张宗昌与人打架，一方面是他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也有抗争的因素。
近代以来我国移民大致形成了三大流向，即华北诸省人口“闯关东”，黄河长江流域各省人口“走西口”，东南沿海各地人口“下南洋”。此外还有太平天国后向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迁移。
1897年，张宗昌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路——闯关东，开始了新的人生。
那一年，胶东一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外出逃荒者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是举家迁徙逃往东北，张宗昌家里也是艰难异常。当时祝家村共有十几人齐下关东，还有邻村数人同行，是张锡福亲自带着张宗昌和大家一齐共下关东，他们随众人徒步来到烟台。张家父子在福山一带打了三个多月的零工，然后又在船上打零工，一路来到营口，接着辗转到吉林周边的农村打零工。一年半后，张锡福因身体素质差，加以东北气候寒冷，随祝家村的三位老乡回家。事后多年，家人问及张宗昌为什么不随父亲返回家乡，他说：“我一向不惧怕艰难困苦，出来了，就往下干吧。”
就这样，张宗昌继续在东北流荡，这期间他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但都是在农村，除了能填饱肚子外，此时的张宗昌在东北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却只穿着破烂棉衣，直到1899年依然如故。
19世纪末，帝俄攫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后，为了猎取廉价劳动力，在华大批招募筑路工人。此时尚在农村扛活的张宗昌，被一同在农村扛活的同伴告知此事，其中一人叫刘子良，是辽宁省营口一带高坎农村人，刘也是穷人，是张宗昌在福山扛活时结识的好朋友。刘子良后来成为张宗昌的姻亲，也就是张的正夫人袁书娥的堂房娘舅。张宗昌发迹后，刘由于身患重病未随同做官，张宗昌夫妇二人为其在沈阳购买房屋，并给予钱财，让他安心养老。
1899年，张宗昌应招到中东铁路当工人，此次招募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刘子良。在这期间，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勇于干重活，有股子狠劲，以至于工友们都很佩服他，这样，张也逐渐得到俄国人的青睐，并当上了工头。张宗昌待工友们宽厚大度，不吝惜钱财，所以在工人当中很有威信。其间，张宗昌当过装卸工，干过扳道工，一干就是五年多，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
因为经常与俄国人接触，再加上记忆力惊人，张宗昌能够说一口流利而又发音准确的俄语，认识他的人都是知道的。他的俄语口语水平，用陆军大学毕业、人称多才多智的小诸葛李藻麟的话说：张宗昌的俄语程度可做个好翻译。当然，张宗昌虽然俄语口语流利，词汇量丰富，但只是会说而已，一个俄国字也不认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的1901年，张宗昌19岁时，向中东铁路局请假，回山东老家与贾氏完婚，没有几日即返回铁路继续做工。张宗昌与贾氏毫无感情，仅是奉父亲之命完成婚事，张往返路程加结婚只用去了很短的时间，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利，其中大部分还是在路途中。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帝俄久已蓄谋吞并东三省，把东北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曾乘义和团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出兵东北，侵占东三省。日本帝国主义不肯甘拜下风，它对东北也是虎视眈眈，并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动了这场战争，意图从帝俄手中夺取东三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而后独自吞并奠定基础。
当时俄军开到东北作战的部队不下30余万，需要大批俄语翻译人员，凡粗通俄语者，无不网罗到军中充当翻译。张宗昌俄语说得相当流利，而且多年来为俄国人办事，自然成为优先招聘的翻译，备受重视和信任。
日俄战争开战后，日军大肆收买东北胡子，利用土匪熟悉当地情况的有利条件，袭击俄军兵站，骚扰俄军后方，使俄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屡遭失利，损失严重。因此，俄军也决定效法日本，组织华人武装力量，袭击日本兵站和补给线，扰乱日军后方，以支持前方作战，这支别动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谁来担任呢？当时，张宗昌正在俄国军队中充当翻译，素为俄国人所赏识和器重，此项重任自然是非他莫属，想当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张宗昌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筹划。几经考虑，他也认为只有招募胡子队伍担负此项任务最为相宜。因为他们有人有枪，无需花费很大力量去组织，无需花费很多时间去训练，便可立即投入作战，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当时，有人为他介绍一个胡子头王某。为了说服他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张宗昌曾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匹马单枪，深入虎穴，与王某会面。王某见其胆识过人，为人真诚坦率，衷心服膺，于是以这一支胡子队伍为骨干力量的游击队便迅速组成。但遗憾的是，出师不利，投入战斗后，最初几个回合均告失利，大部被歼灭。张宗昌扫兴至极。而俄国军部则对他倍加鼓励，多方给予支持，令其重整旗鼓，再次拥兵买马，并发给枪支弹药，由残存的数百人，逐步扩大到数千人，最后竟发展到号称有两万多人的队伍。俄军还选派军官多人参与队伍训练和营以上单位作战指挥事宜。张宗昌则成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当时的“官衔”称“统领”。张宗昌在参加辛亥革命前，一般袍泽以及与之熟识的人均呼其为“张统领”，实缘于此。张宗昌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向帝俄军官实地学习军事的机会，此后之所以颇具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才能，均奠基于此时。
经过一番整顿、扩充与训练，张宗昌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在扰乱日军后方、配合俄军前方作战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次下达的作战任务都能基本完成，因此赢得了俄国军方的信任与好评。
1905年，张宗昌24岁。是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帝俄被迫放弃南满权益，俄军全部撤回俄境。
俄军的命运与被捆绑在俄国战车上的张宗昌息息相关，俄军战败后，张宗昌所部也决定予以解散。遣散办法是每人发3个月的饷，另外每人加发路费70卢布。当时，每个士兵每月薪饷为25卢布，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为75卢布。张宗昌将款项领到手，3个月薪饷的遣散费如数照发，而路费一事则只字未提，全部扣发。只此一项，张宗昌便赚得金卢布不下百万，陡然而成巨富。
俄罗斯历险
正当张宗昌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恰有俄国资本家拟招募华工5000人，前往西伯利亚开采金矿，矿址在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沿岸地方。该地临近北极，气候严寒，人迹罕至，一般老百姓均不愿去此严寒不毛之地。因此，俄国资本家只得在海参崴一带招募工人，而此地多亡命之徒，颇难驾驭。张宗昌在俄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在此等人中也颇有威望，因之，张又首当其选，充任总工头，前往西伯利亚淘金。
张宗昌在金矿任总工头时，不仅学得一手颇为出色的淘金技术，而且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出众的猎手。由于工作需要，他每年必须往来于金矿和海参崴之间达五六次之多。而这些地方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冬天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雪橇，夏季只能利用当地土著的渔舟。该地原属满洲，其族男人脑后均有发辫一条。每当雪橇奔驰时，发辫飞扬，呈一条直线，滑行速度之快，于此可见一斑。张宗昌在其地生活数年，时与他们往来，有时还随他们出猎，射杀猛兽。因此，张宗昌不仅锻炼了枪法，而且还通晓各种兽类习性，成为一个有经验的猎手。
其后，金矿因经营不善，颇多亏损，张宗昌乃辞去总工头职务，踏上返回家园的征途。张宗昌在金矿担任总工头期间，大约赚得了四五十万卢布，又算是发了一笔大财。此刻，他想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像上次那样荒唐，转眼间竟然将偌大一笔钱财花得一干二净。吸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他决定尽快返回家乡，不能在各地多事逗留。谁料想，刚刚回到海参崴便被包围，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张统领发财还乡的消息不胫而走，离开海参崴以后，仍然和上次一样，不管是在哈尔滨、长春，还是在奉天、大连，每到一处，旧日好友蜂拥而至，热情挽留，日日夜夜酬酢不已。当然，在此等人中，也必定有一些生活困难开口求助者，他仍然一如既往，慷慨解囊，从不吝惜。几个月后，总算回到家乡。但是，这次情况并不比上次好多少。因为沿途应酬又把大部分钱财花掉，所剩无几，连孝敬父母和馈赠亲友的钱都不够用了，哪里还谈得上买房子买地，广置田亩房舍，富家翁的美梦终成泡影。他不得不再次离乡背井，返回海参崴。据说，他此刻已是一贫如洗，连返程路费都是借贷而来的。此后，他便闲居在海参崴。
20世纪初，海参崴的人口估计约有一二十万，其中华人占3/5，他们大半来自山东省。有名的双合盛号大股东张某，出身寒微，只因他身材魁梧，热心公益，被推为华商总会会长，而他的经济势力以后更伸展到中东路一带。
张宗昌通过同乡介绍到这里的阿列乌斯卡亚大街华商总会，担任了门警中的一名小头目。当时俄罗斯海参崴一带胡匪猖獗，商界深受其害。张宗昌却对胡匪的行动规律、作案特点极为熟悉，故此时胡匪的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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