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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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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潘汉年到上海与国民党继续谈判。他在赴沪途中把有关致国民党的信在浦口交张冲转交，到上海后，他以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开展统战活动。首先会见宋庆龄，面交了毛泽东致她的信，取得了宋庆龄对中共工作配合和协助的允诺。接着，又将毛泽东致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的信交给了他们，并与原中央特科留在上海的同志如徐强、李云等取得联系。在此时期，潘汉年以谈判为主，也领导支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委派潘为中共谈判代表，由他直接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陈立夫，正式转达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协定草案》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等八项条件，并希以此为谈判基础。陈立夫代表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他还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严肃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大概误以为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忙转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先生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他要潘不把蒋的条件向中共中央报告。潘立即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仅说蒋愿见周，岂不是要我骗他出来？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
对于这次会谈，潘汉年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正式复电：（1）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将领生疑。（2）提了在曾养甫家陈立夫口授的四条（见前文）。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见潘汉年说，他已携中共中央复电去过洛阳向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见复电后仍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当谈到曾养甫提出合作四条件时，陈竟抵赖说：“纯属子虚！”12月10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同日，蒋召开嫡系的军事会议，确定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12日上午蒋离西安时公布，并撤换张学良。中共中央也于是日向张学良通报，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陈立夫第三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要我方让步。我们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于是，张、杨“兵谏”即西安事变不可避免发生了。
在西安事变中，潘根据中央方针，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潘又按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配合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潘汉年同志坚定地执行了中央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利益，对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重要贡献。
三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正式建立，潘汉年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他全力以赴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邹韬奋主编的《抗战》（后改《抵抗》）三日刊发表署名文章10余篇，宣传变单纯的政府抗战为全民抗战；促成《救亡日报》出版；帮助成立好几个战地服务团，使救亡运动扩展到各地；用各种方式开展国际宣传；掩护王稼祥出国；筹募了我军经费、医疗器材等。同时，和“八办”秘书长刘少文等一起，按中央要求，报告了上海各界对抗战、对国、共的态度；救亡运动旧寇侵华计划、策略旧军装备、番号；美英法对中日态度旧使领馆、海军武官府派遣军、日特务机关、满铁等机构的情况。上海沦陷，他参与安排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和救国会、文化界大量知名人士安全离开上海后，12月离沪赴港。1938年春经武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任社会部副部长。
1939年春，潘汉年受命到香港、上海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同年秋，中央批准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负责，助手有张唯一、李默农等，领导机构设香港，在沪、港、南洋展开工作。为了协助潘的隐蔽活动和开展情报工作，中央社会部派内勤干部十余名到上海，1942年江苏省委也调史永等10多个同志给潘汉年系统，其中有打入汪伪重要机关的同志。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央电廖承志、刘晓、潘汉年接待从新四军转移到沪、港的同志，帮助他们回新四军；接待从重庆、桂林等地到香港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这样，香港一度成为进步文化活动、民主活动、开展国际宣传和开辟南洋工作的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中央指示廖承志、刘晓、潘汉年帮助在港民主人士安全离港。潘汉年单位，经中央同意，由潘亲自部署，通过特殊掩护将内勤部分转移到上海，外勤部分转移到内地。1942年11月，经中央同意，利用李士群掩护江苏省委领导人刘晓、王尧山等与潘一起撤退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翌年成立以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为委员的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以潘为书记（主任）。同时成立以潘为部长的华中局情报部，以徐雪寒为主要助手。潘部上海单位1940至1941年由乔犁青负责，1942至1947年由张唯一负责。南京有徐楚光、马蕴平、白莎、吕一峰等同志，由华中局情报部直接联系。
抗战时期，党的总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潘部工作主要是以了解日本动向、国际关系变化来为这个方针服务。工作需要重新布置。1940年建立了与延安通报的电台，到1942年夏因日本宪兵搜查，被迫停止工作。1943年建立与华中局（1945年4月改华中分局）联络的交通线，直到1946年全面内战才停止。抗战时期，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海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重庆对日谋略活动的人物等。潘还化名伪装主和派出入虎穴，同日本从事谋略活动的人物直接接触。如他利用特殊关系，化名“肖叔安”，租用了上海百乐门饭店的上等房间作为掩护活动的地点。当时，日伪警宪特务经常出入这家饭店，而他深知敌人有“灯下黑”的弱点，所以来个身入虎穴，坚持斗争。正如他常说的，只要掌握敌人的规律，巧于应付，有时依傍虎穴反而比较安全。
这个时期，潘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13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电。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等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4）李士群提供了日军要“扫荡”苏北盐阜区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的信息。（5）周佛海设电台与重庆通报。（6）重庆对日谋略活动者与日海军和近卫的接触等。（7）某战区关于敌情和“匪情”的通报，等。
毛主席在1945年中共“七大”讲到敌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赞扬了刘晓和潘汉年。1955年潘被逮捕审查，李克农同志根据周总理要求，组织了专人查阅了有关文电档案，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报告了对这个时期潘情报的评价：“太平洋战争前，潘汉年向中央报告的关于日本特务、伪军、及日美谈判和德苏战争等情报是有价值的。”1982年中央关于潘汉年的平反通知中说他“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这个时期，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1）1942年夏，潘部在上海的电台处被搜查，因收藏良好，敌人未查到机器。当时有人主张撤退干部。潘认为敌人既未找到证据，一撤反而暴露，势必牵连住房的保人等。坚持不动声色，待风平浪静后，终于安全撤退。（2）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转移到香港，潘电告了中央，并陪他到澳门看望叶挺夫人，然后送他回沪，经新四军驻沪办事处送回新四军。（3）为了配合整风学习，淮南根据地和上海情报单位之间曾经通过秘密交通，传递党的整风文件。潘汉年为此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党的文件密封后伪装成汪伪镇江特工站致江伪上海特务头目的亲启公文，由交通何荦安全通过几个关卡，胜利完成任务。同时，刘人寿也从党中央留存在上海的秘密文库中取出的重要历史文件拍成照相底片，塞在干电池中，由何荦带到根据地。并由华中局情报部用放大镜阅看底片，逐字抄录后电报中央。
四
潘于1944年底离淮南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组织决定，潘部在上海的单位由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代管。日本投降，潘单位首先得知蒋介石要冈村宁次派人到芷江受降的命令。可惜当时没有电台向解放区通报，只能待刘长胜到沪时再汇报。在此时期，潘系统在上海的同志利用日伪惶惶无主，重庆接收人员尚未到沪的机会开展隐蔽工作。如华克之通过社会关系，设法弄到5卡车TNT炸药和194挺机枪送到解放区，此事受到上级领导机关表扬。又如，当时打入伪方任警察局司法处长的李时雨，陪同兄弟单位的范济美到监狱营救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司令杨靖宇之弟杨树田，等。
1946年夏，潘汉年返沪。潘部在上海的单位仍归潘领导。有些不适宜留沪工作的同志调离上海。刘晓、潘汉年、王绍鏊又介绍了些关系。张唯一转移到香港，管机要又分管上海工作。上海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在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方面有一些或深或浅的关系。上报的重要情报有：（1）1945年秋在美帝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2）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3）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4）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5）国民党国防部人事、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6）几个潜伏台，反映的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事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他们收集的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7）1948年12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此外还转报了史永交来的南京市委请示敌空军起义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电，后来中央复示俞渤驾机起义成功。由季崇威策反资源委员会起义，使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22万技术工人，3万2千科技和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人民政府。（钱昌照亦从香港来沪宁策反该会）。由陈天骏参与策动香港招商局起义。
为了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潘汉年在香港，同方方等一起经常出席民主人士座谈会，在《群众》杂志用笔名肖凯发表了多篇统一战线论文，批评对美蒋幻想，宣传革命到底。在国民党特务和港英严密监视下，安排了李济深等350名民主人士安全到解放区，为人民政协胜利召开作出贡献。还对两航起义作开端，他离港后由别人完成。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李克农同志1955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从1946年到1949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1949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一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潘汉年长期搞隐蔽斗争方面工作，曾作出过杰出贡献。但由于敌区条件，保密严格，潘又严守纪律，从不谈自己的功绩。
第04章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4。1 我所知道的潘汉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刘晓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3年8月，我从福建省委调到粤赣省委担任书记，潘汉年兼任中华苏维埃大学的委员，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沙可夫。1934年三月2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潘汉年和我都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在这期间，他正忙着奔走于瑞金和福州之间，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全权代表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开展抗日反蒋运动。1933年9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福建进行抗日反蒋活动。派陈公培（吴明）携带蒋光鼐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书》到达五台。彭德怀和袁国平遵照周恩来的电示与陈公培会谈。彭德怀和袁国平既肯定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行动，又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将会谈情况电告了中央，并且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10月下旬，蒋光鼐、蔡廷锴派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同陈公培来到瑞金，送来了十九路军领导人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这次谈判工作，派潘汉年（潘健行）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商谈。双方在谈判期间，毛泽东、朱德曾多次会见徐名鸿、陈公培、潘汉年等，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条，标志着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抗日反蒋的关系初步形成。随后，我方派潘汉年为代表，黄火青（黄一青）为秘书前往福州。黄火青团正患疟疾，一时不能同行，中央让潘汉年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并由李克农指派吴振英等两人为警卫员随行。临行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邓发等前来送行，邓发为他们开了通行证，还派人护送他们经河州，由新泉出境。一星期后，黄火青病稍愈，独往福州，与潘汉年同住在十九路军总部里。
我党与十九路军的合作关系形成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的条文，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一部分反蒋反日的力量，于11月15日在福州开会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对于十九路军方面的行动，蒋介石已获情报，企图加以阻止。蒋曾邀蔡廷锴到庐山会晤，请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遂于17日派专机携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廷锴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
在福建事变爆发的过程中，潘汉年、黄火青给中央发回了两份电报，电报稿是潘汉年起草的，由黄火青翻译成密码后，交十九路军的电台发回的。党中央复电要他们两人中一人回瑞金汇报情况，潘汉年因忙于同“福建人民政府”商谈各项工作，选由黄火青回瑞金。黄火青在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后，被派往漳州，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驻漳州领事。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根据《初步协定》规定的“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的条文，派张云逸为代表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到汀州，与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谈判。双方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开辟了一条由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到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潘汉年在福州与福建人民政府财政部次长许锡清，就双方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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