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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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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的可用，不好的东西不能用。如肉体处罚、严刑拷打，反革命认为是唯一法宝，我们决不能用。
公安部门建立起来的首要任务，是肃清那些公开破坏的特务，对城市中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组织，只要发现，力求追踪消灭，不能让其得手，助长敌人气焰。
关于稳步前进的方针，他指出，不管任务如何重大，情况如何复杂，一定要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急躁。反革命活动最易激起我们急躁情绪，产生过急做法，这样容易到处去抓，牵连过广。“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乱抓，抓了再清理很不好。这样，真正的敌人抓不到反而溜掉了。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准”、“稳”基础上的“狠”。要打得准，就要看的准，诱敌深入，当敌人暴露要对我破坏时，一定要给予有力的打击。
他举例说，对流氓打架喜欢采取形式上的处罚，不了解只有将其后台弄出来才能解决问题。
他概括地说：上海解放已经9个月，有些成绩，贯彻基本方针，树敌不太多。
他特别指出，由于我们由农村到城市，工作改变，环境改变，和黑暗面接触多，容易产生蜕化堕落。加上我们公安人员有权在手，容易违反政策。他告诫说，不能利用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他最后提醒老同志，要在提高自己方面下狠功夫。
在另外场合，他批评我们只会埋头苦干，而不懂得用现实材料去教育提高群众。批评我们不善于更有效地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曾当着许建国局长的面批评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案犯中有许多未能及时依法处理，他说：“再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这些公安局长要受处分。”
现在回顾后来在内部肃反中走过的以逮捕代侦察，根本不讲法治，制造大批冤假错案、株连无辜的曲折道路，不正是离开正确方针，走向反面的恶果吗？！当然，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必然会被一些“左”的人看成右了。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汉年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上海工作中得到贯彻，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在上海公安保卫斗争中取得那么重大的胜利和成就。
上海镇反运动的实际指挥者
1951年1月，上海市办理反动党团特务登记伊始，在市委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上，潘汉年讲话指出，对国民党员应区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和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不同时期，提高了干部的历史知识与政策水平。
中央颁布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以后，潘汉年同志代表市委具体主持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他在多次会议上，批判右的“宽大无边”的思想错误，正确指出，上海过去注意了对特务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浮在面上有罪恶有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强调要党委领导、第一把手负责，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冬防，充分发动群众。公安机关要走群众路线，和基层工会密切结合，嘉奖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和纠察队有功人员。控制杀人权限，组织人民巡回法庭。根据毛主席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既听取了各方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又使大家了解了党的毋枉毋纵的政策，从而使广大民主阶层站在拥护镇反运动的一边。他还亲临普陀区的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和陈小毛，受害者愤怒的控诉，通过电台向全市广播，影响巨大。潘汉年同志是上海镇反运动实际上的指挥者。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汉年同志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工作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陈毅同志曾引用一句名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启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宏伟的气魄，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是能从战略高度理解统一战线对于革命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的，证明他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的真谛并且善于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解放前后，有许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专家，经他动员由海外纷纷归来。他善于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汉年同志学识渊博，马列理论水平高，逻辑严谨、分析问题透彻，语言简练，他写文章作报告，从来不要秘书代劳。有一次，华东和上海联合召开清理中内层的干部会，原定饶漱石作报告，届时饶有事不能来了，只有请潘讲。我们事前为潘准备了一份讲稿给他参考，一直到临开会才送到他手里，他只来得及把段落题目看了一下就上台讲话。当时我们深感内疚的是讲稿送迟了，要影响他报告的效果，可是由于他平时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即席发挥，他的报告讲得非常成功。1951年鲁迅忌辰，汉年同志百忙中写出《鲁迅杂文的斗争性》的纪念文章，在10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这样的学者市长，令人敬佩。
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革命立下不少功勋，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从不摆架子，宽厚和蔼，平易近人，没有见过他对人发脾气、耍态度，受到大家的敬爱。他曾对我们的警卫制度提出意见，他苦笑说：“晚饭后想到公园散散步，干什么要跟着警卫员，既惹人注意，又脱离群众。”
汉年同志一贯关心干部的培养。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在他身边工作的青年干部要求严格，不许任何人生活特殊化，但放手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他在公安局讲话，细致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表整洁，符合文明城市要求。他对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从来不放松批评，但始终是抱着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大多采用启发疏导的方式，不伤害同志的自尊心，因而效果良好，也深得干部的爱戴。
党中央为汉年同志平反昭雪，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给他应有的正确评价和荣誉，读之不免感慨万分，潸然泪下。20余载的沉冤终于昭雪，长年累月压在我们心头上的巨石终于落地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将载入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7。6 潘汉年冤案的前前后后
文光
蒙冤入狱
1955年3月下旬，春寒料峭。北京饭店门前警卫岗哨林立，平添了几许肃穆的气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共上海市委的代表为陈毅、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许建国、夏衍6人，以陈毅为团长。这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时，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和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查或交代了一些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大会讲话中，对此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应主动把问题和过去的错误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会议印发了所谓饶漱石、扬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饶漱石问题发生后，所谓被“包庇”的胡均鹤已于1954年9月间被捕。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也已于1954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面对这些情况以及会议的有关提法，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又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自然而然要联系自己的责任。而且1943年他到沦陷区和李士群接触时，意外地被李士群挟持去同汪精卫见面（当时是由胡均鹤带去的）一事，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作过报告，这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负担。这次会议，潘汉年下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央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彻底解除自己的思想包袱。
3月31日会议结束。当晚，心事重重的潘汉年到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的房间里，向这位知交交心说：“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件要紧的事，便诚恳地对潘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是什么事？潘汉年当时没有说，夏衍也不便问。
第二天（4月1日），潘汉年找陈毅面谈了自己在12年前被一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详细情况，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有关报告转呈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亲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并转交他写的书面材料。陈毅还安慰了潘汉年几句，要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报告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中央公安部立刻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列举逮捕的”理由”主要是两条：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二是说他在饶漱石、扬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就在4月3日晚上8时许，潘汉年在北京饭店301房间内接到电话，说楼下客厅里有人等他，请他马上下去一趟。原来是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着几名便衣干警在等着。潘汉年下楼后，罗瑞卿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当即将潘押上小车直送功德林监狱。
对于逮捕潘汉年的事，潘的秘书、警卫员以及同住北京饭店的许多熟人都毫不知情。潘的警卫员相其珍当晚看京戏回来，时已12点多。他发觉潘不在房里，马上到陈丕显、夏衍处打听，都说没见到他。夏衍的秘书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第二天、正当夏衍、相其珍在打听潘的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同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为防止张扬，直接通知夏衍，潘已被捕，并嘱夏一定要保密。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了潘已被捕的消息。他诚恳地、留有余地地对上海代表说：潘从事革命工作多年，上海的人大代表很多人同他熟识，请不要担心。潘是因内奸问题而被捕的，那是发生在1943年。在此之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无叛党嫌疑。4月7日，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因为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
潘汉年因“内奸”、“反革命”被捕的消息，除了上述通报的范围之外，被严格地保密着。全国党代表会议结束后，在上海代表团回程的火车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特地布置：潘汉年出了问题，你们回上海有人问起潘，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相其珍不久就被“隔离”起来，因为向他打听潘情况的人很多。直到报上公开发表潘汉年被捕的消息，相才得以露面。
1955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国公布了潘汉年被捕的事。报告中提到：“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引起了党内外、国内外的莫大震惊和关注。而这个报告所提到的“证据”还是同年4月3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意公安部要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两条。
从1955年4月3日到1960年3月15日，潘汉年在功德林监狱被关了近5年。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成，他被转移到那里。由于他已“定性”，他的一些战友、他领导的一些干部，包括他的夫人董慧都先后受到株连，蒙冤入狱。没有被捕而在本地区、原单位受隔离审查或抄家的人就更多了。扬帆即因潘汉年被捕而在1955年4月12日从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逮捕。以后被称为“潘扬反革命集团”，简称为“潘扬案件”。在当时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调子愈唱愈高的形势下，对这样一件中共党史上罕见的高级干部被直接指控为“内奸”、“反革命”的集团性大案、要案，势难进行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审查、处理。就在1955年潘被定为“内奸”、“反革命”后；周恩来总理即布置中央有关部门领导李克农组织专门班子查阅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文等全部档案。查档结果由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正式报告。报告对潘汉年案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要求中央郑重考虑潘汉年的问题。先后三次报告都没有回音，被搁置起来。
1957年潘案的审查告一段落，1958年有关办事机构也解散，但案件本身却成了一桩悬案，只审不判，也无法定案、结案。有关部门对潘汉年的处理有一条既定原则：不杀。这是因为毛主席于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毛主席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事情拖到1962年，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时候，毛主席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了潘汉年；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这番话似乎是从政策宽容的角度讲的，但却又给潘汉年增加了一条罪名：“投降国民党、是CC派人物”。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关于处理潘案的请示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精神，认为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一半以上，宣布将潘汉年假释后交公安机关管制。
2月13日潘汉年出狱，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和夫人董慧一起被安置在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他的生活境遇虽然有所改善，每月发生活费200元。能够探亲访友、看书写作；但是，他依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刑释犯，他的“罪名”已经法律认定，能不委屈吗？据他的知友唐瑜回忆，他和唐瑜在这时重逢时，潘自责对人轻信，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但没有承认自己犯罪和对革命事业有什么损害。潘还说过，几年中他一直在写材料。有一次，潘汉年夫妇去逛颐和园时，巧遇正在陪同外宾的陈毅。陈毅亲切地问了他们的近况，并说要设法催促上面一下。可见，在团河农场时期，有人在关心解决潘汉年的问题，潘汉年自己也在耐心地企盼着柳暗花明的那一天会到来。
“文革”劫难
祸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潘汉年当然也难逃厄运。“中央文革”为了彻底砸烂所谓旧的公、检、法，给中央公安部领导人和办“潘扬案件”的人员强加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罪名，将他们都送进了监狱。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一纸命令：“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于是，潘汉年和董慧又被收监受审。1981年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时，陈伯达亲笔供认；这个没头没尾的纸条“是我开会时受命写的”，“笔迹是我的”。
潘汉年在这一次坐牢期间受到的“审讯”和生活待遇，和上一次有天壤之别。在无休止的折磨下，年已61岁的潘汉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7年10月，监狱当局给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了潘汉年已初步诊断为肝癌的病情报告。有关负责人当即请示谢富治，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个报告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审阅同意，最后经江青批准。从这之后的三个月内，潘汉年竟遭到了47次突击审讯。一个多月以后，为了审讯他解放后的“罪行”，又在38天内对“连续作战”41次。身患重病，倍受虐待的潘汉年的身体进一步垮了下来。
经过近三年的突击审讯，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提出了关于潘汉年的“罪行审查”和“判刑意见”的报告，提出了对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理意见。这一报告经江青送“主席、林副主席、永胜、富治、叶群、作鹏”等圈阅同意。
真正执行这一处理意见却是1975年3月后的事。1975年，在恢复整顿、加强落实政策的形势下，当时的中央加快了各专案工作结案处理的步伐，统一部署将重要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去。潘汉年专案组报经批准，决定对他“维持原判”（即维持1970年7月的判刑处理意见），将他和董慧放到湖南劳改单位，每月各发生活费100元。但是，1970年决定的判处无期徒刑，是在没有办过任何改判的法律手续下否定了1963年的15年有期徒刑；而且是在没有发现任何“新罪行”下的“从严”处理，怎么能说是“落实政策”呢？所以，当专案组向潘汉年宣布安置他到湖南去时，对审查结论和具体处理意见，避而不提。
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在度过了“四人帮”时期的8年冤狱生活之后，被押送到湖南省公安局（“文革”时厅都改为局）所属第三劳改农场——茶陵县洣江茶场安置。他没有公民权，没有通讯自由，不准接近其他犯人，离开场部要经省劳改局批准。尽管是个特殊犯人，但他毕竟可以和同时进秦城监狱而又8年未见的董慧重逢了。夫妇俩相依为命的农场生活，是潘汉年苦难生涯的最后的安慰。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潘汉年夫妇重新鼓起昭雪沉冤的期望，相信党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董慧曾经出面向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写过简略的申诉信，陈述她和潘汉年“并无两心”。但是，在同年冬天，潘汉年的健康状况却严重恶化，多病并发。为了要从茶场医院转到省城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经过层层审批，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得以用“肖叔安”的化名住进长沙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病房。尽管医院采取了治疗抢救措施，但毕竟无法挽救潘汉年垂危的生命。4月14日19时54分，71岁的潘汉年终于含冤逝世。一个大革命时期入党，在党内历任重要职务，对党和人民事业作出许多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员，经过22年冤狱的灾难，不明不白的死去，能不死而无憾、死而无怨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潘汉年的沉冤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作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历史真相
历史是公正的，27年后历史终于还了潘汉年以清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历史事实证明：潘汉年是一贯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那些所谓“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汪”、“上海解放后掩护包庇反革命，供给敌人情报”以及“内好”、“特务”的罪名都不能成立。
19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认定：潘汉年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的。1940年前后，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以后，掩护大批反革命分子并供给台湾情报，引起“二六”轰炸（即1950年2月6日台湾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轰炸）。根据这三条“罪名”，潘汉年被定性为“内好”、“特务”、“反革命”。
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第一，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潘汉年并没有“投降国民党”，相反地，他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有功之臣。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后，国民党政府曾派其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会谈，时在莫斯科的潘汉年奉命参加了会谈。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潘回国与国民党代表陈果夫、陈立夫正式洽谈国共抗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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