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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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二等车厢很整洁，除我们五人外，全都空着，座位间的小桌上还有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沿途经过大站时，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这样阔绰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我和刘晓、刘长胜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一起，给日本宪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就同意去吃饭，我们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我们这些不习惯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我们跟着潘到酒菜馆二楼时，这个伪军官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姐。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即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我们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年轻的伪军。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来猜想，他们是当时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派来的。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仪征在敌伪时期是很萧条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守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让我们一行十几人（连几个挑夫在内）出城。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对伪军大声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华里，向着一条小岔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服从命令，只派一个人上去讲话。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微笑。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以后，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饭后特工人员带着挑夫匆匆忙忙转回去了。

我们一行由乡长和两个农民挑着行李去找区公所。路上刘晓一直在和乡长谈话，我们紧跟着走。走着走着，我发现潘掉队了，在后面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停下来等他，他说：“真糟！皮鞋把脚磨出了血泡。”于是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尧山在等着，指引方向。到一个小镇，找到了区公所，已是夕阳西下了。区公所铁将军把门，吃了个闭门羹。乡长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饭铺里，要我们第二天再去找区公所，他就带着两个农民告辞了。

小饭铺的主人给我们做了晚餐。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睡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扒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

正当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只老母猪咕咕咕地走出来，啃着地上的稻草，在潘的头前粗声粗气地咕噜起来。“哪来的这只猪？真糟糕！”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赶猪，一面坐了起来，他的狼狈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刚停，我自己的难题也来了，原来晚上天气突然变冷，我只穿一件单旗袍，一条短裤，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潘笑着对我说：“冷，是吗？”我不作声，心里在嘀咕，不是说一到边区就可换上军装的吗？现在进入边区已有几十里路了，却连一个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还没遇到。潘从他的手提皮箱里拿出条薄呢的西装裤说：“穿这裤子吧！”我还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说：“穿吧！穿吧！在这乡下兴许人们还以为这是城里人的时兴打扮哩！”我无可奈何地穿了，裤脚太长，潘还弯腰帮着把裤脚卷些起来。这时，他真象是大哥一样。

我们在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步行了三天，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天夜里说是有敌情，一连换了两处房子，没睡好，但谁也不觉得苦。我们先找到当时的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他把我们送到淮南区党委，找到了党委书记刘顺元，然后到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登（即沙文汉）、刘宁一和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撤退的胜利，热烈情景颇为激动人心。这是1942年11月6日。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节，顾家圩子开了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大王同志（学生方面的），开头用俄语叫了声同志们，然后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潘在顾家圩子住了一个时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时，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工作，驻大王庄。这是军直政治部的驻地，潘住在我们隔壁的房子里，有空的时候，总是听他讲山海经，他的山海经特多，听来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汉年的交通员从上海带来一位女同志，她身体结实而丰满，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穿天蓝色布旗袍，与潘隔张小桌面对面坐着，用广东话交谈。华中局组织部长曹山以为是老潘的部下来了，要我派个通讯员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说慢慢看情况再说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离婚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处住了半个月，天天学习整风文件。那时干部们都各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交给伙房，这叫作生产自给。降霜期到了，董慧抢着收菜，翻晒后送到伙房去加工（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9。8　敦厚长者“胡越明”

叶凡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住在上海英租界的一处弄堂房子里。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在她母亲逝世后不容于姐夫，得到我的同情，住进我家的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非常简陋的亭子间。她就在这里开党小组会、支部会……后来，她介绍我入了党。我家周围环境很简单、安全。党的领导同志也常来这里碰头、谈工作。这里先后掩蔽过5个女共产党员；油印过党的秘密文件。后来，区委书记竟把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也带到这里。1942年夏初的某日，刘晓同志带了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领导同志来到这里。这位同志非常和蔼，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一派斯文。一进房间，他就对我说：“我们年纪比你大得多，不能说是你的同学，你就说我是到你们学校向女学生推销丝袜时认识你的，到你家来是为了请你帮我推销丝袜。他（指刘晓）是我带来的。我的名字是这个，电话号码是这个。你遇到什么问题时，可以打电话找我。”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张名片，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就递给我。我一看，铅印的名字是“胡越明”，手写的是10789五个数字，写得潇洒流畅，我至今还记得。另外还印着什么头衔之类的，我没有注意。刘晓同志说：“我们在这里谈话时，你不要躲出去，免得你家里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客人关起门来，主人家却要躲在外面。但是，你不要听我们的谈话。”

其实，我哥哥上学去了，母亲出去搓麻将了，别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学们来来往往，他们也都看惯了，不会觉得奇怪。我是入党才一年多的在基层工作的女学生，对党内领导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一旁看书，把思想集中在书本上，没有听他们的谈话，连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们走后，我看着名片想着：这名字当然是假的，胡，胡说八道吆，越胡说越明白；铅印的，还不知是怎么搞来的。电话——我想当然更是假的，刚才现写的；本来是7、8、9、10，假装是外滩一带的1字打头的，成了10、7、8、9。这样一想就记牢了。别的字，反正不是丝袜商人，不记它。“这是怕我听错了，或是听一遍记不住，才给我看的。”于是我就烧掉名片，冲掉纸灰。

之后，我才知道潘汉年真的用过这个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电话也是真的。原来这是留给我的一个护身符。

当时，我家生活是靠父亲从重庆汇款来维持的。有时，款不能按时汇到，就靠典当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闸路底的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挣些钱来供我自己活动和学习之用。为了省下车费，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迟出门时，才坐电车。我舍不得花钱乘头等车厢，总是坐三等车厢。

有一天，刚走进三等车厢，就猛然看见“丝袜商人”坐在通往头等车厢的小门旁。他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戴着一顶高雅的白草帽。我着实吃了一惊。他却坦然一笑，点点头算是对我招呼，我也赶快点一下头就坐下，不敢走过去和他说话。再一看，车厢里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普通市民，才定下心来。过了两三站，他先下车，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算是道别。我一看，没有发现什么人跟着下车。

一次，潘汉年与刘晓在我家碰头时，潘提前来了几分钟，他问我：“我好几次看见大热天你在马路上走，是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坐车？”对党内领导同志，我当然说实话。那时候，共产党员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也用不着难为情。他听后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我却在想：他也常在这条路上坐电车？也坐三等车？为了省钱？那为什么穿那种西装？是在甩掉什么尾巴？解放以后才知道，潘说过，认识他的人一般不会坐三等车，他有时坐三等车，既省钱又安全。

到苏北解放区听了学习班里关于保密工作报告时，才知道“胡越明”原来是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同志。别人在议论他的“神通广大”、“神出鬼没”……，我却总觉得他与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联系起来。我只觉得他待人宽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点点头，总是让人心里充满了温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书房里与我单独谈话时，是那么恳切、关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结婚；交代了在那里长期工作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决定我的组织关系留在上海，由“大姑”和我联系。因为她有公开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说他是个好同志，分析了莫洛与我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嘱咐我要与他互让、互谅。他的话使我满心感激，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潘说：“去吧！好好干吧！”仍是微微一笑，点点头。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1949年底以后，我和莫洛转业到财贸部门、工业部门工作。经过1955年的风波，历次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们都受到了歧视、排挤和打击。但却始终保持自由之身，还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己所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逐渐与一些多年不通音讯的老同志见面了。要互相诉说的话是讲不完的。1979年11月，我终于能在吴康和刘人寿两位同志面前说出那么多年郁积在心里的那句话：“我不相信潘汉年是什么敌人、特务！”我相信这是当时许多老同志的共同心声！

冤屈终于得到昭雪，但是人却早已不在了。

有人引用过“大雪压青松”的诗句。我却想：大雪何其多！其实不必等到雪化，人家也看得出那青松的高洁。那静谧的雪景岂非比那尘红陌紫、柳绿桃艳的春光更美，更能表达那难以言传的意境吗？”

附录　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

陶柏康　李小苏　谢黎萍　黄金平

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