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在上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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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们多到农村去，充分须略农村“那冲敦厚的自然美”，用以“陶养出幽美情绪”。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的教育事业，研究探讨教育问题，他还特地写信给《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希望该报“出一张专事研究教学的副刊”。

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参加了“宜兴评论社”。该社成立于1920年9月，是在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下自发地酝酿和组织起来的进步团体，成员大多是爱好文学艺术、热情而刚直的青年。加入评论社后，潘汉年还参加编辑评论社出版的小型报纸《宜兴评论》。《宜兴评论》的内容有社论、述评、简明新闻，有时也登一些杂文和地方掌故，以及文艺作品，如小说、诗歌、随笔、散文、漫画等。其主旨是反对旧道德、旧文比，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伸张正义、发扬民主；对社会上的一切邪恶势力以及封建习俗，进行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和李肠谷、鲍文蔚等同仁一起，反对勾结军阀孙传芳的县教育局长周聘高把持教育界的恶劣行径，并与他展开过面对面的斗争。

不久，潘汉年离开家乡，走向新的广阔天地。此行最初目的是为了到上海继续求学，然而，时代的召唤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二

1925年春天，潘汉年离开家乡，到上海中华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不久，进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任校对员。在此期间，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儿歌与童话故事。这些作品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于一体，写得颇有新意。1925年5月，他还在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童话故事：《苦哇鸟的故事》。并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进一步开拓童话故事的题材，得到周作人的赞许。

1925年五卅运动后，潘汉年积极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加入了中华书局工会。同年秋，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潘汉年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开始投身到进步文化运动的激流中。

创造社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风华正茂、不畏艰难的热血青年，他们既做出版部的具体事务，如包装、跑邮局等，又都是能编会写的青年作家，每天工作极其紧张，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而收入甚微，有时甚至窘困到饥不果腹的境地。但是，他们“想不到求个人的幸福”，只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杀开一条血路”，为“后起者谋一点幸福”。

从1926年到1929年，潘汉年先后编辑和主编了《洪水》周刊、《A·11》周刊、《幻圳》周刊、《幻洲》半月刊、《战线》周刊和《现代小说》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撰写了许多笔锋犀利，很有战斗力的杂文、政论文章，向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宣战。同时，还创作了不少小说，讴歌进步青年为革命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反映劳苦大众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生活。这些进步杂志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许涤新曾经回忆说，1928年，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和其他追求光明的进步青年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幻洲》，并受到鼓舞和启迪。

1928年，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同年10月，根据党中央提出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设法找到了沈端先（夏衍）、朱镜我、周谷城、许德衍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

由于当时潘汉年等人还缺乏组织工作的经验，“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以后，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初次尝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它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

1929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第一任书记。此后，他不辞辛苦，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组织领导了文学艺术界的各个革命团体的筹建工作。

早在1929年5、6月间，潘汉年就找了钱杏邨商量筹建新的文化革命团体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告吹的教训，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于5月和7月对进步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两次大搜捕，逮捕了包括钱杏邨在内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筹备工作一度停顿下来。直到10月中旬，被捕的同志陆续释放，组织筹备工作才重新开始。

潘汉年首先抓了建立“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他通过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广泛征求党外进步作家的意见，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据夏衍、阿英、吴黎平、冯乃超、冯雪峰回忆，在“左联”筹备小组成立以前，潘汉年分别找他们商量。此外，他还找过朱镜我、洪灵菲交换意见，并要阿英会做田汉和洪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将来也能参加“左联”。

根据当时文化界的现状，潘汉年还接受阿英的建议，特意请没有参加“革命文学”论争的夏衍参与“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分头联络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潘汉年主持召开了文化界党员作家为主的座谈会，推定由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几个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负责起草“左联”纲领，拟定“左联”发起人名单。会议还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筹备小组成立后，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都由潘汉年主持。

1930年2月26日，潘汉年主持召开了“左联”成立前的一次预备会议，“到会者有沈端先（夏衍）、鲁迅等12人”。这次会议着重“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认真总结了“革命文学”论争发生以后文化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对小团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以及不注意真正的敌人。

在此期间，筹备小组还商定了召开“左联”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以及分工等具体方案，这些工作都由潘汉年请示党中央后最后决定的。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党在会上讲了话，并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用以指导“左联”的初期工作。

“左联”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为主体，还成立了另一个文化革命团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也参与发起和筹备自由大同盟的工作。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鲁迅、潘汉年、冯雪峰、田汉、郑伯奇等50余人出席。鲁迅和潘汉年等在会上发表即席讲演，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不久，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鲁迅、潘汉年等21人组成执行委员会，潘汉年还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潘汉年还先后两次陪同鲁迅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演讲，扩大“同盟”在青年中的影响。

1929年，郑伯奇、陶晶苏、冯乃超等人在上海筹建“艺术剧社”。潘汉年得知后，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从多方面给以关心和帮助，他还特地派夏衍参加艺术剧社的筹建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到1929年10月下旬，艺术剧社正式成立。艺术剧社成立后，排练公演了几出进步戏剧节目，扩大了在上海戏剧舞台上的影响。艺术剧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0年4月29日，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查封了艺术剧社，并逮捕了一些社员。5月24日，又查封了与艺术剧社有关系的中华艺术大学。针对国民党反动高压手段，潘汉年立即主持召开了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田汉和余怀等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发展进步话剧运动的办法，决定进一步扩大革命戏剧团体的组织。到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正式成立，后经潘汉年与中央文委讨论决定，将“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改名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

在领导“左联”、“剧联”工作的同时，潘汉年还领导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3、4月间，潘汉年等十余位文化界的党员在邓初民家里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工作，于5月20日召开了“社联”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等等。

在“社联”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广大进步青年学生中广泛深入传播，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社联”周围。为了更好地把革命青年组织起来，在“社联”党团的帮助下，1930年下半年，“社会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潘汉年、刘锡五、彭康和王学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此后，潘汉年对“社研”的工作也时常予以关心指导。

潘汉年作为中央文委书记，还关心指导了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随着文化界各个系统的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这些革命团体的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在潘汉年的主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筹备，“文总”于1930年8月26日正式成立，潘汉年担任“文总”的党团书记，并主编“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

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建立了从中央文委到“文总”及其各个方面的垂直的组织系统，大大加强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三

潘汉年是最早与鲁迅结识并建立联系的共产党人之一。1927年10月19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当天下午，中国济难会负责人王弼和潘汉年等人便前往鲁迅寓所拜访，当晚，王弼宴请鲁迅，潘汉年和郁达夫夫妇、蒋光慈、楼适夷、许杰等人出席作陪。席间，鲁迅和这些革命青年谈笑风生，甚为欢洽。1927年12月13日下午，潘汉年和鲍文蔚、石萍、李小峰又去拜访鲁迅并共进晚餐。此后，潘汉年便成了鲁迅先生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在鲁迅先生的日记里，经常出现潘汉年的名字。

20年代末，党中央为了加强上海进步文化团体的团结，发展进步文化运动，要求文化界的党组织做好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消除进步文化团体之间的隔阂，争取鲁迅出掌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委派潘汉年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与鲁迅促膝长谈，并就创造社、太阳社成员过去同鲁迅关于“文学革命问题”的争论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得到鲁迅先生的谅解。同时，潘汉年召集党员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党员作家和党外进步作家，立即停止同鲁迅的论战。他还多次陪同文化界的党员作家去拜访鲁迅，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请出鲁迅担任“左联”盟主的任务，这对于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具有重大意义。

在筹建“左联”的过程中，潘汉年非常注意倾听鲁迅先生的意见。他曾经派冯雪峰去拜访鲁迅，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问题，征询鲁迅的意见，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潘汉年对冯雪峰说，“左翼”二字用不用，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在为“左联”成立做准备工作时，潘汉年为保证鲁迅的安全作了周密的安排。1930年3月1日下午，即“左联”成立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潘汉年和夏衍等特地去中华艺术大学，检查了会场的保卫工作，潘汉年特别关照夏衍，请他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陪着鲁迅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他也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保护鲁迅。

“左联”成立以后，为了表达革命文化工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潘汉年和冯雪峰、柔石等商定，组织一次庆祝鲁迅50寿辰的纪念会。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的帮助下，纪念会于1930年9月17日在上海一家荷兰餐厅举行。各革命文化团体的代表50余人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鲁迅先生和许广平欣然出席。纪念会上，各文化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衷心祝愿鲁迅先生为进步文化运动多作贡献。鲁迅也作了即席演讲。通过这次活动，使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更趋亲密。

1931年，因工作需要，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但他还和鲁迅保持着联系。据潘汉年的弟弟潘锡年回忆：1932年夏，他从宜兴到上海，就在四川北路一家咖啡馆看到鲁迅与潘梓年、潘汉年在吃冰激凌，热烈交谈。

1936年4月，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受代表团的委派，赴沪相机邀请鲁迅赴苏联疗养。回沪后，潘汉年和胡愈之为鲁迅赴苏疗养作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然而，鲁迅的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旅行。当时，鲁迅先生病情日渐严重，潘汉年对鲁迅的病情十分关心，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当晚，他和冯雪峰商量了挽救鲁迅生命的具体办法，决定要求宋庆龄聘请更好的医生为鲁迅作进一步的治疗。不料19日凌晨，鲁迅先生便与世长辞。潘汉年得到冯雪峰的报告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鲁迅先生逝世后，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冯雪峰、胡愈之等卓有成效地组织领导了鲁迅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扩大了党在进步文化运动中的影响。

1937年10月19日，上海地下党组织发起召开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上，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发表即席讲演，高度评价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和鲁迅杂文的战斗性。

193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出版《鲁迅全集》，潘汉年作为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帮助克服出版中遇到的困难。经过多方努力，只用了半年时间，《鲁迅全集》就得以出版发行。当时，这套书籍发行1000套。此外，还印刷了200套装帧精美的纪念本，每套纪念本都贴有鲁迅私人朱文印章，作为许广平先生赠送给挚友亲朋的礼物，潘汉年获得一套。从此，潘汉年一直把这套《鲁迅全集》珍藏在身边，并伴随他度过了身陷囹圄的27个春秋，直到1977年他逝世后，才被上海档案馆收藏。

四

潘汉年倾注精力，积极组织推动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成就斐然。这时，更加艰巨的使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的革命生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31年4月，党中央调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工作，担任特科二科科长，随后又成为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在此期间，潘汉年协同陈赓、李克农，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果断地清除了顾顺章叛变后遗留的隐患，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参与组织、护送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员转移到苏区的工作；参与粉碎敌人伪造“伍豪事件”的阴谋；配合宋庆龄，联络国际国内知名人士，积极营救牛兰夫妇，在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此外，潘汉年凭借智慧和人生经历，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地下情报工作网，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士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杨度、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和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佐尔格、路易·艾黎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艾黎始终深深怀念这位中国战友。他在回忆中特别强调了潘汉年对党的秘密工作所作出的贡献，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从1931年到1933年，潘汉年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出色地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风险，度过了几百个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工作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

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即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汕头去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协助张闻天编辑党刊《真理》。8月，中华苏维埃大学成立，潘汉年被任命为校务委员。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1933年10月，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就抗日反蒋问题举行谈判。10月26日，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底，他又和黄火青等到福建与十九路军领导人就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消除了工农红军和十九路军的对峙状态；双方开展了经济贸易；对方还释放了政治犯60余人，并默认进步团体的存在，从而为恢复中共地下党在福建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1934年10月，潘汉年与何长工到江西寻乌地区和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的代表就联合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持续了三天三夜，结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完成谈判任务后，潘汉年加入了长征队伍。在征途中他被编入中央直属团，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这时，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潘汉年谈话，决定派他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的陈云到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设法与共产国际恢复电讯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并要潘汉年先行一步。潘汉年在中共贵州工委负责人秦天真的协助下，历经艰辛，经香港回到上海，与陈云于同年8月先后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转赴莫斯科。

五

潘汉年到苏联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向全世界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侵占了中国的华北地区，进而准备灭亡全中国。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为此，从1935年秋天起，蒋介石就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官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1936年年初，中共代表团指定潘汉年为谈判的联系人。

潘汉年接受任务后，同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初步接触，邓文仪还向潘汉年交待了回国后找陈果夫联系的具体办法。临行前，潘汉年又听取了共产国际的苏共代表团负责人曼努伊斯基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意见。

1936年4月，潘汉年和胡愈之离开莫斯科，于5月初到达香港。随后，潘汉年立即派胡愈之到上海去找地下党联系，了解党中央的情况。同时，他又按照邓文仪说的联络方法写信给陈果夫，要他马上派人到香港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等，找到了党中央先期派到上海工作的冯雪峰。在香港期间，潘汉年和胡愈之着手宣传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他们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潘汉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报纸的宣传应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这是潘汉年和胡愈之从莫斯科回国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他们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