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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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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7月上旬，潘汉年从香港到上海，在上海停留了大约四五天，随即到陕北中央去。
潘汉年回上海后，即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潘汉年是主任，我是副主任。
1936年8月间，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后，两广反蒋事件失败的时候，潘汉年曾派我去做一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事情。我到上海南面郊区的一个很僻静的X园里（可惜地名已忘记，只记得里面有冷饮处和高尔夫球场）去见张学良，向张学良借用飞机。见了张学良，但是飞机没借成。到现在连当时要借飞机做什么用也给忘了。
1936年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恶化。那天晚上，我也曾经和潘汉年同志研究过，想请宋庆龄先生聘请更好的医生来诊治；但我们又都相信这个晚上是能够过得了的，到第二天再去和宋先生商量。……19日早晨5点多钟，我接到周建人先生的电话，说情况很坏了。等我到鲁迅先生家里时，他已经断气30多分钟了。我随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潘汉年，他报告了中央。
1937年8、9月间，即在抗战开始之后，叶挺同志来到上海。当时叶挺同志住的旅馆在沪西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潘汉年带我去看望叶挺同志。在那里我还碰到了李一氓同志。潘汉年告诉我，李一氓从西安调来，将在叶挺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8年2月间，左恭从南京到上海找到我，他想到香港找党的关系，我曾陪同他到香港去过一次。我到香港找到邵荃麟，通过邵荃麟找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左恭谈了话。我自己还到潘汉年家去做过客。这是我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整理者冯夏熊注：这是根据我父亲冯雪峰同志的遗稿整理的）
2。4 潘汉年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曹力奋
在潘汉年充满传奇神秘色彩的革命生涯中，早期曾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经历，人们知之甚微。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移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就不难发现，潘汉年受命转入党的隐蔽战线之前，已在左翼文坛驰骋了5年。他编辑出版新文学刊物，发表大量别具风采的杂文、小说和新诗，积极投身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由一个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成长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组织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筹备与成立，推动了上海左翼革命文化阵营的形成，并扩展至平、京、津、汉、广等各大城市，为开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一、崭露头角的创造社“小伙计”
1923年10月12日，17岁的小学教员潘汉年以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首新诗《不敢》叩开了文坛之门。望着报上印成铅字的一行行小诗，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令他兴奋不已。两年后，潘汉年只身离别故乡宜兴，踏进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潘汉年迫切希望能在这片洋溢着五四新文化清新气息的土地上尽情汲取更多更新的知识。他先是考取了文艺界知名人士黎锦熙、黎锦晖兄弟开办的中华国语专科学校。不久，学校因故停办，潘汉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编辑部。五卅惨案的发生，把不甘于终日埋首书案的潘汉年卷入中华书局职工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的行列，其间结识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中共党员。随后，潘汉年还积极参与发动中华书局职工向资方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校对工作之余，潘汉年笔耕不辍，创作的新诗、童话、杂文、短论陆续见诸报端，逐渐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25年9月，潘汉年应同乡周全平之邀去《洪水》编辑部帮忙。该刊是著名新文学团体创造社自五卅运动后一改浪漫主义创作倾向而创办的，它注重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的讨论，抨击现实生活的黑暗与不公，很受青年读者青睐。编辑部因人手紧，没有明确分工，编辑、校对、发行，大家样样都干。这给了潘汉年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次年春，创造社出版部成立，租了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11号作门市部，潘汉年正式加盟其间、和周全平、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等几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出版部主要出版、发行创造社成员的作品和《洪水》半月刊，工作紧张忙碌。潘汉年所分管的是刊物订户工作，他善于同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员交往，与许多读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精力充沛的“小伙计”们不满足于出版部的繁杂工作，余暇闲聊中，潘汉年提议办一份“小伙计”们自己的刊物，大家一致响应。说干就干，一张由潘汉年全权负责编辑的八开四面小报《A11》诞生了。从取自出版部门牌号的刊名，足以看出潘汉年等年轻人不拘泥于传统，富有创新意味的鲜明个性。潘汉年在《A11》创刊号上写道：出版部被“四围的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想伸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周围的碳酸气。”①《A11》为“小伙计”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而愤世嫉俗提供了宣泄之处。十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出自潘汉年的手笔，其中《原来如此“内除国贼”》一文，就进步报人邵飘萍因“有宣传赤化嫌疑”惨遭杀害发出悲愤的感叹：“中国的国贼，原来不是军阀，不是资本家，不是串通外人的卖国者，是‘有宣传赤化嫌疑’的不爱国者！谁说的打倒军阀呢，‘内除国贼’的‘国贼’还要请军阀去除的。”②
①尹骐；《潘汉年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88页。
《A11》仅出至第5期便夭折了。十余天后，潘汉年又主编出版了内容比《A11》更丰富充实的32开《幻洲》周刊。不幸的是该刊也只发行了两期即被查禁。紧接着，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宣传共产，发行过激刊物，肆意毁谤政府”的罪名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没收了全部《洪水》半月刊，并抓走了叶灵凤、柯仲平等4人。潘汉年、周全平因不在场而幸免。事情发生后，潘汉年等人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他首先想到同在三德里的中国济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救济革命被难者为主要职责的革命群众团体。潘汉年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他们答应聘请律师为叶灵凤等出庭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上门拜访商务印务馆老板高梦旦，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圆满解决。创造社出版部复业，叶灵凤等人获释归来，只是《洪水》未能复刊。
在参与编辑《洪水》半月刊的同时，潘汉年面临着人生旅途的重要转折点，他作出了神圣而庄重的选择。1925年秋，潘汉年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青年，他已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员文化战士。
二、《十字街头》的文坛骁将
短短数月中，创造社一系列刊物《A11》、《幻洲》、《洪水》遭禁，这非但没有使潘汉年心灰意冷，相反激起他向封建军阀政府奋起抗击的勇气和信心。在冷静总结前一阶段办刊经验的基础上，1926年10月，潘汉年与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问世了。该刊以“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为一无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为宗旨。分上下两部，叶灵凤主编上部《象牙之塔》，专登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载杂文、述评、随笔。上下两部风格迥异，给人一种标新立异的感觉，但也可能是潘汉年为避免重蹈《幻洲》周刊覆辙而巧妙运用的一种策略。
潘汉年坚守的一条办刊原则是：“不计毁誉，凭着要出版的精神，始终如一的干下去。”“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自己要说的话。”①他认为每个刊物必须有独立个性，“只凭读者的喜欢与否来绳准内容，就要商业化了。”因此，在主编《十字街头》时，他提倡一种“街头哲学”，即采用街头搜集来的材料，通过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作出评判。潘汉年把自己标榜为“新流氓主义”，并解释道：“新流氓”应有的精神是“好管闲事”。“只要是社会上的一切变化，与我们都有影响，我们都应当问信。”②从这里，我们能够领略到潘汉年身上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②《牺牲者》，花城出版社，第197页。
《幻洲》半月刊从创刊至1927年2月，每期《十字街头》总有一半以上的文章是潘汉年用不同化名写就的，共发表近40篇杂文小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就连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及《幻洲》是当时最风行的刊物。本着“好管闲事”的精神，潘汉年写下了《山东大学行跪拜礼》、《又是投壶》、《仍恐有伤风化》、《电话局长的礼教》、《极刑问题》等文。在《爱国的先生们到哪里去了》一文中，潘汉年谴责那些口口声声高喊外抗强权、爱国保家的国家主义者，面对租界当局在租华交界处设置电网、不准华人通行所表现出的沉默，尖刻地嘲讽与断言：“拥护国旗红黄蓝白黑，正是保家又爱国！青天白日满地红，亡国又灭种！①这些文章大都切中时弊，锋芒直指军阀政府、国家主义派、维护封建文化的复古派。
①《潘汉年杂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转眼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取得了节节胜利，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扩展到长江流域。潘汉年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伐前线南昌的信函。原来，是创造社前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前去南昌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征得党组织同意后，是年2月，潘汉年走出“十字街头”（《幻洲》因之而停刊），赶赴南昌，换上戎装，英气勃勃地投入工作。为适应军队宣传鼓动的需要，潘汉年努力将报纸办得严肃而不失生气，以通俗朴实的文字鼓励军营官兵团结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4月中旬，潘汉年奉命回到上海。在三德里，分别两个月的“小伙计”们沉浸于重逢的喜悦中。岂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勾结上海帮会流氓，在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策动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无数工人、学生和市民惨死在枪弹下，宝山路三德里一带血流成河。潘汉年亲眼目睹大屠杀的惨状，悲愤交集。鉴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大规模“清党”，潘汉年遵照上级党的指示，辗转于武汉、九江等地，于7月底重返上海。
国民革命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潘汉年的心情是复杂而痛楚的。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患，很快化为拿起笔杆作刀枪，不屈不挠继续战斗的精神力量。潘汉年找到老搭档叶灵凤，决定重振旗鼓，恢复出版《幻洲》半月刊。他们把编辑部从笼罩着“四一二”大屠杀阴影的三德里迁到霞飞路一家皮鞋店楼上。临街的屋子，终日充斥着马路上有轨电车、汽车等嘈杂声，潘汉年给书斋取了个雅号名曰“听车楼”，并以“听车楼随笔”为题，在《十字街头》上撰写了多篇笔锋犀利、矛头对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杂文：《汪先生悔不当初》、《禁止白话文与切切毋违此令》、《普天共庆》、《释国家主义者的新口号》、《血淋淋的头》、《又多了一种党间》、《南京事件》。《爱国先生的真革命》等。在国民党右派一片“清党”声中，潘汉年的讽刺诗《元旦书红》刊登在《幻洲》上：“元旦书红，万事亨通。刀下头落，革命成功。升官发财，有吃有用。委员老爷，革命光荣。汽车马车，革命交通。租界洋房，革命寓公。忠实同志，纳贿从容。上拍下吹，官运走红。赤化暴徒，决不留种。杀尽青年，清党反共……”①诗刺痛了国民党政府，《幻洲》被政府以“宣传反动”的罪名查禁。《幻洲》刚被查封，潘汉年即以专为青年说话的周刊《战线》取而代之。这充分展示了潘汉年机智顽强、灵活善变的战斗个性。他在《战线》的开场白中写下了一段肺腑之言：“我们甘愿顶着反动的罪名跑上战线去冲锋，不能日视敌人猖狂而退缩，我们甘愿牺牲在权威的枪炮之下，不能为了个人的苟安偷生而做忠顺的奴才。”②
①《牺牲者》，花城出版社出版，第313页。
②《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8期，第24页。
这一时期，潘汉年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先后发表有十余篇短篇小说及一部长篇《牺牲者》（未完成），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离婚》，后期部分作品刊登于他和叶灵凤1928年初共同创办主编的《现代小说》月刊上。该刊创刊时偏重于反映爱情生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在革命文学口号的影响下，办刊方针转变为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上，倡导“普罗文学”，增辟了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栏目。潘汉年的代表作《浑沌中》、《白皮鞋》、《法律与面包》、《浮尸》等，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时代气息，从内容到形式无不打上革命文学的烙印。在小说《例外》中，潘汉年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了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没有我们革命者现实的幸福，我们的生活只是热烈的斗争，我们的命运只是流血的牺牲，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创造未来的光明自由社会的实现。”①
①《牺牲者》，第112页，花城出版社。
三、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
——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组织者
从1928年起，潘汉年以其出众的才华在后期创造社中脱颖而出，但潘汉年办事的机敏、干练，特别是广泛的社会活动能力更引起党组织的重视和赞赏。还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期间，性情温厚、开朗、善于交际的潘汉年结识了一批文化、新闻、出版界的进步朋友，他们中不少人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为加强对文化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开辟党的文化工作新局面，由宣传部长李富春找潘汉年谈话，布置了任务。同年夏，潘汉年根据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指示，把上海各文化团体及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员集结起来，组成上海文化工作者支部，江苏省委指定潘汉年为书记。同年冬，文化工作者支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任书记。1929年6月至7月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年仅23岁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党的第一任文委书记。至此，他的主要精力转向领导文化界党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项艰巨工作，就是解决了持续一年有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身为创造社成员的潘汉年也盲目地参与了对鲁迅的批判。1929年秋，论争才引起党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对论争的起因和过程作了分析研究，确认这是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双方在坚持革命文学的方向上并无原则分歧，批评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所犯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要求党员作家首先停止对鲁迅的批判，结束论争，争取把一切进步文艺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对敌。
潘汉年考虑到论争给双方在感情上造成较大的隔膜，要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必须从扭转创造社、太阳社党员的思想入手。潘汉年在与创造社党小组成员阳翰笙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由冯雪峰、夏衍、柔石、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等参加的党员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基本取得了共识：文化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作为文委书记的潘汉年，此时一面对太阳社、创造社党员思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一面在《现代小说》上发表了《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一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就论争的焦点问题重新进行辩证的、客观的理性思考，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潘汉年在文章中首先提出，把普罗文学限制于仅仅描写普罗生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无产阶级以其独立的不同于其他阶级的观念形态，产生了本阶级的艺术。区别什么是普罗文学，应当看他创作的立场是否从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出发，而不是用创作的题材是否写无产阶级生活为标准。潘汉年认为：“现在中国所有压迫、束缚、侵略、阻碍无产阶级利益的对象，都是我们普罗文学的题材。”①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无论工人题材，还是地主、资产阶级、小市民、农民的生活都能写。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只有写无产阶级本身生活，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当然，潘汉年也承认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是普罗文学的极好题材，但这决非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可以写成的，唯有亲身观察体验普罗生活，奋勇地参加普罗斗争实践，方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普罗文学作品。潘汉年对上海左翼作家所处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环境十分熟悉，他进一步提出：“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无产阶级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的一切事物来做题材？至于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无产阶级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②在这篇文章中，潘汉年阐明了普罗文学的划分标准、题材范围，这是他从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所作的初步探索。
①《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②《现代小说》第38第1期。
不久，潘汉年又撰写了《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判》一文，要求从事左翼革命文学的同志通过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巩固我们的阵线，整齐我们的步伐，以利于左翼文学运动健康发展。文章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批判的目的与手段，绝不允许从个人利害关系或私人感情出发，用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态度去攻击别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现在，自我批判的工作是很不够的。“为了要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普遍化，为了要确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理论，为了要指摘作家思想与生活的错误，为了要指导一般青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我们应当马上开始中国普罗文学运动的自我批判。”②这样才能纠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自负的态度和不正确的倾向。
①《拓荒者》第1卷第2期。
②《拓荒者》第1卷第2期。
潘汉年的两篇文章对历时年余且近白热化的论争得以逐步平息起了决定性作用。论争双方开始正视、认识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分清了文化战线上真正的敌友，在携手并进中加深了理解与沟通。最终使这场“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罗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①
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平息论争的基础上，潘汉年又召集创造社、太阳社的党员连续开会，讨论以何种形式把一切进步作家组织起来。几经商议，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建立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文学团体。潘汉年让冯雪峰去鲁迅家中拜访，就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听了冯雪峰的汇报，高兴地表示赞成。此后，潘汉年又同包括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及党外人士郑伯奇在内一起座谈，再次重申了党中央结束论争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已存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上，经潘汉年提名，由各方商量后推定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夏衍等12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1929年10月，潘汉年在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上，要求尽快拟订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左联纲领，分头征集会员。他还叮嘱夏衍、冯雪峰等人及时向鲁迅通报每次筹备会议的情况。左联发起人名单和纲领形成后最先征得鲁迅的同意，再由潘汉年过目后转送党中央审阅，于1930年1月定稿。
这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对鲁迅的争取、团结工作。尽管潘汉年曾参与了创造社对鲁迅的批判，当党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论争和对鲁迅的批判后，潘汉年勇于率先作出自我批评，并专程赴内山书店与鲁迅交谈，虚心倾听鲁迅对左联筹备工作的意见。潘汉年的真诚坦荡和高度的党性觉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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