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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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云压城的岁月，新疆的老朋友们听到了关于“梅花党”的传说，听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们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怎么反而被颠倒为到边疆“刺探军情进行特务活动”呢？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为这样，老朋友们一听说彭加木劫后余生，仍重返边疆，何等欢欣，奔走相告。他们都巴不得想早一点看到虎口逃难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别重逢，彭加木却只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个劲儿打听新疆分院186的现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严师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记者愕然。

确实，说来颇使人难以相信：彭加木多次来疆，是新疆分院的“开国元勋”之一，可是，他的唯一“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在别人看来，这几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来，却理所当然！

过去，彭加木来新疆是为了“铺路”；如今，彭加木来新疆也是为了“铺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发展科学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悉心培养一批科学人才。于是，彭加木在新疆，带了四个助手，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这四个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面都是新手：

小李，她虽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从来没摸过电子显微镜；小赵，新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多少专业知识；吾尔尼沙，维吾尔族姑娘，新疆医学院的毕业生，连讲汉语、看中文书籍，都感到吃力；小关，高中毕业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他，正是让这四个年轻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学高峰的道路！

小李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夏天，陈善明带着她去见彭加木。当时，彭加木正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小李心里可紧张呢，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谁知彭加木一见她，便拿来一堆病毒照片给她看，又领着她参观电子显微镜，小李看到电子显微镜构造那么复杂，操作又是那么精细，害怕自己难以胜任。

彭加木却鼓励她道：“没关系，慢慢做，就会的。我在学校里，也没见过电子显微镜。”过了几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随便了。

小李是个急性子的人。她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缝错了，照理应当用刀片把线一点点拆开，然后重新再缝。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结果做成的新衣虽然一次也未穿过，却已打上了补丁！然而操作电子显微镜，却要非常细心、耐心。要拍一张病毒照片，从田间采样开始，切碎、浸取、差速离心、提纯、成膜，一直到拍摄，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不论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无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术熟练，一个上午能拍90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个上午，连一张都拍不好。小李着急了，越急越是乱了套！

彭加木见了，总是安慰她：“急事要慢做，欲速则不达。你要学好电子显微镜，先要改掉你的急性子！”

一开始，小李每拍一张照片，送到彭加木那里，总是打回票。彭加木是很严格的，不是说照片丝点不清，就是说反差太小，不合乎要求，绝不会“通融”的。

有一次，小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拍出一张清晰的病毒照片，得意极了，拿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这次点了点头，说“拍得不错”，紧接着，他又了头，说道：“裱照片用的纸，不合格，说明词也写得太潦草。俗话说，‘赖货也要好包装。’你重新裱一下，说明词也要重写！”

小李写起实验报告来，常爱把“为害”写作“危害”，把罗马数字“ⅠⅤ”写成“Ⅳ”。彭加木见了，总是逐字帮她改正。

彭加木写出了论文初稿，也总是请助手们审看。有一次，小李看到彭加木把“沉淀”写成“沈淀”，便指出他写错了。彭加木二话没说，立即改正。

有一次，师生俩为了一个名词，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在一篇论文中，彭加木谈到新疆的一种小麦品种，写作“塔拉姆”。小李一看，说写错了，应当是“勃塔姆”。彭加木听了，马上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见上面写着“塔拉姆”，便指给她看。

谁知小李也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见上面写着“勃塔姆”。这下子，彭加木不响了。他并不轻易认为自己错了，但也不轻易否定小李的意见。这种小麦，是他们在石河子农场考察时听说的。于是，便挂长途电话查问，对方答复道，应当是“勃塔姆”。

彭加木就照改了。彭加木一向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这一次，他却很高兴，因为他培养了一个严格的学生。

小李呢？她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从她的严师——彭加木那里学来的。

◆“你是维吾尔族的骄傲”

跟小李相比，吾尔尼沙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更加困难。

吾尔尼沙30来岁。她本是学医的，1970年从新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去哈密工作。直到1975年，才调到新疆分院。她连中文资料都看不大懂，而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却还要懂得英文呢！

彭加木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来培养这位维吾尔族的科学工作者。

尽管彭加木对吾尔尼沙的要求很严格，可是，却跟培养小李的方法不一样。他知道，吾尔尼沙胆子小，常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所以彭加木总是热忱地鼓励她，使她对事业充满自信。

当吾尔尼沙第一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病毒的时候，尽管彭加木为她放好样品，调好焦点，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吾尔尼沙的脸上，出现了焦急的神色。

彭加木自己观看了一下，告诉她病毒在什么地方，安慰她道：“尼沙，看不见没关系。我最喜欢说真话的人。你看到什么，就说看到什么。别紧张。”

吾尔尼沙看了好久，总算看到了。

彭加木马上跷起大拇指，说道：“你进步了！只要多看，多做，多拍，就会成功的。”过了几天，彭加木把样品放好，让吾尔尼沙用电子显微镜拍照。经过多次失败，吾尔尼沙终于拍出了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拿着这张照片，高兴地对她说：“尼沙，你拍得好，你成功了！我在照片上写上你的名字——这，是你拍出来的！”

渐渐地，吾尔尼沙学会了拍摄电子显微镜照片。这时，彭加木又对她说：“尼沙，你会拍照片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现在，你还要进一步学会看懂照片，分析照片……”

彭加木总是对吾尔尼沙这么说：“不要怕困难，要刻苦学习。不懂，不要怕，有问题尽管来问我。你是维吾尔族的骄傲！将来，你要当师傅，要培养出一大批维吾尔族的科学家！”

有一次，彭加木写好一篇论文，把初稿交给吾尔尼沙，请她审看，吾尔尼沙一看，见把她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连连说：“不行，不行。彭先生，这是你的论文，怎么好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

彭加木指着论文中的照片，说道：“这照片不就是你拍的吗？这篇论文是我们小组共同写的，其中有你的贡献，你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

1979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在杭州屏凤山举行年会，彭加木提议让吾尔尼沙作为新疆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组的代表，在会上宣读论文。

这下子，吾尔尼沙可犯愁了，她说：“我怎么能在那么多专家面前作报告呢？”

彭加木鼓励她道：“专家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搞科研，你也在搞科研哪！如果你讲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帮助你的。”

虽然吾尔尼沙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又变卦了。她跟彭加木说，不离开新疆到内地开会。

彭加木不明白，吾尔尼沙从未到过内地，怎么会不愿去呢？

一调查，原来是怎么回事——她的爱人不同意！

原来，吾尔尼沙的爱人叫卡德尔，在仪表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凯撒尔八岁，小女儿薇丽亚四岁。在维族家庭中，家务主要是由妇女承担。如果吾尔尼沙出差了，谁来照料孩子呢？

彭加木就来到吾尔尼沙家里，和卡德尔谈心，告诉他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应当支持尼沙去，这是维吾尔族的光荣！

卡德尔听了，非常感动。后来，卡德尔又从吾尔尼沙那里知道，彭加木自己不去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让给尼沙去。卡德尔激动地对妻子说：“听彭先生的话，你去吧！彭先生是内地人，那么远跑到我们新疆来支持工作。彭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你去吧，家务事我来干！”

在卡德尔答应之后，吾尔尼沙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的年会上，吾尔尼沙作为第一个走上讲台的维族科学工作者，深受大家欢迎。吾尔尼沙，用汉语作完学术报告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曹天钦教授对她说：“你讲得很好，希望你进一步进行研究，下一届年会时再来作报告！”吾尔尼沙听了，受到莫大鼓舞，后来她在作报告时的照片，登在《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学报》上。卡德尔看了，非常高兴。

1979年秋天，为了进一步提高四个新手的业务水平，彭加木给他们办好了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的手续。这一次，卡德尔热情支持妻子前去学习，说道：“多学一点东西，不要空手回来！”

来到上海之后，这四个新手就在彭加木领导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学习。

彭加木担心吾尔尼沙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便请她到自己家里住。彭加木很尊重维族的民族习惯，特地买了一套新的炊具，让吾尔尼沙烧牛羊肉吃。这件事使吾尔尼沙深为感动，同时也很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吾尔尼沙看到彭加木的工作是那么繁忙，生怕给他多添麻烦，一定要搬到旅馆去住。

搬到旅馆之后，彭加木常去看望吾尔尼沙，叮嘱她：“你是个小丫头，要抓紧时间多学习。除了星期天之外，不要去逛街。”

吾尔尼沙在上海学习了几个月，彭加木先回新疆了。

刚到乌鲁木齐，彭加木便去看望卡德尔，问他和孩子们好。

当吾尔尼沙实习结束，回到家中，发现一件怪事：孩子们一见到她，便说上次她托彭伯伯带来的上海糖果和巧克力真好吃。可是，吾尔尼沙并没有托彭加木带过东西呀！一打听，她才明白：原来是彭加木自己花钱买了糖果和巧克力，送给孩子们，却说是妈妈带来的！吾尔尼沙把这件事告诉卡德尔，卡德尔连连说：“彭先生真是一个关心同志的好人哪！”

◆挚友·同志

彭加木对小李从难从严，对吾尔尼沙热情鼓励，对小赵、小关则手把手教。彭加木培养小李和吾尔尼沙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培养小赵、小关掌握样品的浸取、抽提技术，这两方面的技术，都是进行植物病毒研究必不可缺的基本功。

彭加木跟小赵接触不久，很快就发现，小赵跟小李的性格迥异，小李直爽、敢说，而小赵则胆子小，性格比较浮，有一次，彭加木把论文初稿交给小赵，请他提意见，小赵一字未看，便说：“您是老专家，我能提啥意见？”彭加木听了，很不高兴，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便说：“下次再不许讲这种话了。这论文是我们共同做的，是用我们几个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的，我们都是作者，有啥说啥，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这次谈话，引起了小赵的注意，从那以后，小赵有了进步。他不再把彭加木当作那种家长式的权威，而是看成挚友、同志。这时他又表现出有点得意洋洋，喜欢在别人面前吹嘘，说：“彭先生真不错，

真平易近人，常跟我们这样的小助手平起平坐，写了文章还叫我帮助他改哩！”

尽管小赵流露出一些缺点，彭加木对他毫不嫌弃，而是从各方面关心他，帮助他。在外出考察途中，给他讲历史，讲故事。有一次，彭加木在汽车上一连讲了好多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大家听了笑痛肚皮。小赵感到奇怪：彭先生不是新疆人，怎么对阿凡提的故事那么熟悉？彭加木告诉他，新疆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一本《阿凡提的故事》，他只是个“贩子”而已，那些故事都是从这本新书中“贩卖”来的。他劝青年人不要只看科技书，也应当看些历史、文学、音乐、美术方面的书，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向小赵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的诗集《片石集》，并将这本书送给了小赵。

工作上，彭加木对年轻的同志要求严格，从不马虎。实习结束了，四个新手中，三个完成了实习任务，小赵一人没有完成。小赵很着急，想跟大家一起走。彭加木知道后，要小赵一个人留下，再学几天，完成任务再走。他语重心长地说：“来实习，就得把本领学好，要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回新疆，你们都将要独当一面，不会独立工作是不行的！”

对年轻的助手，彭加木不仅言教，更注意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如研究植物病毒的第一步是从样品中提取病毒，然而这一工序目前仍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每次从田间采到有病的枝叶（数量往往达几百个）之后，送回实验室，要马上用菜刀剁碎枝叶。然后放在石臼中捣烂，即把植物细胞的细胞壁捣破，使其中的病毒能用抽提液提取出来。这工作，也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取样一次，往往要用石臼捣几千次之多！这样才能提取到较多的病毒。接着，还要加缓冲液，用纱布过滤，低速离心，去渣，用氯仿处理滤液，差速离心，提纯病毒……

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彭加木和助手小赵负责。他们常常干到深夜，甚至通宵。经过连续几天的剁呀，捣呀，滤呀，离心呀，最后才提取到了一点点纯净的病毒。

在结束一次提纯病毒的实验之后，还要把工作过程中用的几十种试管及烧杯等仪器一个个洗妆（要用自来水洗，去污粉擦，最后用蒸馏水洗三遍）。而且每提取一种病毒，很少一次成功。常常要走失败——重做——再重做，一直至胜利的道路。每重做一次，要多捣几万次石臼。如抽提甜瓜花叶病毒，就是失败了二十多次才获得成功的。

这种繁重、琐碎、单调的工作，有的研究人员交给助手去做。而彭加木在这方面却从来不撒手，他总是身体力行，与助手一起做。有时，他甚至还骑着自行车，到一两百公里之外，亲自采集样品。

就这样，彭加木和助手们一起处理过上百个病毒样品，从中提取了玉米、甜瓜、大丽菊、苹果、燕麦、小麦等作物的病毒。如果要统计这一过程中彭加木手持菜刀剁了多少次，用石臼捣了多少遍，洗了多少支试管、烧杯，恐怕不得不求助于电子计算机了！

至于小关，彭加木更加耐心地从头教起。因为小关是个高中毕业生，基础较差。有一次，彭加木和小赵经过多次抽提，得到一小试管样品。试管中上半部是溶液，下半部是渣。要提取的病毒，是存在于溶液之中的。小关不懂，竟把千辛万苦得来的上半部溶液倒掉了，剩下无用的残渣。对此，彭加木并没有斥责小关，而是耐心地把原理讲给小关听。

由于彭加木针对四个助手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所以助手们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独立工作了。彭加木看到助手们的进步内心十分高兴，但是，为了使他们不致自满，除了对吾尔尼沙之外，他很少当面表扬，相反总是严格要求。

在彭加木的带领下，助手们奔赴新疆各地，行程万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塔城、奎屯、石河子、伊犁、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他们共同努力，写出了许多关于新疆植物病毒的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病毒学上的空白，并为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的助手曾用这样发自内心的话语，称誉彭加木：

不曾见过彭先生畏惧困难，也不曾见过他颓废懊丧。结果不满意时，他总是说：“我再做做看。”“我来做给你看看！”“不要急，好事多磨嘛。”

不曾见过彭先生摆过架子，也不曾见过他支使别人。虽然他是研究员，可是从田间采样、刷洗试管到冲洗照片，他都乐于亲自动手去做。他常讲：“我们干的是实验科学，就是要多动手，不能轻视平凡的劳动。”

不曾见过彭先生下车伊始，叽里哇啦，也不曾见过他指鹿为马。别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说：“等我们做做看。”

不曾见过彭先生居功自傲，也不曾见到他停车靠站。他总是向前看，每当我们获得了一点进展，彭先生总是兴高采烈，但跟着总是说：“下一步……”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列上了新的计划。

不曾见过彭先生有片刻的懈怠，也不曾见过他虚度片刻光阴。就在他要乘飞机回上海的当天上午，还在和我们一起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就是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很少见他打一个盹儿。我们知道他患过癌症，我们知道他天天都在服药，我们常常听到他那阵阵干咳。

他常说：“艰苦的劳动会带来丰收的喜悦。”在彭先生的帮助指导之下，我们国内的生物化学家认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开了局面”。

◆“彭先生是一团火”

彭加木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他常常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

就拿小李来说，她出身于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之家，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写过入党申请。可是，由于她父亲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她一直未能入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父亲的政治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人们仍用老眼光看她。为了这事，小李感到苦闷，常常影响工作情绪。彭加木知道了她的心事后，多次找她谈心，鼓励她继续写入党申请，争取进步。小李感动地说：“彭先生是一团火，把别人冷掉了的心烤热了！”

陈善明是在彭加木热情鼓励之下，于1958年毅然离开上海，到新疆工作的。当时，他的爱人不在上海，家中只有三个孩子。彭加木和夏叔芳便主动关心这三个孩子。晚上，彭加木常给这些孩子辅导功课，教他们写字。每隔一两个月，彭加木给孩子拍张照片，寄给陈善明，使他安心在新疆工作。彭加木很关心陈善明的入党问题，从50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彭加木多次鼓励陈善明写入党报告。他几乎每次来疆，都问及陈善明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同志，由于在“四害”横行时，曾被污蔑为彭加木在边疆“搜集情报”的“特务”，她爱人又因其他问题受到冲击，因而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1977年，彭加木重返新疆，立即去看望他们夫妇。这时，他们俩正在联系调往南京或成都工作，彭加木一听，连忙劝他们：“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新疆也有希望了。内地需要人，边疆更需要人。在边疆，培养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容易啊！你们在这里工作多年，熟悉这里的情况，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工作，为边疆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彭加木的一席话，使夫妇俩打消了调离边疆的念头。他们说：“老彭受了那么大的冤枉，还坚持来新疆工作，我们怎么好意思离开新疆呢？”

1980年3月，彭加木来到广州，与阔别多年的哥哥彭浙重逢。彭加木发觉，哥哥因在“四害”横行时，被关进“牛栏”（广东称“牛棚”为“牛栏”）达八九年之久，为此事，至今仍有一股埋9情绪。

彭加木鼓励哥哥：“别灰心，要朝前看！集中力量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过去的时间荒废了，剩下的时间更宝贵。要抓紧时间，为‘四化’出把力！”

彭加木从手提包中拿出幻灯机，在哥哥家里放映。哥哥知道彭加木受到的委屈比他大得多，可是，彭加木斗志昂扬，在边疆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一边看幻灯片，一边受到了教育，决心不9天，不尤人，从现在做起，赶紧为‘四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彭加木像一团火，温暖着别人的心，使许多被“四人帮”迫害得心灰意懒的同志，振奋起精神，扬起风帆，朝着“四化”的大目标前进。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在这里请允许我用白描的手法，罗列许多在采访中了解的关于彭加木的小事。这些事虽小，但“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彭加木心灵手巧，样样事情都喜欢做，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雅号“万能博士”。星期天，如果他在家休息，领导们常来“抓差”，请他修自行车。他备有一套修车工具，本来是供自己骑“老坦克”外出时修复用的，此时便用来替邻居修车。只见他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