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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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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彭加木同志的安全极为关心。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已于18日派副院长陈善明带领一部分人员赶往出事地点。从19日到今天，乌鲁木齐部队和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又派出十多架飞机和一支地面部队到罗布泊地区寻找，但到23日上午记者发电时止，还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下落。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侧耳谛听着从收音机中吐出的每一个字。我的心飞向千里之外的大漠之中。
这是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篇报道。正是这篇报道，使刚刚失踪不久的彭加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后来，我在前往马兰核基地采访的时候，结识了赵全章。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底楼，赵全章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1980年7月13日，在库木库都克的搜索队帐篷里，我对赵全章进行了采访。
据赵全章告诉我，他当时是在乌鲁木齐机场送客的时候，无意之中得知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他经过采访、证实之后，发表了《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这一新闻。
赵全章告诉我，那是1980年6月20上午10时许，他到乌鲁木齐机场送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张新时出国。送走张新时之后，在上汽车回去的时候，新疆八一农学院副教授徐鹏告诉他，刚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哈林匆匆赶到机场，他无意中听见，哈林告诉即将登机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这一消息，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赵全章在归途中，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他在值班室询问了情况，得知事情的经过：曾奇迹般地战胜癌症而闻名全国的生物化学家彭加木所率领的十人科学考察队，在完成对罗布泊南部洼地的考察后，经过六天的跋涉，于6月16日抵达疏勒河古道南侧的库木库都克。宿营后检查水箱油罐，发现所剩的水只够维持三天的生活，便于当晚急电某基地请求支援。6月17日午间，基地复电：18日送水，请原地待命。队员们准备向彭加木报告，发现彭加木不见了。只见在他经常休息的吉普车驾驶室里留着一张小纸条，上面用铅笔写道：“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10：30。”大家赶紧致电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同时出动三部吉普车分头寻找，但直到天黑也不见彭先生的踪影。
赵全章还查阅了值班日记，证实了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
赵全章告诉我，他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出来，乘坐公共汽车回到新华社新疆分社，当即写了新闻稿交给采编组。根据分社领导意见，改了一稿，便传真到北京新华社总社。这篇新闻稿，最初是作为内参。由于是供领导看的内参，这篇新闻稿中谈及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只有一两架飞机，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
翌日——6月21日，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这一新闻，说：“发公开稿！”
总社立即把社长穆青的意见转告新华社新疆分社。于是，赵全章又赶到新疆军区采访，查阅了科学考察队从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发给军区的电报。回到新华社新疆分社之后，赵全章把新闻稿作了修改，改成公开发表用的稿子。新华社新疆分社立即把新闻稿发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请他们审阅。
赵全章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不同意马上公开发表彭加木失踪的新闻。6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把彭加木失踪的情况向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通报，并希望做好彭加木家属的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立即赶去看望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向她“吹风”。
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向来关注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他对新华社的内参作了批示，要求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
当天晚上，新华社总社向新华社新疆分社催问彭加木失踪新闻稿的修改情况。
6月23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第673期上，作了批示。我后来在新疆“720”基地值班室值班记录上抄录了华国锋的批示，全文如下：
方毅、李昌同志：
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搜找。
华国锋
6月23日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根据华国锋的批示，要求加强对彭加木的搜索工作，调动更多的飞机和地面部队进行搜索，一定要找到失踪的科学家彭加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得知华国锋的批示，立即表示同意发布彭加木失踪的新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也同意发布彭加木失踪的新闻。这样，在23日晚，新华社新疆分社发出了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电讯。
6月24日，全国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新疆分社关于彭加木在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失踪的新闻。
消息传出，全国关心。
由于华国锋和方毅的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出动飞机参加搜索，新疆驻军以及公安部都派出了搜索队，在罗布泊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就在新华社新疆分社第一次报道彭加木失踪的翌日，继续发表了《党中央关切彭加木的安全》的报道，原文如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4日电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失踪后，党中央和有关方面极为关怀。现在搜寻进入第8天，仍无下落。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彭加木的安全极为关切。6月23日，他就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配合搜寻做了具体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多次询问彭加木同志的情况，具体过问寻找工作。
6月17日考察队迷途和彭加木失踪后，罗布泊地区附近的驻军迅速投入搜寻、援救工作。17日当天，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即到达沙漠前沿，指挥援救工作。他们还派出领导干部率领部队向出事地点进发。驻疆空军部队连续出动飞机搜寻，对遇险人员空投了饮水、汽油、食物。现在除彭加木一人失踪仍然没有着落以外，其他六人安然无恙。
同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又发出电讯《彭加木失踪前已率队穿越罗布泊》，全文如下：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在失踪前，已和他率领的考察队穿越罗布泊的湖盆。这是历史上科研人员第一次穿越湖盆。
有些中外学者过去也曾试图穿越罗布泊的湖盆，但都因道路艰难未能实现。彭加木带领的科学考察队最近从北到南，行程七十多公里，成功地穿越了湖盆。
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队员中包括化学、地理、地貌、水文地质、生物、土壤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最近在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考察队采集到的矿物资源标本和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普查，将有助于揭开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的自然之谜，为开发利用这里的矿物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在这以前，彭加木已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考察。1964年，他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到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洼地的三条主要河流（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河水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研究。根据气象和河流携带钾元素情况估算，罗布泊每年可以集聚数十万吨的钾，可能还有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是块“宝地”。1979年，他又进入罗布泊地区踏勘，为今年五月份第三次进入罗布泊地区做了充分准备。
彭加木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专攻农业化学。1956年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时，不畏艰苦，要求来新疆参加资源考察工作，在植物病毒和新疆资源分布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十年动乱中，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仍然关怀着边疆地区的科研事业。1977年后，他每年都来新疆工作。1979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在上海、新疆两地担任科研任务。
这天，新华社新疆分社还发出一篇电讯《彭加木失踪九天仍无音讯》：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5日电着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地区考察失踪已经九天，各方面加紧搜寻，仍然未见踪迹。
连日来，驻疆空军部队派出的飞机频繁起落来往于库木库都克出事地点和考察队大本营之间，一边紧张搜寻，一边运送物资、人员，传递消息。空军还专门派出两架飞机，在大本营待命，随时执行救助任务。罗布泊地区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派出的地面部队28人，冒着酷热，艰难地穿越了沙丘密布、流沙起伏的几百公里沙漠，于今天下午到达遇险地点。6月23日由直升机送到库木库都克附近驻军的一名干部和五名战士，正在和同彭加木一起遇险、仍坚持在原地的六名同志紧密配合，继续搜寻彭加木，但仍然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迹。
新华社是中国权威性的通讯社。全国‘文各报都纷纷人‘刊登新华社新疆‘书分社关于彭加屋‘木失踪的电讯。由于新华社新疆分社接连报道搜索彭加木的动态，一时间，罗布泊成为中国的新闻焦点。
◆我紧急受命飞赴新疆
当时正在上海的我，虽然忙于写作，但是一直关注着彭加木的命运，每天从报纸上阅读来自罗布泊的新闻。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关心上海科学家的动向是理所当然的。
1980年6月26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报道《上海科技界十分关心彭加木安全》：
着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加木同志在罗布泊地区考察时失踪的消息传出后，上海科技界的同志都十分关心他的安全。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海生化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领导同志，根据市委指示，看望了彭加木同志的爱人、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叔芳同志。她对党和同志们对彭加木的无比关切，深表感谢。
彭加木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科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为发展我国的植物病毒学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今年四月中旬，彭加木刚从海南岛归来，五月初又风尘仆仆地赶往新疆，率领科研人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不少科研人员表示：“彭加木同志不怕艰苦，不计报酬，一心一意搞科研，乐为四化作贡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980年6月30日，我从上海《文汇报》上读到关于搜索彭加木的最新消息《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发现线索》：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报道：参加指挥营救着名科学家彭加木的罗布泊附近驻军参谋长朱平对记者说，寻找彭加木的部队在离出事地点库木库都克以东十五公里处，发现了地上有人坐的印子和一双脚印，旁边有一张糖纸。
朱平说，这个情况表明，彭加木有可能在此休息过。彭加木17日上午离开库木库都克时曾留下纸条说他“去东找水”。如果他在此处休息过，那就表明他确是往东走的。
朱平说，从考察队员那里得知，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两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
朱平认为，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45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他说，故道那里有能食用的野生动植物。
目前，部队派出的人员正在上述地带加紧寻找。
就在这一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女编辑曹香秾突然来到我家。她曾经与我有过许多交往。这次来访，她告诉我，自从新华社发表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以来，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高度关注上海着名科学彭加木的命运。尽管彭加木生死未卜，但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都认为应该为他出版一本书，而社领导在物色作者时，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你！
曹香秾郑重其事地说，她代表上海人民出版社，聘请我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特约作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飞赴新疆，赶往罗布泊采访。
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采访任务。
那时候，采访要凭介绍信。我前往上海人民出版社，开了许多张采访介绍信。
买飞机票则凭单位介绍信，而且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也不是每天都有。我一边开始办理购买机票的手续，一边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我知道，上海《解放日报》社的资料室里，有“人头档案”——即把重要的、着名的人物，按人剪贴剪报。这些剪报本原本只是供报纸记者内部使用。由于我跟《解放日报》社熟悉，就去资料室查阅，果真查到一大本关于彭加木的报道剪报集。这样，使我在前往新疆采访之前，对于彭加木的情况，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
我赶到《文汇报》，从摄影记者臧志成那里查阅他拍摄的诸多彭加木照片。
我来到彭加木所在单位——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得到宣传科朱克华、李建平以及施建平的帮助，使我知道写作彭加木传记需要采访哪些人。
终于，我买到了最近的一班从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机票——7月4日起飞。
在离开上海的前夕，7月3日，我前往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采访了植物病毒研究组副组长、彭加木的助手陈作义。他与彭加木共事多年，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人生历程，使我对彭加木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
陈作义给我看了彭加木在失踪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在5月3日出发到南疆考察，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一个七人的探路小分队带上四大桶水、两大桶汽油、一顶帐篷、粮食、炊具等物，自北往南纵穿罗布泊湖底。
进入湖区的第三天，遇到盐碱皮（盐壳），汽车轮胎被锋利的盐晶块“啃”去一小块一小块的，无法继续前进。而所带的油、水又已消耗不少，只得原路返回。
在山里常常找不到路，在湖里则是一望无边，没有一个定位前进的目标。这两天正在准备，再度进入湖区，纵贯罗布泊，希望到达阿尔金山。打算后天出发。我们将在六月底前结束这一阶段的考察工作。信是请人带到有居民点的地方发出的。
彭加木
1980年5月28日于罗布泊西北部山前的一个营地
◆关键时刻我求助钱学森
7月4日，我登上飞往乌鲁木齐的班机，前往采访彭加木事迹以及搜寻情况。
飞机是在早上七时一刻飞离上海虹桥机场的。记得，飞机上有好几位公安局的侦察员，李明便是其中一位。除了来自南京的侦察员之外，还有上海市和山东省烟台公安局的侦察员。他们所带的警犬，装在铁笼里，作为“特殊行李”托运……当时，济南和南京没有直飞乌鲁木齐的航班，所以他们都来上海，搭乘飞往乌鲁木齐的“三叉戟”客机。
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吴金泉告诉我，所带的三条警犬，分别叫“昆明”、“祖国”、“洋泾”。他带的是“昆明”，周路生带的是“祖国”，侯奎武带的是“洋泾”。上海公安人员的领队是上海市公安局周永良处长。另外，还有一位上海的痕迹专家程链明同往。
吴金泉向我说起了他的爱犬“昆明”，还是电影明星呢，曾经在电影《蓝光闪过以后》、《一个美国飞行员》中有过出色的表演。另外，南京市公安局的李明带着警犬“小熊”、于亮明带着警犬“小虎”；烟台市公安局的张杰带着警犬“板凳”。
警犬作为“行李”托运，每公斤三元。这些警犬均为狼狗，又高又大，加上铁笼又很重，所以六条警犬光是运费就花了一千多元。
飞机中途在甘肃兰州降落。休息、加油之后，重新起飞。在休息时，侦察员们连忙进入行李舱，给警犬喂食，生怕饿了它们。
我采访了侦察员。据他们告诉我，警犬每天要吃一斤牛肉。经过训练的警犬，只吃主人给的食物，不吃陌生人给的食品。
侦察员还说，这次奉命前往罗布泊，是因为彭加木失踪时，走过一段坚硬的地表，没有留下脚印，无法沿着他的脚印继续进行搜寻，这就需要警犬来搜索。不过，他们担心的是，罗布泊气温很高，而警犬不会出汗，只靠张大嘴和吐舌头散热，在高温下难以工作。
我问：“警犬能够忍耐的最高气温是多少度？”
侦察员回答说：“只能在38℃以下工作。气温高了，警犬不仅自身难以忍受，而且嗅觉也失灵，无法工作。”
经过漫长的飞行，机翼下出现天山山麓耀目的冰峰——博格达峰。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播音声，乌鲁木齐就要到了。
从空中看乌鲁木齐，一片郁郁葱葱。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的蒙古语原意就是“优美的牧场”。哦，怪不得绿草如茵，绿树成林。
当天下午二时十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
一出机舱，我就发觉乌鲁木齐比兰州热多了。根据我当时采访笔记上的记录，兰州机场的气温是16℃，而乌鲁木齐机场的气温则达31℃。
乌鲁木齐的时间实际上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所以乌鲁木齐机关的上下班时间颇为奇特：上午九时半上班，中午一时半下班；经过两个半小时午休之后，下午四时上班，晚上八时下班。
我所住的昆仑宾馆俗称“八楼”。乌鲁木齐地下多沙，房子不能造得太高，一般都是两三层。昆仑宾馆却高达八层，在那里算是“羊群里的骆驼”，所以“八楼”这一名声十分响亮。
乌鲁木齐常年晴空万里，天空瓦蓝瓦蓝的，偶尔见到几小朵棉花般的白云。在金色的阳光下，喷水池那乳白色的水雾中，闪现一条美丽的彩虹，颜色鲜艳极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任何画家的生花彩笔，都无法勾摹出如此艳丽夺目的人间仙虹！
时值盛暑，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脸上，我感到有点热，弯下腰来，双手伸进水池，想捧起一把清水擦擦脸。出人意料的是，那水冰冷冰冷的，寒气入骨。擦在脸上，凉爽极了。我弄不明白喷泉水为什么这般清凉。一位戴着小花帽的维族老大爷看出我那迷惑的神态，向远处一指，哦，青灰色的天山巍然耸立，高高的山尖上戴着一顶顶白皑皑的雪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原来，从喷泉里喷出来的，是溶化了的雪水，怪不得那样清澈、凉爽。当地朋友告诉我，乌鲁木齐有苍蝇，但是没有蚊子，因为蚊子的幼虫无法在冰凉的雪水里生活。
乌鲁木齐市区，横亘着清澈的乌鲁木河。那水蓝得像宝石。我站在河边，清风徐徐，我把手伸进河水，捧起一把，擦了擦脸，仿佛擦了一脸清凉油。原来那淙淙河水也是雪水。这雪水滋润了两岸，哺育了牛羊。湛蓝的水淌进黄色的沙漠，这才出现了绿洲——诚如画家把蓝、黄颜料相混合，才得到绿色。
我住进昆仑宾馆。开窗便见到远处的山，山顶闪耀着积雪那白色的光芒。
在昆仑宾馆，我遇到许多赶来报道搜寻彭加木情况的记者，光是从上海赶来的，就有《文汇报》记者张德宝，《解放日报》记者贾宝良，《青年报》记者钱维华，《上海科技报》记者郁群。他们有的比我早来好多天，却全被“堵”在乌鲁木齐，无法前往罗布泊。据告，只有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获准前往罗布泊。
不去罗布泊，怎么能够得到第一手的资料呢？我说，我一定要去罗布泊！
记者们告诉我内中的原因：罗布泊已经干涸，成了一片盐碱荒滩，本来谁都可以去。然而，罗布泊附近，却有一个代号叫“21基地”的军事要地，是必经之处。没有办理特殊的通行手续，是无法进入“21基地”这个神秘地方，当然也就无法进入罗布泊。
这个“21基地”，原本属于高度军事机密。然而，在中国停止核试验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解密。从2005年4月10日起，那里敞开了大门，被确定为中国100个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之一，各地游客纷纷前去参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原址。
这时，人们才知道，所谓“21基地”，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核基地。
1964年10月，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罗布泊上空升起了硕大无比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这一消息使中国人民欣喜万分，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来自“21基地”。不言而喻，那里当然成为外人禁入的地区。
“21基地”所在地，叫做马兰。尽管在当时马兰由于驻扎诸多部队以及许多科研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但是由于涉及国防机密，所以在新疆地图上是查不到马兰的。
前往罗布泊，途径中国的核基地马兰，必须办理严格的审批手续，尤其是对于记者和作家。这一手续，要到北京办理。记者们一时无法到北京办理这一手续，也就不能进入罗布泊。
我问：“北京哪一部门主管？”
有人答：“国防科委。”
我一听，心中有底。
我立即通过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郭德滏先生，与新疆军区马申参谋长联系。我请马申参谋长致电北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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