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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线上的岁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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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齐往我的脚上看，原来刚才我那一跪刚好跪在了一堆黄泥上，两个膝盖都沾满了黄泥巴。蒋宁这一贴切的比喻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无不开怀大笑，就连平时严肃得有点呆板的黄指导员也咧开大嘴哈哈地大笑起来。
时间在说说笑笑中过得飞快，当最后一名队员射击完毕之后已是下午六点多钟。成绩出来之后，蒋宁以四十八环名列各人之首，我和周日红等七、八个人以四十七环并列第二，大部分人的成绩都在四十环左右，只有陈玉明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得了三十四、五环。
陈玉明鼓着胖嘟嘟的嘴巴很不服气地对我和蒋宁说：“你们俩别太得意忘形了，有本事的话就与覃秀文比一比，如果你们能战胜了她，我们才输得心服口服。”
蒋宁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说：“覃班长肯定比我们强，这一点我们承认。至于说到陈玉明你呀，不是我吹牛，你可比我们差得远罗，只要你有兴趣挑战，我们随时奉陪。”
这一番话噎得陈玉明说不出话来，把头一甩不理我们了。覃秀文走过来解围说：“好了，好了，你们俩个也别得理不饶人。骄则损，谦受益，别争长论短的伤了大家的感情。”
蒋宁向我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说：“覃班长，你说得对，我们只是和陈玉明闹着玩的。”然后他向陈玉明做了一揖并学着戏曲里的人物说：“陈小姐，真是对不起，小生这厢向你陪礼了。”
他一句话就将陈玉明说得转怒为笑：“就你会贫嘴，免礼，免礼，我才没闲心生你的气。”
火红的晚霞在西边的天空中展现出灿烂徇丽的色彩，鸟儿唱起了宛转动听的夜归曲。我们在美丽的晚霞陪伴下，在百鸟争鸣的欢愉歌声欢送中，一身汗水一身泥巴快乐地踏上了归途。
七天的强化性军事训练结束了，在这短短的七天里，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每个人都掌握了一些最基本也是最实用的军事技能，特别是对野外的生存能力起到了很好的提高和促进作用。总的来说，这七天的训练，使我们受益菲浅，这是后话暂按下不表。
正文 第三章 凋谢的友谊之花
诗曰：中越友谊花易开，万古长青树难栽。
忘恩负义无赖种，同志兄弟情不再。
话说回来，想当年，越南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越邦交正常地按照两国政府的美好意愿发展，两国人民亲如一家。两国人民平时相互往来，自由出入，边境线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称呼罢了，出国探亲访友就象是跨过自家大院里的一道门槛那样方便。民间商贸也十分红火，边境村民的迎亲娶嫁根本就不受国籍的限制，中越两国人民的情谊真可以用比山高，比海深来比喻，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两国政府所盼望和努力得出的结果。
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人民的生活，工、农业的基础建设，国内政权的巩固等等，每一样都是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头等重要大事，真是百业待兴呀。但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南北方统一的宏图大业，中国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号召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源源不断地向越南人民送去了各种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成为了越南的大后方，中国人民也成为了越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无私地为越南人民提供了生活、物质、安全等方面最基本的保障，使他们在抗击侵略者的时候无后顾之忧，为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歌曲是这样赞美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的，歌词大意是：“中国，越南，山连山，水连水。两国人民的友谊比山高，比水长……”（小说下载网｜。。）
自从胡志明主席逝世之后，中越两国的友好关系随着黎笋集团的掌权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黎笋集团奉行的是亲苏（联）反华政策，众所周知，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因双方在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与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政治原则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分歧而发生了恶化，最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越南当局亲苏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置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不顾，积极地追随着苏联的指挥捧，有计划，有预谋地在国际社会主义大阵营中将中国孤立起来，死心塌地地充当以苏联为首的反华集团的马前卒。
中国政府以宽阔的胸怀来对待越南当局的种种不义行为，并没有因胡志明主席的逝世和黎笋集团的倒行逆施而改变对越南的援助政策，一如既往地从人力、物力等方面对他们给予尽心尽力的支援。
为了让大家对中越两国的友好交往和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根据历史资料和文献资料记载，整理如下：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51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周恩来部长，称赞中国此举“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极大的光荣”。越南政府“决定以1月18日为外交胜利纪念日——一个越南举国欢腾的日子”。
十年之后，1961年7月3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发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而作》一文，盛赞中越友好关系史。
胡志明主席满怀深情发自内心地说：“越南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越两国人民相邻而居，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正因如此，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也就特别密切，相同的信仰使得两国政府间的见解有很多共同之处。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大都是经过中国而后传入越南。“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1925年），统一越南的各个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会议（1930年），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委员会（1935年），都是在中国成立和召开，并且得到了中国革命同志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中国抗日的胜利也为越南八月革命的成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4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美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内外相逼双重压力下处境曾十分困难，但仍然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战，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国无私援助越南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以作为越南实现和平统一的稳固基础。
胡志明由衷地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在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独立而英勇斗争的日子里，我国给予了巨大而无私的军事物资援助，为了支持越南的统一事业，从1950年起，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国计民生困难重重，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各类旧杂式军事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根据越方提出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1962—1964年主要提供各种旧杂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无汉字新武器，三年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1965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国力有了质的飞跃，中国援越的武器装备、数量进一步增加，质量性能也有所提高。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枝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援助南方的枪炮弹药成10倍的增加，且全部提供新制式装备。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换装备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极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可是首先还是以满足越南方面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真可说是有求必应。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而1961—1972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许多新型军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给部队试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开始建立战略物资储备，到1972年底，储备各种枪枝150余万枝，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与此形成对照，仅1972年一年中，中国即援助越南枪18。9万支，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
中国对越南的军事物资援助事事都以他们的需要为重，当越南提出的援助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1—1972年间，总共为他们额外提供了飞机1百架，3个营的红旗2号地对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两用坦克20辆，舟桥设备2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
1968年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与越南副总理、中央南方局书记和南方解放武装力量政委范雄会谈1969年援助问题时，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老型号的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决定毫无保留地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支援给越南。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组员有李先念、薄一波、杨成武、李天佑、方毅、李强、刘晓等。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
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分5路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过境运费8300万元人民币。苏联方面曾称赞中方的转运工作是“认真的，搞得好，搞得快”。
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闻名于世的“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其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承认：“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主席情至义尽的讲话：‘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他还一再表明：“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这种慷慨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惜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据不完全统计，在越南二十多年的抗击侵略者战争期间，我国共向越南提供了军事、经济、自由外汇等总值超过了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三军200万人的各式军用品，成百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2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千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数亿美元的现汇等。这笔数量庞大的物资是由当时生活十分贫困的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极端困难地一分一厘积攒出来的。这是多么无私、多么伟大的国际主义援助呀。
可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72年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逐步从敌对开始走向正常化。越南当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当成了中国亲美弃越的借口，他们开始走上破坏和毁灭中越两国兄弟情谊的道路。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
日本记者迅速利用先进的新闻媒介，将黄国越的讲话要点散发到世界各国主要大报上，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国际影响。可是，越共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无独有偶。1976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的记者说道：“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他们将中美建交当成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给了中国，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多万侨民，约有90％居住在越南南方。1955年，中国党和越南党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原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
同时他们还一再保证：“尽管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也绝不能急躁地用命令方式强迫他们或轻视他们”。
并确认旅越华侨在政治上享有与越南人民同样的权利，并尽同样的义务，在经济上享有依法从事工商业活动的自由，在文化上享有办学、办报的自由，其风俗习惯应受到尊重。
然而从1976年始，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常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国。
在越南南方，越南政府背弃自己曾经公开宣布过的立场，竟然继承前南越反动政权的作法，采取十分粗暴的手段对待华侨。
1956年8月21日，南越反动政权曾颁布法令，强迫华侨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越南国籍。
1957年4月17日，南越反动政权又宣布华侨的华侨身份证一律作废。
1957年5月20日，我国华侨事务委员会曾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和严重抗议南越反动当局，强迫华侨改变国籍的无理作法。
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赞同和支持我国的这一正义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曾发表文章，谴责吴庭艳集团的非法行径。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在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在自己公布的政策和有关文件中规定：“废除美伪政权对华侨的一切法令措施”，“华侨有选择国籍的自由权利”。
可是，1975年南方解放以后，越南政府却突然改变过去的立场，并违背两党协议的精神，不同中国政府协商，于1976年2月，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发布一项决定，强迫越南南方的华侨一律按美国占领期间的南越反动政权强加于华侨的国籍进行登记。随后，又公然对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施加种种苛刻的限制，进行打击和迫害。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的黄连山、菜州、山罗等省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各地的华侨。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
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与越南驱赶华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对待越侨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待旅居中国的数千越南侨民，不但从未有过任何歧视，而且对他们正当权益一贯予以照顾和保护。他们在劳动、工作、升学、医疗方面，都同中国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在物资供应方面，则享受着高于中国公民的待遇。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需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事情很清楚，中国撤销部分援越项目，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越南方面排华政策所造成的。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国民经济已接近崩溃的危险，百业俱废，百业待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承担很大数量的援建项目。自然，在战后和平时期，中国每年向越南援助金额，同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相比，是有所减少，但这个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中国方面为此曾反复向越方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希望越方能给中国人民一个缓口气的时机。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1976年11月15日，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要求我国政府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根据我国当时的国力财力，根本无法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24日，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与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的会谈中作了合理的解释，说明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1976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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