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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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个小时，我进去催了第二次，我说：“已经三个小时了。”

时间已过四小时二十分钟了，我实在耐不住了，又进去催了第三次：“已经谈了四小时二十分钟了，主席该休息了。”

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他们谈到差五分钟五个小时，叶群才得意洋洋地走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三次催叶群，只能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当天下午，叶群回到苏州，她在电话上向吴法宪说：我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罗长子（瑞卿）的问题，你不要外传。

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

这些描写我认为是靠得住的。只有最后一段中这个判断，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同意张耀祠。因为她说过，毛泽东从来没有相信罗瑞卿是个坏人，会反党，反毛主席……

对于毛泽东下定决心整罗瑞卿，是否是因为听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谗言这回事，我同意妈妈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一个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他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一个砝码。为了革命是什么都可以牺牲的，为什么罗瑞卿就不可以？

关于这一点，张耀祠回忆毛泽东这本书里也有一段不可不读的文字。这段文字记述的是1966年6月，毛泽东一生中第二次回到他家乡，在为他专门修建的滴水洞别墅中住了十天。张耀祠认为，毛泽东就是在这十天中最后下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

毛主席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按照主席的习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我们一般没有什么事，是不会去打扰主席的。那时主席对林彪既有看法，又有些宠爱。在每天所看到的材料中，都有林彪吹捧主席的话，主席看了非常不自在。特别是林彪讲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主席抱着疑惑的眼光自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他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这些话，都写进了他给江青的信中了。

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想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思想、需要发动的规模等就是在滴水洞中形成的。……

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在林彪1971年叛国出逃以后由中共中央下发全党，用张耀祠的话来说：“于是，毛主席这封信便显得‘高瞻远瞩’了（单引号是原文有的）。”其实，在这封信中，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打倒右派和他心目中的牛鬼蛇神而决心发动“文革”，并因此甘心情愿给人（林彪？）当钟馗的形象比对林彪反党企图的觉察显得更生动鲜明。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事实吧。

在叶群杭州告状的第八天，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专门是为了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第二章有关内容。

②杨尚昆（1907…），四川潼南双江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因在中央的会议上使用录音设备，被说成是对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搞侦察，被调离。

18。上海会议

伪善者这样说了，没有被识破……

——《失乐园》121页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是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主持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就算他已经决定与林彪结盟，在发动更大的政治风暴之前，他也要先稳住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集团成员的神魂和阵脚。

对毛泽东来说，在1965年12月做到这一点易如反掌。

会议开始的时候，爸爸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执行着他总参谋长的职责。

妈妈回忆当年的情况说：

1965年12月9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到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们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的。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啊。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我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是给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子保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去了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是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会议给每个人发了一袋子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许参加会议的人在会上看，自己保管，自己交回，不准秘书经手。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做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这些发言的主要意思是说爸爸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叶群编造了大量的细节来证明她的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事件的证明人不是林彪叶群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的秘书。还有一个刘亚楼，但是他已经死了。对叶群的这些冗长琐碎的语言，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只说了四个字：“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的所有发言里，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刘亚楼说的，即爸爸要他转告林彪的四条，要林彪让贤的事。但是这时候刘亚楼已经死了。邓小平说这是“死无对证”。最可敬佩的是爹爹（朱德）。在会上他竟然表示同意爸爸反对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他说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已经是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爹爹心情很不好。他的夫人康克清妈妈回忆道：

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的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

“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①

爸妈在上海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到达上海。妈妈回忆说：

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来通知飞机定在10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定在10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10点钟飞就10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是像平时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2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的事情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但我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西路618号，原来作过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车，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机（瑞卿原来走到哪里都要先安自己的电话机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7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有力气走上楼梯了。我搀着他走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问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也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辩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20米长的通道。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讨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什么感觉。”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文人小说下载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贺龙同志的夫人薛明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有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原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那一年，我14岁，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好像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大叫大嚷地在操场上打球，有人叫我去接电话。我一步三跳地上了办公楼，汗湿的手把话筒抓了五个清清楚楚的指印子。秘书告诉我说，爸妈已经从上海回到北京了，住在新六所，让我放了学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根本不可能设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仍然兴致勃勃地打完了那场球，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新六所坐落在北京的西郊，当时是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天黑，路不熟，我又早下了一站车，所以，我在路上耽搁了许久。西郊那时很偏僻，为了打听一下路，我弯了很远跑到一个量具刃具厂的门房里，经一个老人指点才找到新六所大红油漆的大门。院子又大又黑，只有二号楼的灯亮着。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爸妈都在楼下的门厅里等我。我不知道爸妈一回到北京实际上就被软禁起来，更不可能理解这种焦急是来自上海会议那一番无端的诬陷。突然的变故，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生怕自己的家人再遭到什么不测。

一般来说，爸妈都属于直爽外向、喜怒形于色的人。但他们同时又具有遇事不慌，尤其是遇大事，有大智慧，能在任何场合保持从容镇定的性格。所以，爸妈双双焦急地站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到我的时候两个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形成了非常特殊的一幕。我想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爸妈有些慌乱的，绝无仅有的一次。

注释

①康克清回忆录》第468…4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9。想起受迫害的犹太人

全能的神把他倒栽葱，全身火焰，从净火天上摔下去，……

——《失乐园》5页

1966年初的一天傍晚，我照例骑自行车从学校回家。我那时是很勇武的女孩，骑上车子就会幻想自己是骑上了骏马，一路飞奔，虽然飞奔的是自己的腿而不是马的。

正是春寒料峭，西北风不仅没有收敛余威，反而变本加厉。骑到北海附近时，我的情绪忽然有一点低落，因为我看到平日美丽娟秀的团城和城上挺拔的白皮松，在漫天风沙中显得闷闷不乐。北海大桥那时还是一座朴实的石桥，两旁的栏杆是由高仅及腰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现在桥上两人多高的铁栏杆，是在“文革”中为防止有人跳到中南海里，威胁党中央的安全而立的。自从这个铁栏杆竖起，北海大桥就永远失去那一派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的自由风韵。

我骑上大桥，发现三个比我年龄稍长的男孩子也骑车上了桥。我认出这三个人中的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对兄弟，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哥哥姐姐都是朋友。文人小说下载他们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我们会经常在上下学的路上碰到。这次我们没有互相打招呼，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这些从小的朋友都正进入一个微妙敏感的时期，开始讲一点男女界限，对谁和谁先打招呼这样的小事挺在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三人在超过我的瞬间，齐刷刷回头看我，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两兄弟神秘地向第三个人低声说话。虽然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但他们冷冷的目光使我从头到脚起了一阵寒战。那时，批判我爸爸的上海会议已经开过，他已经被免去一切职务。这对兄弟大概已经从他们的父亲嘴里知道了。但是我还被蒙在鼓里，对即将袭来的厄运全然不知。这道冷冷的目光凭空而来，使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和绝望，简直像遭了当头棒喝，几乎从自行车上一头栽下来。

人们都把1966年5月16日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作为文化革命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开始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