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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玫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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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墓尽�
其实复旦真的是一个改变人的地方，我还记得我那些同宿舍的女生，当她们刚刚从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农村来到上海，来到复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她们那种战战兢兢和不知所措，但是当她们离开复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时尚而自信地走在校园里面，走在上海的街头。我想：这是因为在复旦的四年里，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更多的是，她们学会了如何去挑选，如何去过适合自己，同时也是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大学的四年，正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四年——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恋爱，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是复旦教会了我如何学习，虽然在复旦的四年，从一个方面来说，我肯定不是学习认真的一个学生。在香港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在复旦四年的学习成绩，所有的课程，除了自己当初非常有兴趣的那些，其他的课程，真的只是合格而已。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复旦的四年，我有机会去旁听那些自己非常有兴趣的课程。3108教室，我还记得，总是有那么多的讲座，数不清的比我们年长、成熟、有阅历和有学识的人在那里，教导着我们如何去思考。在复旦我遇到那么多这样的老师，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在课程上面多么出色，但是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告诉我应该看哪些书，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如何自己动脑筋来解决。虽然在班上我的成绩不算出众，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有任何自卑，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优秀的地方，不要看轻自己。
复旦是一个鼓励学生去创造的地方，每个星期的周末舞会，尝试过不同的学校，总是觉得只有复旦的才真的让我有享受跳舞的那种感觉，纯粹而投入。
大家沙龙、蓝心咖啡屋，复旦的学生自己经营的地方。直到现在我的家里面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在大家沙龙前面的合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打扮新奇的女孩，用老同学的话说，非常有三毛的风格。因为在复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这些天从家里面到公司上班，总是要经过中环的天星码头，因为圣诞的关系，通往码头的隧道挂满了圣诞装饰，还有那些写满心意的卡片。突然想起在复旦的日子，那个圣诞，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在大家沙龙门口用木片围出了一个小园子，然后用石灰水刷白了那些木栏杆，还有停在沙龙门口已经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人认领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白色的圣诞。那个晚上，我们自己煮了甜甜的水果羹跟所有来这里的人分享；那个晚上，我和同是复旦学生的男朋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大学的时候，不管现在想来，做的事情有多么幼稚和疯狂，但总是非常真诚。
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复旦我遇到的都是那些优秀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他们身上那些珍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复旦有很多的才子才女，每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能够经过食堂前面的布告栏，仔细搜索，除了各种通告之外，还有就是那些让我经常看得哈哈大笑的大小字报——复旦才子才女们的杰作。在我的班上还有几位复旦诗社的活跃分子，据说写诗更是哲学系的专利，而且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昔日的复旦学生诗人在面对着繁复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还在坚持着他们那个诗的世界，当然方式已经有所改变，充分和社会经济配合，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用互联网来交换和争论自己的作品。我想只有复旦的学生，才能够把现实和理想如此不费力地进行平衡。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复旦，这次作为一名复旦的毕业生，我坐在了相辉堂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些比我要小一个年代的学弟学妹，我想说的是，他们比我更加幸运，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物质上的贫乏已经大大地减少，他们学习的环境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信息的发达，比我们知道得要多。
这是我从复旦毕业之后，十一年来第二次回到我的复旦。每次到上海，总是行色匆匆，被繁忙的工作包围。即使这次，当我从相辉堂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夜色里面的复旦。我看到理科图书馆里面灯火通明，我也看到第一教学楼里面埋头自习的复旦学子们。我想起我的那些同学，十多年之后，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使在刚刚离开校园的那些年，曾经有过很多挫折，但是现在，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好，甚至让我不得不惊叹他们取得的成就。我总觉得，这是因为在复旦的日子里，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当然不单单是从书本上学会的，更多的是从复旦这个氛围里面，从复旦的文化、复旦特有的历史、复旦人的身上学会的。
走出复旦校园，虽然在香港也读了两所不同的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已经工作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学校总是没有大学时代的那种归属感。很多时候，匆匆忙忙从上班的地方赶到校园，傍晚时分偶尔会飘来玉兰花的香味，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复旦的那些日子，想起穿着长裙，有着长长的黑发，从男生宿舍窗前飘过的、年轻的、真诚的自己。
七年｜之后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香港的晚秋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特别是在阳光不错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圆形广场，五百多名大学生坐在那里，为的是一个哲学话题，关于“动物伦理”。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话题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办者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老师，他面对这样的场面，激动得快要流泪了，因为从他主持时有点颤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出来。确实，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这样多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能够坐在那里，听一个不算入世的话题。他说，他之前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中文大学的这个新亚学院的广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场面，他甚至担心，如果人太少的话，他是不是挑选错了地方，会让讲者觉得失落。
主讲者也没有想到，来自台湾的钱永祥教授，还有香港的梁文道，开场白都先对同学们的热情表示感谢，因为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这种话题，在大学校园里面，听众一向非常小众。
提问的环节，站起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学生，这倒不令人奇怪，因为参加过太多次在香港大学校园里面的讲座，从来都是内地学生占了大多数。来自内地的这些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心，而对于香港或者台湾的学生来说，从小就有太多充分的选择，当然，一个不太正面的结果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干脆对一些了解起来会吃力一点的东西视而不见了。
内地的大学生，对于各种讲座的踊跃，在我自己最近一系列的大学演讲里面感受到了。有的当然是因为团委学生会的组织，场面宏大。我不太确定，学生是不是真的想坐在那里，但是大部分学生自发而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站在最后，从头到尾没有离场，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更希望自己能够把足够多的东西，和这些年轻人分享。
看着他们，我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复旦3108教室，正是因为选择太少，于是每一次机会，都不愿意错过，从来不在乎讲者是不是有名，或者话题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兴趣，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期待着听到那些对自己来说，是那样新鲜，或者觉得过于深奥，甚至听得一头雾水的演讲。
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听者，很少有互动的场景，更不要说针锋相对的碰撞，而现在，当自己出现在大学讲座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讲者，而我不是一个擅长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人。我一直期待，所谓的讲座，更多的应该是台上台下的互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到现在的大学生到底关心怎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自己拟定的主题，往往不是对方有兴趣的。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问这样问题的，大多数是新闻系的学生，或者是未来有些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在五六年前，我会很有耐心地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在我看来，不可能通过一个回答，就可以告诉这些年轻人，可以怎样做。
我还记得在杭州，一个学传媒的学生站起来说，她是学新闻的，她对于我正在分享的利比亚见闻没有兴趣，她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愤怒的青年，她听一个我的同行说过，愤怒是年轻人的专利，因此她想知道，这样的愤怒，是不是可以支撑她，让她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也感觉到她自我感觉的那种正义，但是我很担心，我告诉她，如果一个想要做记者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国际和国内的事情表示不感兴趣，我不知道那一个要做记者的人，更应该关心哪些事情。至于愤怒，不管是生理上的概念，还是心理上的描述，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需要愤怒，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记者，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被愤怒遮挡了眼睛，看不到细节，或者是有选择性的报道事实，因为已经有了既定立场。
我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不屑一顾，因为很多时候，充满激情的讲述，更让这些年轻人觉得容易接受。也正因为这样，我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年轻读者，让我在他们的书上面写上一句话，作为人生的一种指导方向。
2003年，我会分享一些自己觉得蛮有感悟的话，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人生会怎样，不是依靠一句话来支撑自己，而是依靠自己形成清晰的价值观，依靠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
看着不少年轻人有点失望甚至是不高兴地离去，我觉得很抱歉，我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从小就背诵名人格言，似乎人生就会因此变得容易成功一些，似乎遵循这些，就可以找到一条畅通的道路，甚至是捷径。
但是，生活真的不是这样的，成功不可以复制，从别人那里，只能够分享到别人的思想，但如果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融会贯通，那么依然只是别人的思想而已。
在哈尔滨的一所大学演讲，主办的同学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一名同学可以走上讲台，作为被采访者回答我的提问。当一个女孩子举手被点名上台之后，台下一个男生很愤怒地大叫：“肯定是内定的。”
我坐在讲台上，等待着接下来会怎样。结果，那个女孩毫不犹豫地拿起主持人手里面的话筒，对台下的那个男生说：“我愿意把机会让给你，但是我要声明，我不是内定的。”
台下一片掌声。男孩子晃晃悠悠地走上了讲台。他从主持人那里拿过话筒，开始批评这次演讲的安排。
为何比预定的开始时间晚了？
为何在会场里面，要预留一些座位，给主办的同学坐？
于是，很快出现了主办的同学上台，要抢这位男生话筒的场面。我站了起来，说，我们还是这样，既然上台，那就要遵守大会的规则，规则是：他要接受我的提问。
男孩子点头。我问他为什么要来讲座，他知道我这个演讲人吗？他一脸迷茫。
男孩子下台，走了。结束的时候，主办的同学不断地道歉，我告诉他们，不需要，这才是大学的讲座，大学生就是应该这样，特别是台下坐着的，都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不过，有一点，他们不应该去夺那个男孩子的话筒。
事实上，这次讲座之后，我和很多朋友聊起，我说我好喜欢这些思想活跃，当然也带着很多迷茫的大学新生，他们提的问题，没有大学讲座里面通常的那些成功学的东西，很纯粹。我在他们身上，终于找到了2003年去清华演讲时，那些学生身上的感觉。
第二天，接到主办同学的电话。这些同学一直很努力，也因为他们的坚持，我答应了去学校参加他们自己主办的这个论坛。同学打电话来道歉，他说，觉得我被冒犯了，他们已经批评了那位同学。
我再次告诉他，真的不需要这样想，是不是觉得被冒犯，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而事实上，我觉得那个男孩子很真诚。
因为这个电话，找到不少这次论坛的后续，都是关于这次闹场的。组织的同学在那里解释占座以及迟到的原因，原来是为辅导员准备的，结果说好了来三十个辅导员，却只来了一个，而迟到，是因为我被电台记者拖出去采访了。至于上台的同学，原来真的是托，这倒让我对那位女生有点刮目相看，她的应对确实很大方，但是她那样面不改色地说谎，让我觉得有些惊讶，因为，其实当时不说更好。
我也看到了那位男生的留言，原来在离开了会场之后，他被辅导员叫去谈话了，不过辅导员没有批评他，而是告诉他这样一句在年轻人里面颇为流行的话：“二十岁之前不愤青，一辈子就废了；三十岁之后还愤青，一辈子也废了。”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太缺乏激情了。
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说他这样，正是因为爱这个论坛，爱学校，爱国家。看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但是很快就觉得非常忧心：这样一件小事情，也要上纲上线到这样的高度，或许是我太低估了现在大学校园里面的环境。如果说，我感叹只有新生还有这样的活跃程度，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甚至可以想象，只要一年，这个男孩会觉得，台下大叫，或者跳上讲台，那会是损害了学校形象的事情，他，不会再这样做了。
2003年在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巡回演讲，印象最深刻的是清华，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直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更喜欢理工科学生，也许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关系，他们提的问题不那样功利和空洞，以及宏大叙述。于是，当今年有机会到清华演讲的时候，我拖着朋友一起，因为之前的讲座，互动环节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太过不实。
当我和朋友走进清华的时候，四个穿着黑色西服的学生，还有两辆黑色私家车停在那里，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这太像商学院的面试，我甚至有一瞬间在那里审视自己，是不是穿得过于随意了。
整个讲座流程顺利，完美无缺，就好像在做一个直播的电视节目，台下同学的提问写在纸上，事后朋友告诉我：她看到穿黑色制服的学生，在外面进行挑选之后，才送到了主持人的手上。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何那些问题，是那样不痛不痒。
在讲座的最后，他们打出了一张照片，那是2003年讲座之后和组织的同学们的合影，我看着那些年轻的脸，如果和眼前的这些比较的话，他们显得有些土气，不管是服装还是发型，但是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真诚和阳光。而在这场讲座里面，我只感觉自己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当我被送出讲座的教室之后，大功告成。其实最终，他们是为了那张合影，因为这是一种政绩。
我知道，这样去看这些年轻人过于苛刻，因为他们付出了不少，在不少人的眼中，他们才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只是，他们的沉稳，让我很是担心，我想起几年前，在清华采访一个大四的学生，一位学生会主席，当我尝试和他开玩笑的时候，他的那种稳重，让我的笑容僵在那里，觉得自己显得很幼稚。虽然还没有走出校门，但是他，还有那些穿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设计好了自己未来的路途。
我真的很想不通：大学，不应该是充满了朝气的吗？
今年11月，在香港参加了复旦的一个活动。虽然爱着复旦，但是自己深爱的复旦，总觉得已经成了记忆。复旦的校园大了，高楼多了，但是书卷气也少了。前些年，在北京主持复旦校友的聚会活动，趁着学校领导在场，忍不住恳请他承诺，不要最后把相辉堂也给拆了。
和校长杨玉良聊天，他聊起自己刚刚看过的一本书，讲述的就是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
这项实验，是在1971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模拟囚犯和看守，来进行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
结果，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甚至出现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也在他妻子的强烈要求下，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这本书让杨玉良很有感触，他说：环境对人的行为影响太大，其实这个实验恰恰可以解释，为何在“文革”中会有那样残酷的情形出现，原本的朋友、亲人，会如此残酷地对待对方。→文¤人··书·¤·屋←也因为这样，让他开始思考大学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环境，让学生如何健康成长。
他对大学有一种期待，那就是一定要摆脱军事院校或者干部学校的印迹，军事化的教育，会扼杀学生的激情和天性，把服从作为第一使命，而干部学校，会让学生学习察言观色，变得虚伪。所有的这些，无法让大学成为培养真正社会精英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需要人文关怀。
他提到了学校里面的辅导员制度：辅导员的权利应该是越来越小，人数也不应该越来越多。
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些，没有想到引来了很多批评，甚至是对杨玉良的谩骂，这些人里面，从他们的留言可以看出，很多是辅导员，有些就是在复旦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如此辛苦工作，也没有实质的权利，却得到这样的评价，很不公平。
我在复旦念书的时候，辅导员给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
那个时候，只有那些希望留在上海的外地同学，会频繁和辅导员接触，希望能够拿到优秀毕业生的名额。因为从我们这届开始，不包分配，需要自己找工作，所以也就不需要和辅导员打交道，所以对我来说，只是每个星期五的政治学习，如果不露面太多次，会被辅导员谈谈话之外，辅导员对我的大学生活来说，可有可无。
那天参加完香港中文大学的讲座，一个自我介绍是复旦新闻系本科毕业，在香港中大读新闻系研究生的学生找到我，对我说：“我们复旦的学弟学妹还是很喜欢你的，不过你关于辅导员的那段微博，在复旦引发了很多讨论。”
我诧异地看着他，更正他：“那不是我的观点，我只是转述。”
他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接下去。
“我做了一些资料搜集，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从1953年在清华大学开始的，工作包括帮助团支部以及学生会工作。我想杨校长讨论的是整个辅导员系统的问题，不是针对作为个体的辅导员。”
他似懂非懂地点头。
“你觉得辅导员对你有用吗？”
他想了想说：“最近，我因为要申请去纽约时报实习，所以上网发了一些东西，结果辅导员就来找我谈心了。”
“那你觉得需要有辅导员来和你谈这些吗？”
他摇摇头。
我想起了在杭州的演讲，一名听众站起来，介绍自己是辅导员，我马上意识到，她肯定也看到了这条微博。
她的自我介绍引发了一阵掌声。
“我想，这证明我们辅导员还是很受学生爱戴的。”
“是吗？”我对她的自信有点不以为然，“大家说呢？”
结果台下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
我知道，她想要为辅导员正名，但是，我提醒她，如果作为老师，都用这种思维把自己带进去，而不是从整个制度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我们根本讨论不下去。
“我们批评官场腐败，但不是每个官员都贪污，但是这些好的官，并不代表制度没有出现问题，对不对？”
我在想，如果老师自己都没有学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那么，又如何指望他们为学生授业解惑呢？
04 关于情感
七年之前
很多时候，
我的心会觉得孤独。
越是人多的时候，站在人群当中，
越是觉得自己看不清楚。
这颗孤独的心，在等待着一个同样相信爱情存在的人的到来。
七年之后
只要自己爱得纯粹，
不在乎时间长短，
也不在乎厮守或者离开。
不会哀怨被谁欺骗或者抛弃，
因为爱情的感觉，
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七年｜之前
我喜欢听歌，尤其是带一点伤感的歌曲。我也喜欢看MTV，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忧郁的女主角。
我喜欢孙燕姿的那首《天黑黑》，当我看到电视里面走在草丛中显得孤单的女歌手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看到了我自己，就像歌曲里面唱的那样：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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