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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孽子-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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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光国欲为建新居，以“耻逆虏之末灭，痛祭祀之有阙，若丰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辞。在德川光国影响下，日本学者、达贵也纷纷诣门求教，或执弟子礼，或听其讲学。
从此，朱之瑜往来于江户、水户两地，公开讲学。他曾去信远在柳川的安东守约介绍讲学的盛况。
屡败屡战 九十四章泉州之衰
鉴于在倭国华人不多，而且在倭国期间，张之瑜几次感觉到地震，感觉这个地方实在没有安全感，也就取消了移民倭国的念头。
坐着回程的船出长崎趁上南下的洋流，朝福州驶去。可是因为洋流速度有变化，在闽江口又有水流，所以船看到离泉州较近了，福州估计清廷水师稽查的紧，决定停靠泉州。
泉州的情形非常糟糕，张之瑜仔细考察，才知道，泉州不仅兵祸连结，而且遭受了明末著名的两次强地震，几乎完全毁掉了这个城市。
1604年12月29日（明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九日），泉州以东海域发生8级地震。泉州地震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一次地震，古城泉州及邻区遭受严重破坏。
据史料记载，主震前一天即发生前震，29日夜发生大震，山石海水皆动；泉州城内外楼房店铺全都倾倒；开元寺东塔顶盖南部的椽石有两条毁坏，东南角有8条毁坏；洛阳桥被破坏；多处出现地裂缝；在清源山，裂开的地缝中还涌出砂、水，气若硫磺。
泉州沿海覆舟甚多。蒲田城墙崩塌数处，城中高大建筑多倾塌，乡间房屋倾倒无数。田地皆裂，并冒黑砂还带硫磺臭味，池水亦因地裂而干涸。漳浦南门外的田陷一穴，宽五丈余，深约二丈，水涌出，中有黑砂泥。
南安民居坠坏甚多。同安庐舍多有倾颓者。安溪山川崩裂。福宁大震时听到如雷的响声等等。由于地震发生在傍晚，所以闽南沿海大部分地区都有人畜伤亡。福建、江西、浙江3省22个县（市）记载了不同程度的震害。
此次地震破坏较重，分布范围广，最远距震中达220公里；有感范围最远达1000公里，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区的124个县均有记载。
尽管地震猛烈，灾情严重，仍有许多寺、庙、塔等古建筑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留存至今。泉州著名的开元寺就是基本完好地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之一，开元寺建于唐朝垂拱二年（686年），屋架采用斗拱结构，犹如梁柱之间加斜撑，号称飞天乐伎，既保证了结构的整体性，又增添了建筑物的美观，带有闽南艺术特色，今存开元寺为清代重修。
此外，闽南留存至今的大量明代民房建筑，不仅顶住了1604年大地震的摇撼，经过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亦未受到损毁，这些建筑物具有整体性好、连接牢、重心低等特点，墙壁一般都用砖、石交错砌筑，墙壁中的木柱或石柱均与屋梁紧密相加斜撑，十分稳定牢固。
为了考证这次强震的震级与烈度之强，并同1604年那次大地震区别开来，我们特不厌其烦将能够搜集到的资料，分别全部开列于下：（一）关于1607年强震的综合性史料记载1。“（万历）三十五年正月，泉州地震。八月二十八日飓风坏府仪门、府学欞星门及东岳神殿、石坊、北门城楼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洛阳桥梁折”（《府志》卷七十三《祥异》）。
2。“（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地震，门户动摇有声。八月二十八日飓风大作，府仪门、府学欞星门颓。东岳帝殿坏。北门城楼半圮，城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洛阳桥梁折。城中石坊驱倒六座”（《县志》卷十五《杂志》）。
单以上述两段综合记述来看，似乎1607年只有正月间一次“门户动摇有声”的地震，其它各项古建筑物的被破坏，则是八月间的飓风所致，与地震无关。但我们再详细考察现存文物的碑刻及翻阅其他文献，发现这两段资料的记述既太简略，又不完整，容易使人误解。
事实上，1607年八月间发生了一次强地震，飓风、大雨、海潮一起齐来。主要是地震，才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此，我们就得尽可能地对几个有关建筑物的受损原因与情况，作比较完整的了解。
（二）洛阳桥是1607年八月地震时塌断的并不是1604年冬地震时损坏的。
1。“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桥圮、大石梁折入于海，桥北塌南四尺奇”（明姜志礼《重修洛阳桥记》1609年刊石，现立于洛阳桥中亭）。
2。“上（万历帝）御极之三十五年丁未，地大震，城垣坊剥，胥就颓。桥圮尤甚。而桥北石桥塌低于南四尺奇，潮至辄没，人不能行，渊趾剥落，十仅存三、四耳”（同上）。
3。“万历三十五，地大震，桥梁圮，北复低陷。知府姜志礼修”（《府志》卷十《晋江县桥渡？洛阳桥》）。
4。“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洛阳桥圮，大梁折入于海，故址渐湮”（《府志》卷三十《名宦？姜志礼传》）。
5。“万历三十五年地大震，桥梁圮，址复低陷。知府姜志礼修，桥南晋江詹君仰宪董其役，桥北惠安李呈春等董其役”（《县志》卷二《规制？桥渡？洛阳桥》）。
6。“明万历三十五年修桥北，邑人李呈春董其役”（《府志》卷十《惠安县桥渡？洛阳桥》）。
7。“会（1607年秋）地大震，洛阳桥梁折，太守姜公图修复之。……南不过一、二桥梁折、扶栏颓耳，可一葺而补也。桥之北甚矣，水道更移，曩者深坎今为平沙，水盛则四溢横注，穿溪荡浦。风涛复噬啮之，渊趾剥落，梁塌低于南四尺，潮涨辄没，人不能行。”（明崇祯十年刊本李光缙《景璧集》卷八《重修万安桥北记》，泉州市图书馆藏本）。
8。“岁丁未地震，桥大圮，公捐俸挈力修之”（《景璧集》卷八《郡太守姜公生祠田记》）。这些资料确凿表明洛阳桥是在1607年即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时受破坏的。姜志礼立足的石碑尚存，绝无记错之理。李光缙是亲自经历这两次地震的泉州人，《景璧集》又是明刊本，所记情况也绝对可信，所以1607年秋天泉州发生了另一次强地震是没有疑问的。洛阳桥在这次地震中发生北面桥基下沉四市尺，大石梁折断好几根，并有桥墩倾斜，水道更移等现象，破坏很严重，是洛阳桥建造以来最大一次的损坏。
（三）泉州第一山青帝宫（即东岳庙）
在1607年秋地震时全部倒塌。
1。“三十五年秋，地大震，飓风*雨交作，青帝宫尽圮，帝像坏”（《景璧集》卷八《重建第一山青帝宫记》）。
2。“万山第一之峰，旧为青帝行宫。万历丁未岁殿宇倾圮。”（《景璧集》卷八《帝君像记并赞》）。
3。“万历三十五年秋，地大震，飓风*雨交作，青帝宫尽圮，帝像坏”（《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东岳庙过去是泉州有名的古建筑，规模宏大，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后曾重修，竟在1607年秋的强地震中全部倒塌，连神像也压坏了，破坏十分严重。所以史料明确记载1607年秋天，是地震、大风雨同时而来。
（四）清净寺在1607年秋地震时1。“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暴风*雨而楼栋飘摇，倾圮日甚。楼之坏者葺，欹者正，兹者隆起。……役始于万历戊申岁（1608年）之六月，竣于己酉岁（1609年）之九月”（明李光缙《重修清净寺碑记》，1609年九月立石，现在清净寺内）。
2。“万历三十七年，地大震，楼颓其角，而寺中房屋占住者百余人，污秽破坏。知府姜志礼、知县李待问捐俸重修”（《县志》卷十五《杂志？寺观？清净寺》）。
3。“清净寺……隆庆间知府万庆，万历间知府姜志礼相继修”（《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
4。“乃积岁月之颓坏，兼值风雨之飘摇，屋虽未颠，栋其挠下，若及而葺治，犹有灵光，必徒任其丘夷，终然瓦解”（《景璧集》卷八《重修清净寺募缘疏》）。
泉州清净寺建于宋代，到明代万历年间已将近六百年，历代均有修葺。关于它在1607年秋强地震中受破坏的情况，《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祥异》编均无记述。
而《县志》虽另在《寺观》编提到地震受损之事，时间却错为1609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幸而有李光缙所撰《重修清净寺碑记》原碑犹在，明确载明是1607年秋地震受损的，可纠正《县志》之误。因为它在隆庆年间（1567～1572年）曾修理过一次，所以经历1604年和1607年两次地震，还不致全部倒塌，只是“楼栋飘摇日甚”，房屋倾斜，楼角颓毁，不得不于1608年的夏天开始进行修理。从工程费时一年零三个月来看，其破坏情况还是相当严重。
（五）泉州知府衙门的大门和泉州府学的欞星门都在1607年地震中倒塌
（六）泉州城从东北向西南的雉堞几乎都倒塌了。街上巨大的石牌坊也部分倒塌1。“（万历三十五年）坏……石坊……北门城楼自东北抵西南，雉堞倾圮殆尽”（《府志》卷七十三《祥异》）。
2。“（万历三十五年）城中石坊驱倒六座，……北门城楼半圮，城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县志》卷十五《杂志》）。
3。“上御极之三十五年丁未，地大震，城垣坊剥，胥就颓”（姜志礼《重修洛阳桥记》碑）。
4。“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其他雉堞坛遗，以次缮治”（《府志》卷三十《姜志礼传》）。
5。“万历三十二年地震，楼铺雉堞多圮。副使姚尚德、知府姜志礼复缮治之。城旧有用砖处，至此尽易以石”（《府志》卷十一《城池》）。
6。“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地大震，楼铺雉堞倾圮殆尽，副使姚尚德、太守姜志礼请帑金修复，委生员詹仰宪千户张振宗董其役，旬日告成。城旧有用砖处，至此尽易以石”（《县志》卷二《规制志？城池》）。
明代万历年间的泉州城是一座周围约30里，城墙高2。6丈，城基宽2。4丈，有7个城门，城门上都有门楼，还有140个窝铺，多用花岗石砌筑的宏伟城池。这样牢固的建筑物，在一次地震中竟然“楼铺雉堞多圮”，地震强烈可想而知。还有泉州的石牌坊，从前栉比鳞立，非常壮观，都用大块的花岗石榫接而成，在地震中竟然也“驱倒六座”。城垣与石坊的损坏程度，确属严重。然而，城坊的破坏是1604年地震或1607年地震所致，上述资料各执一说，谁是谁非，应加以辨定。我们认为是1607年秋大地震造成的。其理由之一，在文献与碑刻记述不同时，文献可能有印刷错字，也可能抄录错误，碑刻则由当时的当事人所立，不致错误，应以姜志礼《重修洛阳桥记》碑“丁未（1607）地大震，城垣坊剥，胥就颓”之句为主据。理由之二，如果是1604年地震，那时姜志礼尚未任泉州知府。城垣破损是国防大事，泉州在嘉靖年间又屡受倭寇侵扰，教训犹新，不可能城墙破损被搁数年后再修，应该立即抢修，以策安全。所以把城墙记为1604年地震破坏，1606姜志礼上任后才修理，难以成立。理由之三，查1607年地震后所有修缮工程，姜志礼都委詹仰宪主持，看来詹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城墙也是詹仰宪经办修缮的，并且于短时间内即“旬日造成”，而经费是“请帑金”，即由国家批准拨款。这些更可以证明明王朝对修城的重视，不可能倒塌而任其荒废了两年后再修。所以城垣石坊都是1607年秋天地震时破坏的。
（七）开元寺及其附属建筑也受1607年地震的影响开元寺东塔（即镇国塔）在1604年大地震中受损情况已见前述。未见开元寺在1607年大地震中受损的记载，原因在于1606年曾经及时加固一次。据詹仰庇《开元寺修东塔记》说：“万历甲辰（1604年）地大震……度材鸠工，葺衅饬坏，计易榱石百有二，捐银一百九十两有余。经始于万历丙午（1606年）正月，告成于八月”。
紫云大殿是开元寺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唐代，明洪武永乐年间（1368～1424年）曾重建。大地震前有两次重修，一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檀樾率寺众同修”（《开元寺志？建置》）；另一次在万历二十八年，据泉州文管会收藏的当年农历八月刻石的黄凤翔《重修开元寺记》石碑称：“年所历，日就颓毁，檀樾裔孙宪付同安黄君斥资鸠众，稍稍修葺之。而紫云大殿工巨费繁，力寄群缘，势难独任也。……凡八阅月而工告竣。”可见在1604年及1607年两次强地震前的十年左右，紫云大殿已经两次重修了，其中一次还是工巨费繁的大型修建。修建后应该比较牢固的，但是，到了1637年即崇祯十年丁丑，忽然又全部重建，《开元寺志？建置》说：“崇祯丁丑，大参曾公樱、总兵郑公芝龙重建，殿柱悉易以石，壮丽视昔有加矣。”紫云大殿中现存郑芝龙在重建时所铸纪年铁香炉，证明此次重建确有其事。为什么在一次工巨费繁的大修理之后仅隔三十年，就需要全部重建？除了它的损坏程度加速外，别无解释。这三十年中紫云大殿并无火灾、水灾、兵灾的情况发生，而资料上又无直接记载因地震突然倒塌。我们认为，紫云大殿在新修后遇到1604年和1607年泉州两次强地震而加速其损坏程度，以致相隔不久就非重建不可，这个推测如可成立，那么，1607年强地震对开元寺建筑物的损坏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从上述等八个方面的资料进行判断，1607年泉州发生强地震的时间在秋天的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即公历10月18日，泉州的大型建筑物因此几乎受损坏。
屡败屡战 九十五履迹澎湖
在明末清初，航海是勇敢者的职业，出海既没有天气预报，没有精确的钟表、计算仪器，又没有卫星导航，仅仅是靠一个罗盘和一个更漏。靠经验对天气进行判断，靠更漏计算时间，靠误差很大的指南针辨别方向（遇到海底铁矿和强地磁场会失灵）海图非常简单，补给经常跟不上，现在张之瑜又要出海，驾海船离开泉州下南洋去探索新的土地。
从泉州出发，下南洋需要趁上寒流南下，可是到了这里，寒流就开始捉摸不定，很难趁上，而现在是春天，南风已起，加上宫秀儿有怀孕的征兆，所以船到大洋上，就转向台湾。
船老大介绍：台湾早在天启年间被荷兰人占据，在现在台南地方筑了两座城，一座叫赤嵌城，一座叫台湾城。
在台湾近些的澎湖是来往渔船商船的非常好的停泊之所。岛上都是汉人衣冠。
据考证，澎湖有文字记录可考的历史早在唐朝，唐朝状元施肩吾唐朝睦州分水人（现浙江桐庐县境内），中状元后被授予江西按察使之位，因不惯官场，退居回乡，回到桐庐分水。潜居东乡招贤里，持守正道，以礼自处。他推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隐微奥秘，辨别诸子百家遗编，体察孔子颜渊“用行藏舍”之法的宜适，明晰唐尧虞舜之精粹纯一的旨意。
后来由于受到魏晋以来文人学士崇尚道学的影响，又前往道家胜地洪州西山（今江西南昌市）潜心学道。到了晚年，他终于感悟到学道无益于世道人心，修仙非士大夫所宜为，于是立下宏愿，率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他把大陆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也带到了那里，与当地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开发宝岛。被后人誉为开发澎湖的先驱者。
这位先驱者，在他的诗作中也记叙了当时开发澎湖的情景。
澎湖风光1在《继修台湾府志》中，有他的一首《题澎湖屿》诗：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盐水。
这首诗，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当时尚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中的澎湖“多鬼市”、“无乡里”的荒野情景，还生动地记叙了由大陆去的汉族人民和台湾当地各族人民一起生活和劳动的情景：少年们白天劳动，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夜晚，还手举火把，在海中，捕蚌采珠。是大陆人民和台湾各族人民一起耕种渔猎，共同开发宝岛的历史见证。
在另一首《感忆》中他写道：暂将一苇向东溟，来往随波总未宁。
忽见浮云归别坞，又看飞雁落前汀。
生动地记述了他率领族人离乡去开拓宝岛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在渡海中所见到的情景。
还有一首《赠友人归武林》，后四句云：去去程何远，悠悠思不穷。
钱塘江上水，直与海潮通。
这首诗说明当时由大陆到澎湖和台湾去的人是相当多的，浙江和台湾澎湖之间经常有人来往。
在辛勤的汉人开垦下，澎湖虽小却比当时的台湾繁荣发达，澎湖寨巡检司，或称澎湖巡检司，设置于澎湖群岛。有文字可考的设治时间1292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根据一般史书及元史、新元史，考定：“蒙元世祖远征日本因风失败，迂回台湾，道经澎湖设治澎湖，企图进取台湾，作为征日本之准备。”
该地方区划隶属于福建泉州府，主官为澎湖寨巡检。澎湖巡检司不但是澎湖群岛的首次行政区划，也是台湾地区的首次官署设置，但台湾本岛并未在内。这一机构原本设于澎湖岛，负责管理台澎地区事务。击败元朝取得中国政权的明朝仍依循前例于澎湖设置该官署。
唐宋以来，大陆因屡受战争的祸乱，百姓流离失所。尤其是宋朝南渡，政府偏安江南，沿海百姓渡海求生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元朝，到澎湖的汉人更多，他们已在此地建造茅屋，过着定居的生活，不仅到海上捕捞鱼虾，而且在岛上种植胡麻、绿豆，放牧成群的山羊，形成男子耕、渔、牧，女子纺织的聚落社会。
大陆汉人开拓澎湖之后，开始向台湾岛发展。据亲自到过台湾的元代著名地理学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记载，当时台湾东部高山峻岭，林木葱郁，西部平原土地肥沃，种植黄豆、黍子。大陆商人将处川的瓷器等货物运到台湾与当地土著居民交换硫黄、黄蜡和庞皮。
随着大陆人民的不断迁居澎湖，宋元政府注意并开始了对澎湖的管理。
曾在福建任官的南宋著名诗人陆游（1125―1210）的感昔诗说：“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尝记早秋雷雨后，舵师指点说琉求。”由此说明东南沿海百姓对琉求（台湾）是了解的。
南宋乾道年间已派兵到澎湖巡防。宋代文献《汪公行壮》中记载，1171年（乾道七年）汪大猷当泉州郡守，当时海上有沙洲数万亩，称为“平湖”。时有毗舍邪人侵入，割尽人民所种的作物。后来，为保护当地百姓的利益，汪大猷在平湖建造房屋对200间，派军民屯戍。这里所说的“平湖”，就是澎湖。稍后，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并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政府已经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了。这是封建政府第一次在台澎地区正式驻军。
《元史？琉求传》说：“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彭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从对地理位置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琉求指的是台湾。
公元1280―1368年，元世祖忽必烈要求日本镰仓幕府朝贡，因被拒绝，于是出兵征讨日本，途经琉球（台湾）和澎湖。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带兵6000人前往流求招降，如其不服就发兵攻击，朝廷从其请。当时有从小生长福建沿海、熟知海道利病的吴志斗主张先从澎湖发船往谕，了解水势地利，然后发兵。
当年10月，元政府命杨祥为宣抚使，给金符，吴志斗为礼部员外郎、阮鉴为兵部员外郎，给银符，往使流求，这是元朝当局经营流求的开始。
第二年，他们从汀路尾澳起航，船行不久，望见一个低而长的，杨祥以为已到流求，率众船停靠岛边，命令刘闰带领200余人分乘11艘小船上岸。岛上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引起争执，元军被杀3人，不得不撤到船上，继续航行，抵达澎湖。
第二天，因吴志斗失踪，只好返航，招渝流求的任务没有完成。
过了5年，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元朝政府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并由福州“徒治泉州，以图流求”。同年九月，福建平章政事高兴派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二人率军再次赴流求招谕。
这七八年是元朝积极经营台湾的时期。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为了便于对流求的管理，在1292―1294年元政府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隶属于晋江县、巡检职位很低，只有九品，主要负责巡逻和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澎湖巡检司的出现，说明元朝政府已经在这个地区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
宋元两朝在澎湖、台湾的设官建治，说明早在12―13世纪，台湾就已经归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了。
到了明代，由于倭寇出没，台澎地处海隅，明政府遂采取坚壁清野政策，1384年因为实施封海政策，予以废除。1563年，考量沿海治安等因素，明朝复设澎湖寨巡检司。此官署直至1622年，荷兰占领澎湖为止。
明代澎湖巡检司的辖区，扩大到台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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