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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者-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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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人太猛了，前五天就一下上了六七千人。开始是一个锅做饭，从早到晚地做也只能供每人吃一顿，不少会战人员只能到火车站的几个小店里买干粮吃。那萨尔图才有几个小店嘛！两天就把所有的小店存的东西全部吃了个精光。刘文明他们只好后来又架了三大口锅，仍然整天整夜地烧啊烧……到底一天烧了多少锅，给了多少人吃，刘文明他们都搞不清。反正有两点他们是清楚的：吃饭的人都是来参加会战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当地基本没有老百姓；二是说好了凡是路过这儿的下属队伍，行政处接待点只管一人一顿饭，常在萨尔图的机关人员一人吃两顿。那会儿人的自觉性高，不太可能有人多偷吃一顿。当然，吃饭是不用付钱的。
掌握会战物资大权的刘文明他们挺会动脑筋，凡看到披羊皮的，就知道是玉门、新疆和青海那边来的，给他们的物资就是帐篷和锅、碗、瓢、盆；凡是看到穿工服单薄的，就知道是四川来的，除了上面的物资外，还另加一条毯子和一件棉衣。人群中更多的是那些头戴军帽、身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他们最好对付，给一顿饭吃，再说一声“向解放军学习”，就完事了。
会战大军来到萨尔图，不管怎么说，多少还有人管他们一顿饭，可当他们再往战区的工作点落脚时，才发现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呢！
那是啥工作点嘛！一片荒原，除了冰天雪地，什么也没有！
薛国邦可能是运气最好的一个。他的采油队一到萨尔图，指挥部就把接收萨66井的任务交给了他——老薛是玉门油田的全国劳动模范，萨尔图眼下就一口出油井，他能得到这样的任务是挺光荣的事。老薛他们3月18日到的萨尔图，大伙儿没在萨尔图歇脚，第一天就步行到了井场。那时行李和工具啥都没有到，原来的钻井队已基本搬完了东西，只留下一间值班房。老薛他们就凑合过了夜。第二天钻井队连值班房都搬光了，整个萨66井成了一处光屁股井，还有就是周围的一片荒原。白天，老薛赶紧上萨尔图指挥部领到了一口锅和一袋粮食——刘文明他们告诉老薛：“你们可别再来领东西啊！这已经是特殊照顾你们了！”意思是再来领也不会有啥东西给你们了。
饭总得吃嘛！大伙儿从荒原上捡了些柴草，总算开了两顿饭。白天日子好打发，夜间可就惨了。十几人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下，一无房子，二无被褥，老薛他们只好抱成一团，围在一堆柴火前跑着圈子取暖。实在吃不消，有人就干脆张开嗓门，来一段秦腔，那一夜他们把周围的狼群吓得不知是咋回事地蹲在地上不敢靠前一步。这是第三天。
第四天，老薛有些着急了，这样呆着不是事，好不容易在井台周围发现了钻井队遗忘的一把管钳，于是他分组让同志们轮流修理起油井，以保证继续出油。其他的人则跑到萨尔图去要回了一顶帐篷。这一夜大伙儿说是来松辽后过的最幸福一夜：他们把帐篷铺在地，当作大被褥子，铺一半盖一半，人就在中间睡着……
第五天行李和工具总算到了。大伙儿高兴得跳起来，一大早就上萨尔图火车站搬东西。指挥部的人说，没有车给你们拉东西，你们自己想法吧。这不算什么事。老薛他们连背带抬将工具和行李运到井场，下午大伙儿就把帐篷一支，行李还来不及打开，便开始忙着采油前的准备。哪知，突然老天变脸，一阵狂风刮来，并且越刮越猛，刚支起的帐篷，被卷起跑了好几十米。十几个人手忙脚乱去逮住帐篷，可就是敌不过狂风。
老薛火了：“我们到大庆是来干啥的？参加大会战的呀！可连顶帐篷都支不住，还拿什么大油田？”
队员们不言声了，憋足劲，说啥也要把“家”安住！十几人也不知哪儿添来的猛虎下山之劲。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狂风中，帐篷终于立住脚。这个时候东方已露晨曦……五天五夜，这是老薛他们上松辽的初历会战的日子。薛国邦是后来大庆“五面红旗”之一，南战北征的他，为中国石油事业鞠躬尽瘁，屡屡负伤积疾，现今他仍在大庆安度晚年。那天我说要采访他，大庆的同志说老人家肯定现在说不了多少话，限我采访他半小时。哪知我到他家后一谈起当年的会战，几个小时里老人家就没有停过话。
比薛国邦晚来几天的玉门石油大军中还有一个人更了不得。他一下火车，拔起双腿就奔到一片大草原上，“扑通”跪下双膝，用力抠起一把土，然后仰天大喊：“这下咱们可是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
这个中年男子，个头不高，说起话来，震地动天。他瞅着车站上人山人海的都挤在那儿不是找队伍，就是向接待处的人问这问那，便火冲冲地大步流星地跑到那个牛棚改的指挥部，也不问谁是领导谁是管事的人，劈头盖脸吼道：“我们的井位在哪儿呀！钻机到了没有？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
顿时乱哄哄的指挥部里被这吼声震得静静的，人们回头一看：嘿，这不是玉门的老先进王进喜吗？
王进喜来啦？王劳模好！
大伙儿有人见过他，有人听说过他，这王进喜原来果真厉害啊！指挥部的干部和前来领东西接受任务的人都向他围过来。
“我是来问任务的，你们快告诉我吧！”王进喜瞪着三角眼，只对指挥部的干部说话。
指挥部的同志只好笑言相答：“王队长，你们1205队第一口井是萨55号，在马家窑附近。”王进喜一听，转向就出了那个牛棚。
“哎，王队长！让你们队的同志在这儿吃一顿饭，我们准备着呢！”接待处的同志在后面拼命叫喊着，王进喜像没听到似的，直奔他的队伍去了。
全队30多个人在马家窑井场住下后，钻机却没到，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王进喜冲大伙儿一挥手：“走，上火车站去！”
上火车站干啥去？
“帮着卸货呗！没看到车站上忙成这个样？”王进喜将鸭舌帽往额边一拉，跳上货车就干了起来。队员们没辙，谁让自己在全国劳模的井队呢！
王进喜和井队的30多名同志就这样，一到松辽便先当了7天义务装卸工。第九天，他的1205队钻机到了，全队人欣喜若狂，七手八脚便搬运起来。当时整个车站上只有4台吊车，成千上万的货物都在等待排队，轮到1205队还不知何年何月。
王进喜急得直拉帽子，问打过仗的指导员孙永臣怎么办？
孙指导员说：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守高地时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跟敌人拼。
王进喜大喜：“对，我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也得把钻机运到井场！”说着，他就让大家去找棕绳和撬杠，自己又在车站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解放”牌汽车。
这回齐了，王进喜让汽车倒到火车皮的旁边，架好跳板，于是全队37个人，你吼一声，我吼一声，硬是用了近一整天把几百吨井台的设备靠人拉肩扛从火车上搬了下来，然后又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一点点往井位挪动。似乎现在读者们看我的笔下很简单，其实王进喜他们干这活费老劲了！你猜猜，光两台泥浆泵，每台就有7吨半重，4吨载量的“解放”被压得轮胎“吱吱”乱叫，那会儿超载不是什么事，而且应该说越超越有本事。王进喜他们就是靠这本事硬将自己队上的所有装备弄到了井位。这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经典作风。后来余秋里听到王进喜这句“经典语”觉得很好，就在大会上到处讲：咱们为国家找油田，就这么个条件，国家穷呗！等行吗？不行！那怎么办？就要学王进喜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话从部长嘴里一出，就是行动的命令了，就成战斗口号了。说多了，有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嘀咕：这有条件要上没说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是不是有点违背科学规律啊？于是有人悄悄把这话反映到余秋里那儿。
余秋里一皱眉头，猛地一甩右手：这样吧，我们就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OK！这就完整和科学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即使说没有条件也要上也没错到哪个地方去。就像王进喜队上的指导员说的那样，跟敌人打仗子弹打完了，不也是属于“没有条件”了嘛！可人家战士用石头跟敌人拼去！那也是既可称没有条件也要上，也可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里包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精神，一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其本身就是在科学地争取条件过程，因此笔者不认为余秋里和王进喜他们最初的原话有什么缺陷，相反更真实、形象和生动。
王进喜是了不得！别人到萨尔图后看到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一片，也不知打哪儿干起，或者等着上面分配任务、安排工作时，他早把队伍和设备拉到了井位。第一口井5天零5个小时完成了钻井任务，而他本人5天零5个小时没离过机台。还记得他下火车后跑到指挥部吼着问领导那几句话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他王进喜奔的是要在大庆会战中争挑头战绩。1959年——也就是他来大庆时的前几个月，他的井队在玉门创造了年钻井71000米的全国最高记录。这个数字相当于旧中国有钻井史以来42年的总和。
你说王进喜了得吗？他在松辽出现仅短短十几天时间，就把几万人的钢铁大军震得全都对他又敬佩又羡慕。你看他整天一身泥一身油地没日没夜摸爬滚打在机台，受了伤、拐了腿，一跛一拐地照常在风雪飞舞的井台上冲锋陷阵。钻机刚转起来那会儿，附近没有水。王进喜一吼，端起脸盆就往水泡那儿去，一边端着水，一边拐着腿说：“余部长说了，我们来这儿是拿下大油田的，早一天拿下大油田，就早一天向毛主席报喜！没水就难住我们啦？呸！老子就是尿尿也要把井打了！”
房东赵大娘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205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一个铁人啊！”
“铁人？！这个名字叫得好！对，王进喜就是王铁人！我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大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进喜那样的铁人！向王铁人学习！”余秋里在一次干部会议时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于是经他这么一振臂高呼，“王铁人”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松辽大地，后来又传遍了祖国大地。
没看出来？余秋里和王进喜都是天生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话生动——生动得每个字都似乎在你面前蹦蹦跳跳的；他们的话形象——形象得你不用作任何比拟就会听后哈哈大笑；他们的话有力——有力得能调动你全身的热血去沸腾、去燃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是王进喜的话。
余秋里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
我在采访那些曾经与王进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时，他们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了生活中真实的王进喜：他绝对是个“大老粗”，可又绝对不是个“大老粗”。他的语言和行为生动得不用导演。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关于王进喜跳泥浆池、振臂高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样的镜头，都是后补的——是周总理批准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们与王进喜交流后，用不着多说几句，王进喜立马“进入情况”，且保证能令导演们满意。
王进喜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个人语言，是在松辽的石油大会战中得到磨炼和开始完美的。能使这位中国工人阶级形象达到完美程度的“艺术大师”，既有会战生活的本身，还有便是余秋里等人的推崇。
余秋里22岁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但在他一生的工作和战斗中从来没有少过与他并肩奋斗、争取胜利的左右手。石油战线几十年，他得到了康世恩这样的左右手，还有就是他树立起的王铁人这样的标兵与标兵队。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应该都知道，部队中还有一面旗帜，叫“硬骨头六连”。这面旗帜就是余秋里在军队工作时借以鼓舞指战员们学习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夺取胜利的一面旗帜。六连出名是在1940年余秋里担任八路军某支队政委时，那一次他领导的部队所属七团三营官兵们跟日本鬼子打得极其惨烈。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六连在指导员张会田和连长的指挥下，几度击退敌人进攻，把日本鬼子杀得尸横遍野。小鬼子也急红了眼，靠着比六连多几倍的兵力，在山炮、机枪和掷弹筒的支援下，连续5次向六连阵地发起进攻。紧要关头，指导员张会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工事，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杀啊——”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冲出工事，如飓风般地扑向敌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而指导员张会田和许多六连官兵也壮烈牺牲了……余秋里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喊出了威震山河的“向六连学习！消灭小鬼子！”口号。“硬骨头六连”的名字从此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传遍，直至今日。2004年5月，我专门到驻守在杭州的“硬骨头六连”拜访，在那个光荣的连队荣誉室里，我知道了他们是全军所有连队中荣获最多荣誉的“全军第一连”。毛泽东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硬骨头六连”的珍爱就像对铁人王进喜一样珍爱。
独臂将军在他灵魂和精神世界里从不曾缺过胳膊。他余秋里一生树起的这两面旗帜就够我们亿万中华民族儿女好好学习和继承几百年几千年的。“硬骨头六连”所铸造的军魂和王进喜身上体现的民族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秋里对此功不可没。
罗斯福有句名言：政治家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个正确而明了的方向，并为之自觉奋斗。对此，有人总喜欢把余秋里归为那种善于发现典型、善于宣传鼓动的政治家。其实看看余秋里一生走过的战斗经历，我们会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建设事业领导者）。因为他在这两种不同角色里都有非凡的业绩和贡献。
毛泽东欣赏余秋里也许正是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全才者，在高级领导者中不是很多，余秋里理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来松辽时，余秋里是以会战工委书记的身份而来。既然是前线大会战的一员，他就不喜欢别人再用部长的规格来迎接他。这回他下车的地址不是上回的大同镇，而是“挥师北上”之前就定下的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安达县城。100年前的1903年这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俄罗斯人却远远多于中国居民。到1909年有记载的史料上说，当时安达的中国居民是7户，俄罗斯人则有75户。
不过余秋里带着他的石油大军来这儿时，安达已经与俄罗斯人的时代完全变了样，但这儿的建筑最像样的仍然是俄罗斯人建的。特别是那个并不大却很讲究的火车站及火车站旁边的那栋两层楼的铁路俱乐部，十分别致和突出。这些建筑在今天我去安达采访时，仍然感觉它的风采照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安达，俄罗斯人留的这些建筑几乎可以盖过安达小城里的全部风光。余秋里他们的指挥部没有设在俄罗斯人留下的那栋豪华建筑里，而是在距火车站一两百米的那个县政府财务局小楼里。安达县城再找不到第二处这样的中国建筑了。其实这小楼也是可怜得很，最多也就像北京城里我们以前经常看得见的那种烧锅炉用的临时建筑罢了。但当时的安达只有这个条件。会战机关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一律住在民房。至于一线的队伍不用说了，能有间牛棚、马厩、帐篷住就算是天堂了。即便如此，对当地政府和百姓来说，这已经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嫌自己住在牛厩里气味不好、虫子咬人，便嘴上带出了几句牢骚。余秋里听后勃然大怒，桌子一拍：“若在北京你发这么个牢骚，我会向你检讨，因为是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可是在这儿，你要再说一句这样的牢骚话，我就把你开出石油部！你看看四周：荒无人烟，有几个当地百姓？你想住什么？有牛厩住算是天堂了！”
余秋里后来没过一个月跟着队伍也从安达搬到了萨尔图。他跟康世恩等会战领导也住在马厩里。雨季里，大部长住的房间里竟然到处漏雨，秘书给余秋里挪床铺一夜挪动了六七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我站着吧！看这雨滴还能把我淋成落汤鸡不？”余秋里在会战时有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这一天，余秋里跨进会战指挥部的自己办公兼卧室时，一眼就盯上里面摆着的那张三人沙发。他的眼睛瞪圆了，一声高吼，便把行政处负责人叫过去狠狠训斥一番：“对你说了：会战的同志们住什么我就住什么！你把房间里的沙发马上拿走！立即拿走！”
行政处的同志吓得只好把沙发给了正在筹建的会战医院。
当下，余秋里向会战全线干部和机关发出一道“圣旨”：所有会战一线的干部和机关人员，一律“约法三章”：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的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的宿舍。这三条“政策”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得令下面有些人想“灵活”也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大庆从1960年会战开始，一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前，这个后来已经有几十万人的石油城，竟然没有一栋楼房！有人说都是余秋里“约法三章”给“约”的，赞成地说这种作风就该代代传下去，反对者说这样城市还有啥可发展的！但谁也不能否定一点的是：余秋里在会战时作出的“约法三章”实质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的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庆会战和大庆油田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和上马的呢？现今40多岁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正是我们共和国处在最困难的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难，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中央当时给大庆会战追加的经费是两个亿。两个亿能干啥事？现在造一栋并不怎么气派的建筑就得花两三个亿，可那时国家拿出两个亿去搞石油会战，这已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事了。余秋里不靠提倡这种“约法三章”的做法，四五万人每人多吃一口饭，多加一碗菜，也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两个亿吃得精光，到那光景还谈什么大会战、找大油田？
“约法三章”其实是孕育大庆精神的第一把土壤。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从安达到萨尔图的沿铁路50多公里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地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扯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
“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和复杂得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地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得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20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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