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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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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鼻祖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3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的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工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变，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内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找到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拨钱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携手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1937年10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6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呀！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
“那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轮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开始日夜奋战起来，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余，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成员，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
“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厂。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贡献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5日上午到达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做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康世恩，“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公职，4人判有期徒刑。“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转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上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
康世恩说到此处，感慨地：“中国的石油，有彭总的一片苦心啊！”
余秋里深情地点点头：“彭总主管军队工作，他比谁都更清楚油的重要性。现代战争中坦克没油，大炮没油，战车没油，不等于等死嘛！有一次总理对我说过，说彭老总有一段时间每次见了他就催问油搞得怎么样了？总理被问急了，双手一摊，说你这么着急要油，那你派部队的人去找油呀！这不，你我都是彭老总推荐来石油战线的，我们的责任不轻啊！”
踏上玉门油田的第一步，余秋里迎着西北高原习习的清风，心潮起伏。现在，他是来领略和指挥新中国最重要的油田开采新高潮的。
“这就是余部长啊？怎么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工人和干部们对新部长的到来，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少一只胳膊”的部长，所到之处，毫无官样，该说的该笑的，跟他们钻井工人没什么两样呀！至于吃的睡的，工人们是啥样，他“少一只胳膊”的人也啥样。有一回，“少一只胳膊”的人还提出要跟钻机工人上一天班。工人们哪好意思让“少一只胳膊”的人干一样的活嘛！于是提钻起钻时便将“少一只胳膊”的人挡在一边。“少一只胳膊”的人急了：“你们这是干啥？我又不是来吃闲饭的！”说着，就拨开人群，上前抓起钻杆就抬。工人发现这“少一只胳膊”的人力气一点不比他们小喔！
“少一只胳膊”的人看到自己扛上的钻杆，顺着隆隆轰鸣的钻机徐徐下至千米的地心深处时，站在机台上“呵呵呵”地笑个不停。
一个西北汉子悄悄上前握了握“少一只胳膊”人的那只右胳膊，不想被对方紧紧握住捏在手心里。“哎哟哟——”那西北汉子顿觉自己全身发酥。
“部长，你的一只手挺厉害的噢！”西北汉子涨红着脸，对“少一只胳膊”的人说。
余秋里风趣地挥动右拳，说：“你可别小看我只有一只胳膊，打仗时我就靠它端起机关枪嗒嗒嗒地扫哩！”
从此西北油田上，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部长虽比别人少一只胳膊，但论力气还是蛮大的喔！
工人和干部们最欣赏他们部长的还是看他在开会时的那种神态：个头不高，站在那儿，却像铁塔那么敦实。说起话来，声音却像山庙里的铜钟，声一出，震天动地。再看他挥胳膊时的气势，比沙漠里刮起的沙尘暴还厉害！一切挡路绊脚的乱石，在他铁臂挥动之间，都会惊得满地乱滚，无地藏躲。要说他表扬你时，定叫你热血沸腾，斗志高昂百倍。他要批评你，那非令你浑身刺骨冒寒……
这就是余秋里。
余秋里这回到玉门不是想表扬谁，更不是想批评谁，用他自己的话“是来学习的”。所以一连数天他不是上机台就是钻到“干打垒”里与工人们促膝倾谈，海阔天空地谈。瞧他盘着双腿，抽着烟卷，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那么开心，那么倾情，那么专注。
“部长，北京来电，请你立即启程回去开重要会议。”秘书李晔过来悄悄对他说。
余秋里只好起身，与工人们一个个握手，然后颇为遗憾地对大家说：“时间短了些，短了些，等我开会回来，大伙儿再唠唠！”
但等余秋里再回到玉门时，他的脸上不再那么整天露着笑容。“是来学习的”话也不说了。整天找干部开会，讨论油田如何增产的事。
这当儿，中国南边发生了大事，8月23日下午5点30分，我军3万发炮弹，以雷霆万钧之势，射向金门岛，令全世界震惊。毛泽东则在北戴河的别墅里笑谈风生，继续他的“钢铁指标问题”。
军事用油，彭老总紧催不休；经济放“卫星”，“小弟弟”的石油部被逼得无处可躲。余秋里的压力别人无法理解。
上，必须尽全力上！就是尽全力，咱石油部也就是吃奶的那点力气！
“咋呼什么？就是吃奶的力气也得给我上！”余秋里发威了！打娘肚子里出来后，他什么时候服过输？
王鹤寿在冶金部当了“钢铁元帅”，全国人民跟着他们去炼钢。石油部有啥资本？充其量就是玉门、柴达木和克拉玛依这么几个油田。四川的情况刚刚布局，百台钻机还不知什么时候见成效。余秋里可以发威使劲的就是这大西北了！
“立即通知各矿厂负责人到克拉玛依开现场会！”与康世恩一商量，余秋里命令部机关向全国石油系统发出紧急通知。
地处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真的不错。这里与玉门和其他油田相比，可谓天堂了。机关办公有楼房，工人住的也不是“干打垒”，一切都是像模像样的。正如朱德元帅所说：“三年时间，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座4万人口的石油城市，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一个很动人的神话。”
这个神话大半要归功于苏联老大哥。因为克拉玛依的建设开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老大哥”建矿可不像中国穷兄弟，一确定矿要开发，油还没见多少，楼房、舞厅都已到位。人家会生活嘛。
余秋里第一次来此，望着整齐划一的楼区和办公地，有些意外，也对此没有多说话。但在现场会上，他的声音却特别大：“同志们，新疆克拉玛依现场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他的面前是五六个麦克风，本来就洪亮的声音被放大了好几倍，震得戈壁滩上的乱石跟着他的声音一起跑。
台下，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全神贯注。
“我们开这个现场会的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国家现在要油！我们石油部就要急国家所急，多找油！多出油！多贡献油！”
油——油——油！千里戈壁上，被一个“油”字，震得雷声隆隆，风腾云舞。
要多找油，就不能让阻碍找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四川局的总地质师李德生听得汗水淋淋。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干扰出油的理由成为理由！
刚上任几个月的川中勘探局的秦文彩听得后背发冷。
要多出油，就不能让缩手缩脚的理由成为理由！
老红军出身的张忠良听得四肢在颤抖。
作为石油部的党组书记，余秋里同样需要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拔白旗”精神。“拔白旗”之后是“插红旗。”
大会执行主席张文彬宣布“插红旗”的劳动竞赛开始：“有请玉门局钻井公司贝乌五队队长王进喜上台讲话！”
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男子，一脸憨厚地“噌噌”几下跳上主席台。然后掏出一沓皱巴的发言稿。余秋里一看就乐了：是王进喜啊！王进喜同志，你就别用发言稿了，放开讲吧！
王进喜回头一看是独臂将军在对自己说，脸上便露出一片憨笑：“嗯。”然后转过身去，对着麦克风，突然发出一声雷吼：“我是代表玉门贝乌五队来向新疆1237钻井队挑战的！”
会场一万余名干部职工开始一愣，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最高兴的要算余秋里和康世恩等领导了。余秋里瞅着台前的王进喜哈哈大笑，对康世恩说：“看看，我说王进喜这个名字好吧，他一来，就会给我们石油战线带来喜事儿！”
这个时候的王进喜并没有像大庆时的王进喜那么响牌，人家也不叫他“王铁人”。但王进喜既然生来是条汉子，所以从他一出现玉门，这石油战线就被这条“龙”搅得翻天覆地。
这位和平时期的民族英雄、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年头，与余秋里同生在秋天的季节里。他也是赤贫出身，倒不像余秋里连个大名都没有。别看王进喜个头不高，可他妈生他的时候，将其放在筛子里一称，整十斤哎！于是他第一个乳名就叫“十斤娃”。王家距玉门油田不远，是玉门县赤金堡王家屯人。王进喜的父亲王金堂按其堂兄王进财往下排，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王进喜。可旧社会那会儿，王金堂没有因为儿子取名“进喜”而得过啥喜，家里依然穷困至极。“我6岁就要出去讨饭。”王进喜对小时候的苦难记忆犹新。
1937年6月2日，玉门油田的开拓者孙健初一行来到玉门时，随行的还有位美国专家韦勒博士。10月，他们来到赤金堡的石油河考察时，结识了一批当地用土法挖油的赤金人。这里边有一个浑身油黑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当时几位科学家不知其名，就称他是“油娃”。韦勒博士对赤金堡旁的石油河考察兴趣特大，在当年10月底给家人写信详述了认识“油娃”的情形：
我和中国的孙健初先生走到山下，在河边的一个小石头房子前停住。这里住着一些工人，他们每天负责收集原油，他们共三个人，还有一个10多岁的小孩。这个孩子只穿一件很破的皮袄，下面刚到膝盖。因为一天到晚和原油打交道，浑身都是黑色。他大概从没洗过澡，一身原油只有用砂纸才能收拾干净。也许正是这种周身的保护层才使他免受严寒之苦……
时隔54年后的1991年10月，韦勒博士的女儿、美国作家哈瑞特·韦特访问玉门，她异常兴奋地谈到父亲的这封家书，问油田的人能不能找到赤金堡的那个“油娃”。后来当她得知那“油娃”就是名扬中华大地的“王铁人”时，连声说：“我要把这美丽动听的传奇写成书，介绍给全世界。”
王进喜是15岁那年到玉门油田打工谋生的。那时旧社会资本家统治，对打油工人压迫很残酷。玉门矿门前有四根石柱。工人们在油矿干活，生死由天。故而这一带有民谣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进到玉门矿，如进鬼门关。”王进喜在“鬼门关”里苦度了他的青春少年。
余秋里初识王进喜是在一次听玉门局局长焦力人汇报工作之中。焦力人说，他们这儿有个钻井队长什么事都要抢先，少了他就跟你急。年初油田为了响应部里“努力发挥老油田潜力，积极勘探开发新油田”的号召，组织了一批先进钻井队在玉门老油田附近的白杨河一带工作。当时玉门有个标杆队，队长是景春海为首的贝乌四队，正在与新疆局的以队长张云清为首的1237队在进行劳动竞赛。两个队都想在“钻井大战”中获得先进。王进喜开始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这事后很生气，非闹着也去“大战白杨河”参加竞赛。一直闹到焦力人局长那儿，弄得焦力人只能让他带钻井队去参战。这一去，王进喜的名声就大震，他把原先的两个钻井队全都甩在后面，创造了全国钻进速度第一名。余秋里平生就喜欢这样敢打敢闯的虎将：“走，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大闹调度会的王进喜！”于是焦力人便跑在前头，领着余秋里来到白杨河工地。余秋里在钻机台上握着王进喜的手赞扬道：“王进喜，你这个名字好啊！进喜进喜，你叫咱们石油部也进点喜嘛！”
王进喜后来真的给中国石油带来了大喜。这大喜是在两三年后松辽大地上出现的——此为后话。
现在我们先看克拉玛依现场会场上的王进喜。当他把矛头直指新疆局的杆标队时，对方的领头是谁？他是名声显赫的“石油师”原警卫排排长张云清，张文彬手下的一名虎将也。正规军人出身，战场上杀敌建过奇功，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人物。
张云清原来也是玉门局的人，后来新疆成立石油勘探局，便随师政委张文彬来到了克拉玛依。这时听玉门的王进喜的手指着自己在喊挑战，他张云清怎能忍得住？只见他跃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既对王进喜，又对全场一万余名参会者吼道：“我们这个月要打7000米！”张云清说月钻7000米是因为知道玉门的王进喜来者不善，他王进喜是因为听说张云清上个月创造了月钻进4000米的全国纪录后，很不服气，于是来克拉玛依前王进喜在队上几经动员和研究，决定这回乘现场会之机，决意要跟张云清他们搅和搅和。哪知张云清不吃他那套，你不是要超过我吗？那我就放他个“卫星”让你“老王”做缩头乌龟！
王进喜是谁？天塌下来敢去用脖子撑的家伙呀！见张云清夺过麦克风喊出了“7000米”时，便伸手就将麦克风重新抢回来：“我们要打7200米！向毛主席报喜！”
张云清气呼呼地看了一眼王进喜，凭借其高半个头的优势，将其挡在一边，又冲着麦克风大喊：“我们8000米！”
“我们打8500米！”不知什么时候，王进喜钻到张云清前面，只见他双手各抓一个麦克风，嘴巴都喊歪了。
后台的余秋里和康世恩等笑得前仰后合。台下一万余双手更是拼命击鼓。
张云清个高手长，猛地夺回麦克风，这一使劲，麦克风的铁管子都扭弯了。但电线没断，张云清不管三七二十一，今天非要压倒你这“玉门佬”——在新疆局的兄弟们面前要是输了面子，他张云清以后还怎么做人？
“我打9000米！”张云清喊出了天文数字。
王进喜愣了一下，看看对手，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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