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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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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想法是我们每个人都将有一个舞伴，他将和我们有同样的个性，穿上相配的服装，因此，卡明埃（发音是卡一明一埃）是撅起嘴的那个品牌造型。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家伙，半意大利血统，在瑞士长大。他身着黑色紧身衣，他的头发全部往后梳。梅兰妮·B的舞伴是吉米·古尔扎，她后来嫁给了他（接着又离婚了）。洁芮和她的舞伴克雷斯琴·斯托姆也有关系。
我一看到他就意识到克雷斯琴其实就是克雷斯琴·豪斯福，是雷恩学校最受宠的学生之一，我一度非常喜欢他。
【文】他说他改名字是因为英国演员工会，虽然我好像也没听说过业内有另外一个叫克雷斯琴·豪斯福的人，但是你得承认克雷斯琴·豪斯福没有克雷斯琴·斯托姆酷。
【人】然后，爱玛的舞伴是埃兹太加·诺亚，个子小却灵活；梅兰妮·C的舞伴是罗布·纳斯，一个混血儿。另外还有两个舞者：塔考·巴巴（3年以后在《真步者》中是我的伴舞之一）和路易斯·思朋斯。他们只是凑凑数、做特技，但也可以替换任何一个“辣妹”的舞伴。
【书】我与卡明埃和路易斯的关系最好，尤其是在巡演过程中。他们知道我多么想大卫，经常走进我的化妆室和我聊天。他们俩对服装都很在行，可以一整天谈论“古琦”和“普拉达”。
【屋】2月24日我们在都柏林的泊因特开演，在那里我们演了两晚。3月2日，星期一，我们在苏黎世举行了欧洲大陆上的第一场音乐会。那以后的各站巡演我完全记不得了。我们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演出是4月1日在多特蒙德。然后是回到英国，回到曼彻斯特。其他姑娘呆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的时候，我在沃斯利和大卫在一起。
一天晚上，白天排练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在顶楼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录像，这时，“扑费”和“史努比”在厨房里开始大声吼叫起来。“扑费”和“史努比”（是“扑费爸爸”和“史努比小狗”的缩写）是两条罗特维尔小狗（一种德国种黑色短毛高大猛犬），那年圣诞节大卫为我买的。其实我更想要那种毛茸茸的狗，但是大卫一直受到一些跟踪者的纠缠，所以他说我们真的更应该买护卫犬。
不知怎么的，那两条狗正在做着它们的护卫工作，不知是什么让它们生气了。大卫立刻走到平台的窗口，向后花园里看，看见一个男人正在攀越篱笆。
我不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同样的事情。
那两只狗也是像发了疯一样。“扑费”和“史努比”在花园里，正对着后门叫。大卫说在门后他刚好能够看见一个人站着，正仰头往窗子看。所以他打开窗子，对着那个人大喊让他滚开。但是，那个人就是站在那儿，盯着他，一动也不动，什么也不做。然后，大卫才意识到他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那些吵闹声开始的时候他在床上。因此他转身上楼，报了警。不出5分钟，房子上空来了一架直升机，3辆警车停在外面，到处都是摩托车。那个人不见了踪影。
很明显，所有这些大卫都告诉我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两只狗呆在屋里的原因。虽然它们看上去很大，但是其实它们还只是小狗，我不想它们发生任何事。
这一次，我们没有麻烦警察。赖安·吉格斯就住在30秒的距离之外，因此大卫给他打了个电话，还有另一个朋友住在离这儿大约4分钟的路程。
“那支彩色弹丸枪在哪儿，大卫？”我说。
他最近刚刚和队友们玩过这种作战游戏，游戏中你用彩色弹丸相互射击。大卫是那种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装备齐全的人。因此，他带着一支枪去参加他们的彩弹游戏了，但是这支枪的威力太大，他们不肯让他用。
“在最上面那个抽屉里。但是不用麻烦找它了，”他又加了一句，“因为没有弹丸。”
“为什么没有？”
“我向隔壁房顶上开火，全用光了。”
现在我还能感觉到这话很有趣，但是那时我没有笑。
现在，赖安和他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赖安手拿棒球棒，另外一个家伙拿着高尔夫球杆。大卫从大厅的包里抓起另一支高尔夫球杆。但是太迟了，无论是谁，他已经跑了。
我非常非常害怕。我再也不想在那间房子里多呆一分钟了，我想这个疯子还会再回来的，任何事都会发生。我们甚至都懒得把衣服穿好。我只是在睡衣上套了一件田径服，上了车，开到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旅馆，其他姑娘正待在那里。
我们刚刚上床，突然我开始想，如果这个疯子回去把狗杀了怎么办？幸好凡尔纳和JP还在，他们主动要求回去把两条狗带过来。因为“扑费”和“史努比”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就把它们放在旅馆的洗澡间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到很大的响声——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大卫早起训练的时候，他都像英国空军特种部队一样蹑手蹑脚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些混乱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开始大喊起来。洗澡间里到处是，猜猜是什么：毛巾上、浴盆里、地板上、墙上。这真叫人恶心。
对我们俩来说，沃斯利结束了。我们不能继续在那间房子里生活下去了。它一点也不安全，而且你没办法让它安全。无论如何，发生了这些事以后，我不想再住在那儿，即使你在房子周围挖个壕沟，里面放满鳄鱼。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一个我们一结婚就买得起的地方。
第十五章 失去一位朋友
我们需要在靠近球场和机场的地方买一幢房子。当我外出旅行时，大卫不得不独自做这一切，因此每天训练结束，他就得开车四下寻找合适的房屋。
在一次这样的寻觅过程中，他来到了曼彻斯特南部靠近威尔姆斯洛的奥尔德里—埃吉。在这之前他已经收到了一些正在这一地区兴建的房屋的详细资料，可是他都不满意。
但在他返回的途中，他注意到一些正在修建的维多利亚式公寓，因此他开车去看这里是否有要出售的。就这样他找到了这座公寓，在小道的尽头，周围栽满了树。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框架，但购房者可以乘电梯上去。那是顶楼，完全与外部隔绝，绝对安静，房间大而明亮，光线充足，空气新鲜。
在这之前，我们从未想过要购买房屋，那是因为我们所见过的房屋没有一个是让人感觉安全可靠的，即便买下那些房屋，我们也得建造围墙，安装昂贵的安全系统和其他设施。
还有，我们不能肯定是否真的想把钱花在一栋大房子上，因为，总有一天，大卫会结束在曼彻斯特的足球生涯。我们都是伦敦人，伦敦才是我们永久的家。即便大卫的足球生涯都要在曼联度过（如今很少有球员会这样），那也只考虑他一个人的情况。而且，当我们要有一个真正的家，一个抚养我们孩子长大的家的时候，那个家应该在伦敦。
幸运的是，在我生日快到的时候，我有几天假期，我去看了这座公寓。因为楼层较高，光线比较充足，而且能看到周围乡村可爱的风景，总之感觉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能让它变成真正舒适的家。
正如戈夫橡树，奥尔德里—埃吉曾经是一个村庄，但铁路建成之后，任何在那儿建造价值超过100英镑的房屋的人都可以免费乘火车去曼彻斯特——当时100英镑可是一大笔钱。现在奥尔德里—埃吉还有许多旧式的房屋和庄园。尽管距离老特拉福德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周围都是乡村。
奥尔德里—埃吉这个名字取自村庄后面的一座小山，归“国民托管组织”（创立于1948年，重在保护和管理古建筑）所有，山上树木茂盛，满眼绿色，是散步游玩的好地方。村庄里设施齐全，你需要的它都有；肉铺、面包店、熟食店、药店、干洗店、餐厅，还有两个规模不大的跑车陈列室：“青莲”和TVR，这是大卫喜欢的。
如果我在采访中说到这些奥尔德里—埃吉的跑车陈列室，我就会在新闻头条中读到：“高贵”为了那些跑车搬到了奥尔德里…埃吉。对于玩笑都无法理解的传媒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们仍然在不停地问——好像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大卫是不是真的穿我的内裤？
这件事是由我参加一个电视聊天节目引发的。那个节目叫做“流行风”，当你出了唱片或者要宣传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去参加这样的节目。这是在“维多利亚的秘密”电视采访节目之前做的（一些人甚至认为那是相当严肃的节目）。
“流行风”的制作人是佐伊·鲍尔和詹西·希克斯顿，那是一个你不得不表现得幽默风趣甚至滑稽可笑的节目，从介绍姓名开始，节目的内容都是在调侃讽刺（对于那些我们还不了解的人，“流行风”是明星们恢复名誉的诊所）。
并且，他们会为观众安排一个骗局，让一个还不到9岁的小女孩来问你问题。她会问是不是我让大卫穿了莎笼裙，以至于让法国南部的所有人都感到愤慨和厌烦。请记住我总是喜欢笑在最后——因此，我首先说“我喜欢穿裙子的男人”。观众们都笑了，我接着说：“如果你们认为这很有趣的话，你们应该看看，他里面穿了什么——（停了一会儿）——我的内衣。”那完全是即兴的，只是个玩笑。
大家都笑了，因为这就是你要在采访中做的事，即便是厚着脸皮也得让大家笑出来。第二天，这就成了头条新闻：“大卫·贝克汉姆穿他妻子的内裤。”全世界都疯了。我不知道议会有没有讨论这件事。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我想说，我的内裤大卫连一条腿都伸不进。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
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
你怎么解释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最后一次见到洁芮是在飞往赫尔辛基的飞机上，我还记得那次飞行因为当时我们心情都很好——毕竟，我们在飞回家，尽管在家只能呆一天。我记得我一直在笑。然后，我们拥抱，说再见。
我无法想像事情会这样。真的，一点儿也想不到。
我们仍然打算保密。洁芮可能病几天，或几个星期。
我们的欧洲巡演也只剩最后一场演出，在去美洲巡演的第一站，迈阿密的演出前会有短暂的休息。这一切可以掩饰过去。最终她会恢复理智。可是在我去机场的路上，阿伦·爱德华兹打电话来。报社有人打电话告诉他说看见洁芮在希思罗机场登机去了法国。那么洁芮没有生病。整件事都炸开了。
报纸都忙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报道说我们在从赫尔辛基返回的飞机上大吵起来。有报道说我们甚至打了起来（事实上在返回的飞机上，我们在笑）。有报道说这几个月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有人说洁芮的离开是这个人的错，或那个人的错。我是说洁芮的离开就像麦田里的怪圈（庄稼成片倒伏现象，成因不明。现在多用来指难以解释的现象）一样无法解释。我确信有人会认为她是被外国人绑架了。
这有点像每个人都希望戴安娜王妃的死是出于一个凶险的原因——军情5处的阴谋。因为那个事实——她的遇害是因为酒醉开车的司机——对于过着童话般生活的王妃来说太普通了。我并不是说洁芮离开“辣妹”组合和戴安娜王妃去世一样是个悲剧，但当洁芮离开时，人们总想在地板上找到些血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但是，没有。事实就是洁芮离开因为她想离开。除了洁芮本人没有人要为她的离去受指责。
洁芮确实比我们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作为惟一一个未接受舞蹈训练的“辣妹”，这一切对她确实更困难。一周六天每晚登台表演对她来说不容易。尽管她接受了额外的训练和彩排，她仍然觉得很难跟上一场接一场的演出的步伐。并且她为此而受到了批评。当人们说你是一个没有天赋的歌手时，那简直太可怕了。而事实上人们正是这么说的。我应该理解她。
但是“辣妹”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她们歌唱得好或舞跳得好。在开始试听时，鲍勃和克里斯拒绝了比我们更优秀的歌手，因为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好听的声音。“辣妹”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好嗓子还因为我们有个性。而你绝对无法
指责洁芮没有个性。
我并不比其他任何人知道得更多，但我越想就越觉得好像整件事都是洁芮精心计划好的：她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出来的时候作出歉疚的样子，要向社会偿还她欠下的东西，如果你不反对这种说法的话，为联合国工作，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而背地里却在录制她的个人专辑。然后就是光彩熠熠地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
我记得在“帕金森”节目（著名BBC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迈克尔·帕金森主持的节目）中又见到了她，穿着救世军的灰色军装，扎着好看的马尾辫，没有化妆，看上去毫无生气，让人厌烦，说什么“姜汁辣妹”不存在了、“姜汁辣妹”死了等等，等等。我在想，你也许骗得了帕金森，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她的第一首单曲出炉了，是《再见，联合国的小可爱》。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放荡的洁芮”，披着一头丑陋的假长发——我不知道她以为她在做什么，但那样做真无耻。
没有品位的洁芮又回来了。在音乐录影带中，一辆大轿车上放着一只花环，上面写着“姜汁”。“辣妹”有许多小歌迷，我认为她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她的音乐而批评她——至少媒体不会——因为他们需要她。音乐界的人做事有着不同的方式。洁芮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不是世界上歌唱得最好的，也不是舞跳得最好的，要让她的音乐被人们接受，她就必须获得公众的同情，那样的话，人们都会认为她很不错。
洁芮想要忘记她以前做过的一切，甚至忘记曾经有过一位“姜汁辣妹”。可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如果没有“辣妹”，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成就。是的，有时走在街上，当有人叫“喂，‘高贵”’时，我确实感到恼火。我像其他人一样不想走在街上听见别人叫着自己的工作名。想像一下——“喂，建筑工人”或者“喂，接待员”。因为“高贵辣妹”是我的工作，是她成就了我。至于洁芮假装不承认这一点，只能说她比较傲慢。
在她的自传中，她说我们知道她要离开。也许她认为我们懂得测心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懂为什么她要这样说。也许这能使她的形象更好一些，否则等于承认是她让我们处境尴尬。当然，她确实就是这么干的。洁芮·哈利维尔让我们处于绝对尴尬的境地。
抽奖节目结束后，我们直接去了希思罗机场，在那里乘飞机去奥斯陆。此时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维京的官方用语将会是：“洁芮正遭受着精神疲惫的严重困扰。”是的，正确。
我们知道奥斯陆将挤满各方媒体，希望看到我们拉长了脸，正如我们解雇西蒙时他们的表现一样。当时是离了他“辣妹”无法生存的“斯文加利辣哥”，现在是离了她我们无法存在的“姜汁辣妹”。
媒体中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看，这对她们不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着自从黛安娜·罗斯（1944年生于一个美国黑人家庭，与好友组建“至高无上”乐队，担任领唱歌手）离去之后，“至高无上”乐队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们并不在乎历史对我们不利，历史说过一支女子乐队无法征服美国。对我们不利的媒体才是我们不想见到的。
我们只有几个小时来重新排练节目。我们有顶替的伴舞，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去准备一个替身“辣妹”。从编舞方面看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舞蹈演员都会告诉你四人舞总比五人舞容易。奇数总会让一个人站在中间，后面或前面。甚至在演唱上四个也比五个容易。我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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